2024年大选前瞻：解释美国社会撕裂的“四个美国”理论

文 | 林一五

今天是一篇旧文重发，原文发表于2021年，在2024年总统大选鸣锣开幕的当下回顾这篇文章，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接下来看到的很多现象。

我们介绍的是发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21年7、8月号上的、作者应该算在进步派里的乔治·派克（George Packer）写的《四个美国》。《四个美国》还有一个副标题，“彼此冲突的有关美国目的和意义的想象，正在撕裂这个国家，还有和解的可能吗？”

文章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起笔，描绘了美国的四种面貌，四种讲述美国故事的方式。按照派克的说法，四种叙事，代表四类美国人，美国社会就是在四种叙事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撕裂的。

第一种叙事，派克称之为“自由美国”。

所谓的“自由美国”，缘起于七十年代保守主义运动在共和党内成了主流，又随着里根的上台在美国成了主流。这里的自由，内涵偏向“新自由主义”。支持这种哲学的人一般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者”或“自由至上主义者”，英文词是libertarian。

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个东西，自由放任主义者一般推崇哈耶克，认为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其他的少管。据说在法语意大利语里，libertarian和“无政府主义”是同义词。我们都知道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立，自由放任主义在美国是属于保守主义范畴的。新自由主义，新的自由，也即新的保守。

按派克所说，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有两个思想来源，一个是精英的传统主义（elitist traditionalism），信奉者为“惧罪”的新教徒、传统天主教徒、南方农民、梦想成为贵族的人、与人群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者；另一个是反共分子（anti-communists），这些人比如Whittaker Chambers曾经都是美国共产党员，向右转后将自由主义视作“浅色调的共产主义”，极力抨击。必须要说的是，不管是精英的传统主义还是反共分子，都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但吸收了它们理论要素的新自由主义，却利用七十年代美国人对滞涨的不满，靠着前好莱坞明星里根的微笑，一统江山。

派克抱怨道：“大多数投票给里根的美国人，没人告诉他们‘自由美国’将打碎工会，枯竭社会项目，或是改变反垄断政策，它将带来一个新的垄断时代，由沃尔玛、花旗、谷歌、亚马逊、摩根大通和美孚石油构成的二次镀金时代。”

他还说：“闪亮的山巅之城本来预想以精力充沛、富含同情心的居民组成投身于国家复兴工程的社区，取代遥远的大政府。但是没有东西能将这座城市凝聚在一起。山巅之城是中空的，一群全都只想索取更多的个体。”

他继续说：“在《独立宣言》中，自由在平等之后到来。对里根和信奉‘自由美国’叙事的人来说，它意味着摆脱政府和官员的自由。它意味着做生意不受监管的自由，只要市场能承受无论给工人开多少（低）工资的自由，破坏工会的自由，将你所有财产全都传给儿孙的自由，负债买断有问题的公司然后为资产剥离它的自由，拥有七间房子的自由——或者无家可归的自由。摆脱所有障碍的自由是竭泽而渔的，它也侮辱人们的人格。”

被误导的民众最终遭遇到了经济上的冲击，但更为可怕的是，新自由主义给他们打上的思想钢印让他们失去了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应的，摆脱了制约的保守主义精英们由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垄断财富和舆论，本身也在快速劣化。派克举了一个例子，在最初的时候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创办人Willliam F. Buckley Jr.，是里根，现在呢？是Ted Cruz，是Sean Hannity。

派克总结道，“自由美国”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不负责任刻入了‘自由美国’领导者的基因”。

第二种叙事叫“聪明美国”。

这是流行于美国前百分之十的领薪职业人士（salaried professionals）的叙事。在信息科技、电脑工程、科学研究、设计、法律、新闻和艺术各个行业的领薪职业人士，总体财富比不上职业经理人和投资人，但因为人数规模，他们享有非常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他们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最适应现代科技的群体。他们的身份主要不是由籍贯和国家来定义的，而是由毕业学校和职业定义的。

在精英主义和拥抱资本主义方面，“聪明美国”和“自由美国”有重合的地方。不过对于政府介入的态度，“聪明美国”要比“自由美国”灵活。因为本身是通过学历和就业确定的社会地位，“聪明美国”的信奉者需要政府来保障每个人获取平等的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所以，种族平等是要的，多元招聘是要的，穷人的基本生活安全是要的，穷人家孩子受教育的机会是要的，这些都要政府出面保障。

“对他们来说，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比起重新分配要更容易接受一点。”

“聪明美国”的代表，要属克林顿夫妇。“黑人职业人士”奥巴马是另一个代表。

不过话虽然这样说，领薪职业人士通过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和舆论影响力，也悄悄地形成了自己的垄断。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的老饕们是通过移除监管、降低税率将权势传代，那么领薪职业人士则是通过将教育资源收入囊中实现阶级稳固。

