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工，我参与的一场诱捕 | 人间

这是一个老故事了。对立健来说，这事仅是漫长人生中的半年时光，对我而言却是无数难眠夜晚的片刻闪回。

选择做一名社工，也许是因为些微的助人情怀，也许是受港台影视的影响。彼时上海市社区矫正正在试点，除了我这种通过笔试、面试、政审、体检进去的社工，还从监狱局、教育局、检察院抽调了一批老同志来参与此项工作。当时这种社区矫正社工限制户籍地报考（因为本地人更好开展工作），也算让我圆了父母的心愿，端上了铁饭碗。

2004年，我上岗后，领到了两块工作牌，一块是司法局的临时工作证，一块是社工站工作证，其后我被指派到了一个老城厢工作。很幸运的，进去单位就有两位师父带我，一位是监狱系统的老同志，另一位是企业工会的老骨干。

我和师父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服务对象基本是缓刑、假释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在刑人员。最初几个月，我常常要拿着街道司法所的介绍信去派出所调取户籍档案，把在册的矫正人员的资料认真地抄录、校对好，录入司法局的系统，为要服务的社区矫正人员完成“一人一档”。

派出所的值班民警一次会取出好几大本档案，让我去一旁的小房间抄写。翻开厚厚的牛皮纸封皮，户籍档案里的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新旧交叠钉在一起，有些年代久远的法律文书还是手写的。有些服务对象从青年起就“数次进宫”，那一张张褪色的判决书和减刑裁定书拼起了一个人的大半生，甚至一些判决书里还会详细记载他们的犯案始末，简直像是一本自传了。

刚出象牙塔的我，社会阅历浅薄，只能从卷宗中了解服务对象们，追溯他们的经历，然后在户籍警或社区干部的帮助下，对他们的生活现状探得一二。社区矫正工作刚刚开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肯定不会抱有多少人文情怀，都不愿承认犯罪其实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更多地将罪错归结于个人或家庭原因。有时候，户籍警会打趣我：“小姑娘做这个工作，天天和坏人打交道，三年五载就很老练了。”

我们的工作按照属地管理，我负责的街道既是老城厢集中地，又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市中心，还是上海市著名的观光旅游景点，外籍人士多、外来流动人口多，人员成分极其复杂，犯罪类别五花八门，除了常规的暴力犯罪，最多的是经济犯罪。

不过，像立健这样年轻的服务对象是鲜见的——他那时16岁，是抢劫罪的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他是单亲家庭，从职校辍学后犯的罪，他的父亲老蒙有前科，为社区刑释解教重点关注人群（现已没有劳教）。由于他犯罪时未成年，加上老蒙主动赔偿，因而获判缓刑，到了我这里进行社区矫正。

犯罪是一种社会越轨，我们可能会对反复越轨的中年人觉得无可救药，但是一定会对一个初次越轨的年轻人心存惋惜。

第一次见面，是在当地派出所。立健此前在看守所里待了8个月，人消瘦、黝黑，一言不发。肖警官是本地的户籍警，在对他进行了一番常规教育后，就向他介绍我：“这是以后负责帮助你的社工，小贝老师。”

立健抬了抬眼皮，点点头。肖警官继续道：“以后公益劳动、思想汇报、集中教育，都听小贝老师的，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也和她说。”

立健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见老蒙姗姗来迟，肖警官有些生气，意味深长地说：“老蒙，这儿子你要好好管了，抢劫是重罪，他把人家脑袋敲破了，不是年纪小，肯定要进去吃官司的。”

“知道了，肖警官，我一定管好他。”老蒙赔着笑脸。

肖警官再次提醒：“立健，你最好弄个学校去上，千万不要出事情，不然就收监了。对了，这几年不能离开上海，知道吗？”

立健点了点头。

立健年纪小，师父觉得年轻人之间好沟通，就嘱咐由我负责他的个案。我那时也就20岁出头，实在无法如民警般的老练，无论服务对象何种类型，犯何种罪错，我都会下意识地按照年龄和矫正对象建立一种“心理辈分”，对年长的多一分敬意和小心，对年轻的多一分亲近和热情。对于立健，就是如此。

立健家是一间上海老城区的厢房。我要登上细窄高陡的不规则梯阶，转角再转角，才能进到那个不到10平米的逼仄空间。房间里只有1把躺椅、2张床和1个柜子，老子的床和儿子的床之间挂着一块布帘。

同立健谈话时，这空间小得发闷，幸而这老厢房带个小露台，上面虽然堆满杂物，但是立健在此获得了不少快乐——在他这片小天地，能俯瞰老城厢低矮的平房，眺望对面的金碧辉煌的花园小区——那是当时上海当之无愧的顶流商品房。