各种数据都表明，领薪职业人士有能力也有意识更早更多地在子女上学问题上投入金钱，他们的孩子顺理成章地会在将来继承他们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这一点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对比中尤其明显。

在《美国的体制问题》里我们介绍过2021年4月《大西洋月刊》上Caitlin Flanagan的《私立学校是不能原谅的：在美国富人子弟与穷人子弟所受教育的鸿沟大得惊人（Private Schools Are Indefensible: The Gulf Between How Rich Kids and Poor Kids Are Educated In America Is Obscene）》，当过私校老师的CF对美国的教育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批评。

有一点当初我没有展开分析，这里可以写一写，很应景——CF虽然批评公私学校的鸿沟，但她自己同时也是私立学校的学生家长。CF无疑是领薪职业人士的一个代表，她这种暧昧的态度，正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聪明美国”支持者们微妙的心理。

对领薪职业人士的这种微妙心理，派克是这么评论的：“这种公平的理想解释的却是精英主义的残酷。如果你不晋级，除了你自己，你不能责怪任何人和任何事。那些成功者可以在道德上感到心安。”

从七十年代开始，那些领薪职业人士，那些“成功者”，开始聚集在民主党的旗帜下。“‘自由美国’为‘聪明美国’塑造了可接受的思考半径，自由贸易、去监管、经济集中和平衡预算成了民主党主张的政策。”而符合这些人需要的多元文化主义等，也将民主党改造成了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政党。

对“聪明美国”，派克的总结是，“作为一种国家叙事，在‘聪明美国’里，国家这个概念只有微弱的存在感。‘聪明美国’并不恨美国，因为美国对精英主义很友好。”但因为本身的成功，“聪明美国”的信奉者不需要祖国，他们依靠的是学历、职业、家庭以及自己的小圈子。他们对爱国主义嗤之以鼻，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爱国主义某种程度是情绪性的，而情绪带来不确定性，会影响赢家已经掌控的局面。

在派克说的四种叙事里，我对“聪明美国”是最感兴趣的，因为我总忍不住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聪明中国”？那些天天把暧昧不清的“世界公民”说法挂在嘴边的，难道不是吗？我还忍不住想，“聪明中国”的信徒里，那些爬的更高更快的，有一些似乎还想把“自由美国”复制出来。

推荐项飚老师这篇关于世界公民的文章，从康德的世界主义开始，很好地对世界公民这个概念做了正本清源。

第三种叙事叫“真正美国”。

“真正美国”确定成型，要归功于2008年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2008年秋天在北卡的一场造势大会上她面对着成千上万的蓝领工人喊出了这句口号。

佩林自己就是“真正美国”的代表，那些惹得“聪明美国”信奉者不喜的特质，成了吸引“真正美国”信奉者的利器。这些特质包括但不限于她工薪阶层的出身，她的口音与方言，她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她上了四所大学才拿到学位，她五个孩子的名字都很接地气，她宁可生下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也不愿意堕胎，她未婚先孕的未成年女儿，她丈夫的钓鱼生意，她全家的打猎习惯。

“真正美国”呼吁强烈的爱国心，甚至到了为了“纯洁性”和“力度”而批斗肃反的地步，派克用了三个词来概括这种倾向：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

“真正美国”的信奉者许多居住在乡镇，他们喜欢熟人社会，排斥陌生人，喜欢大家一样有钱或者大家一样穷，他们可以为了宗教信仰而放弃教育，可以随时准备和“境外的敌人”与“境内的叛徒”决一死战。

显而易见，“真正美国”是直接站在“聪明美国”对面的一种叙事。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强化了这种对立，“真正美国”的支持者大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而在他们看来，危机的始作俑者，一众城市精英，却以各种方法逃脱了惩罚，甚至有些大发国难财，变得更有钱。

派克把佩林和川普联系起来，他说佩林是一个领先于时代的民粹主义者，如果她晚两年出现，她就是女版的川普，愤怒而茫然的红脖子会像抬起川普一样把佩林抬进白宫。

派克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有一点他没说的更让我在意，那就是佩林成为副总统候选人时，全美国都在问“佩林是谁”。比起“真正美国”的代表佩林，背后那只把佩林捧起来的手更为关键。2008年和佩林搭档竞选总统的是共和党大佬麦凯恩，麦凯恩家族可是著名的豪强，直到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麦凯恩已经去世，共和党各路人马还要看麦凯恩遗孀辛迪·麦凯恩的脸色。显然麦凯恩家族都应该属于“自由美国”阵营，那他们和佩林的联盟就多了一层深意，足以说明“自由美国”和“真正美国”的关系。

我们可以抽出这么一条脉络：“自由美国”搞乱了这个国家，“真正美国”成了受害者，“聪明美国”作为喝汤的受益者，既对前者的贪婪和无节制不满，又对后者时刻提防。“真正美国”实际上反对的是“自由美国”制定下的规则，但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决定了他们并不总能认清问题的根源，在愤怒无处发泄时，他们被“自由美国”引导，成了打击“聪明美国”的主力。事情到川普上台后起了变化，猛人降世，“真正美国”的力量（或者说怨气）变得出人意料的强大，它反过来裹挟了“自由美国”，也钳制了“聪明美国”。

还剩最后一种叙事，派克将其称为“公正美国”，或者更准确的称呼——“不公正美国”。

派克讲了一个故事，在他那一代人眼中，一切都在缓慢变好，过往的问题都得到了回答，比如美国曾经有奴隶制，但最大的障碍已经搬开，08年美国选了一个黑人当总统！

然而，派克注意到，在许多35岁以下的美国人眼中，美国并不是处在上升中的，换句话说，他们并不买老一辈的账。两代人的争论中，一个叫弗洛伊德的男人死了。

在幻灭中长大的年轻人迷上了批判理论和身份政治，哪怕他们中许多人还没有搞清楚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但这不妨碍他们以流行的模式滥用它们。

派克问：“‘公正美国’叙事是什么？”他立刻自问自答：“它并不将美国社会视作一个混合的、流动的整体，而视作一套固化的等级制度，就像是种姓制度一样。”具体的案例分析我们在之前的读书笔记里做过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李实等《<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贫富分化的秘密丨读中国计划（十八）》、《接着读李实等《<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21世纪是“拼爹”的世纪丨读中国计划（十九）》、《怎样算富人？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什么样？继续读李实等《<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丨读中国计划（二十）》、《中国需要怎样的福利国家制度丨读完李实等《<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丨读中国计划（21）》）。

《21世纪资本论》里有大量关于美国现象-制度-原因的分析。

“我描述的四种叙事都产自美国在维持和扩大战后中产阶级民主方面的失败……我非常不想生活在其中任何一种共和国里。”在《四个美国》快要结尾的时候，派克这样写道。

然而事实是派克同时生活在这四种叙事中。四种叙事，四个美国，各自代表了过去五十年美国历史中的一部分真实，诉说着不同群体的心声，所以它们被各自的信徒深信不疑。

派克是进步派的作家，他写《四个美国》一方面是要批判，另一方面也是呼吁美国各界赶快找到共识，找到一个能被所有人分享的叙事。

最后我们来聊聊派克笔下这个“共同的叙事”。派克没有指出它是什么，但他确实明确提出了寻找它的方法，这在全文开始第一段就摆出来了：

我大致翻译一下这段的意思：国家就像个人一样，通过讲故事来理解它们是谁、它们从哪里来以及它们想成为什么样子。国家叙事就像个人叙事一样，容易陷于感伤、委屈、骄傲、羞耻、自我蒙蔽。从来就不止一种国家叙事——它们一直互相对抗，一直变化。最持久的叙事并不是那些最符合事实的，而是那些传达我们最深的需要和愿望的。美国人现在都知道民主基于共同分享的事实——当事实变得可以被取代，我们就迷失了。但就像没人能在不断的自我批评中过上幸福和富足的生活一样，国家要求的不仅仅是事实——它们需要表达道德身份的故事。对着镜子的长久凝视必须以自我尊重结束，否则它将吞噬我们。

在我看来，这段话信息量惊人，而且包含着让人裂开的诚实。尽管全文都是对四种叙事的批判，尽管毫不留情地讽刺了“自由美国”欺骗民众时的选择性叙事，但乔治·派克提出的终极解决方案其实可以说跟他批判的对象如出一辙——事实和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讲好故事，迎合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道德想象。不能总是自我批评啊，对着镜子看自己，一定要越看自己越顺眼。历史也是可以虚构和剪裁的，只要它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我们以前写过《在美国，媒体精英已经开始公开鼓吹“新闻不需客观”了么？》，要说走得远，乔治·派克可比Leonard Downie Jr.走得远得多了。今日美国社会的撕裂，除了乔治·派克批判的四个群体或者说四种原因，他自己难道不也代表了在这中间功不可没的第五个群体吗？作为进步派作家的乔治·派克把别人都骂遍了，独独饶过自己，这种虚伪使他对别人的批判哪怕有道理，也完全起不到他所期望的通过讲道理解决问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