立健白天总是睡觉，闭门谢客，他没有手机，老蒙也只有一个小灵通，联系这对父子是真不容易。鉴于矫正前3个月每周都必须接受个别教育，我绞尽脑汁见缝插针地找立健。

某次，我照例向肖警官汇报情况后，当天下午，老蒙就来社工点找我了。他先吸了一口烟，说：“小贝老师，我们以前日子过得不错的。小家伙小时候很聪明，参加全国美术比赛，还拿过一块金牌。”

老蒙其时还不到50岁，身材健硕，但没有正式工作，只偶尔打点零工，社区为父子俩办了低保，生活挺拮据的。他额头的川字纹深深的，眼睛里透着精光，立健遗传了这双眼，看人的时候即使斜挑暗瞥，也会有种尖利的光芒在你身上霍霍打转。

“那立健后来为什么不画画了？”

“后面我生意黄了，离婚了，这孩子就没人管了……”

“出事情后，孩子为什么不上学了？”

“职校把他开除了，这小子说不要读书。”

“立健爸爸，现在是矫正初期，有些规定立健必须遵守的。”我再次陈述了立健必须遵守的规定：每周个别教育1次，每月集中教育1次，公益劳动10小时，书面思想汇报1份。也重申了《关于违反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执行措施》。

老蒙拍胸脯保证，说一定配合，看好孩子，怎么也不能让他再进去了。但当我询问他立健平时都在干什么，他却一愣：“睡觉呀，他也很苦闷的，出去也没钱。”

“不睡觉的时候干嘛呢？”

老蒙又一愣，很快反应过来：“混混日子吧。他又没事可干，小贝老师，你放心，你和肖警官也打个招呼，我已经没收他的手机了，也不给他钱……” 

老蒙喋喋不休了好一会儿，但都是自以为是，以他的好恶评价儿子的状态，以他理解世界的方式代言儿子的想法。不过，我倒也藉此拼凑完整了立健的成长轨迹——他童年时活泼开朗，喜欢画画，虽然成绩不好，但是老师同学都挺喜欢他；后老蒙生意失败锒铛入狱，妈妈就离开了，他被寄养在爷爷家，每月妈妈会送来200元生活费；待老蒙出狱后，他的性子已变得叛逆不服管教了，学习差劲，父子俩就这么将就混日子；直到他进了职校，认识了一些社会人士，开始逃学，才读了一年不到就走了老蒙的老路……

社工点就在老城区沿街铺子后面小弄堂里的二楼，底楼是一个厂房仓库。走进这条小弄堂，生活百态就近乎赤裸地扑面而来：因为周边的老式公房没有独立厨卫，各家的马桶经常就摆在底楼，有居民甚至索性把马桶摆在居委会大门旁；电线杆上有不少居民晾的衣服，刚挂上去时，如淅淅沥沥下小雨；那块有一座城隍庙，还有一个尼姑庵，所以本地不少居民信仰混杂，院子里有一棵几百年的古树，居民们总在树周围的地上插香祈福……虽然居委会一直劝导讲究文明，整治环境，但是收效甚微。

到了傍晚下班时，到处飘着饭菜的香味，拐弯走出大门，老街商城华灯初上，摇曳着华美的霓虹，谱写着夜上海的风情。

社工点只有两间办公室，小的是禁毒社工办公点，大的由我们矫正社工和青少年社工共用。这间本就不大的办公室，又硬是被我们隔出了一间“谈心室”。

8月天气闷热，立健第一次来了社工点。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一饮而尽后，拿出一张《思想汇报》，我一看，字迹端正，密密麻麻，刚好一面。除了常规介绍了目前的生活外，还对自己的罪错做了一番检讨，最后略带调皮地写着：“保证接受肖警官、小贝老师的管教和帮助，随叫随到。”

“立健，你字挺漂亮的，内容也不错，反省得还挺深刻的。”我笑着说。

“在看守所里一直写，早都练出来了。”

“最近打算干什么呢？（你）爸爸说你天天睡觉。”

他有点不好意思：“前段时间没事干，天气太热了，懒得出来。小贝老师，后面公益劳动、个别教育，我都会准时参加的。”

突然一声手机铃声响起，立健立刻掏出一部崭新的爱立信手机，按了一下。

我诧异道：“这手机你哪里来的？”

“我妈给的。”他得意地扬了扬手机，“前两天她给了我2000块，我就买了手机。”

“嗯，那你把手机号给我吧，这样我找你就方便多了。”

“好——不过小贝老师，我妈给我钱的事，我爸不知道，你可别告诉他……”

立健说，他这些年一直悄悄和妈妈保持着联系，但是不想让老蒙知道——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老蒙和立健妈妈并未登过记，立健也不算是婚生子。早年老蒙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立健妈妈吃了不少苦头，为了不再和老蒙有瓜葛，多年来，他们母子俩都是私下见面。

这次沟通后，立健基本每周都会自觉来社工点报到，无论是接受个别教育还是参加集中教育，都十分乖顺，几个年长的社工都挺喜欢他，他也从最初的沉默寡言变得开朗外向起来。

居委会组织矫正人员去社区老年活动室打扫卫生，立健就去了一次，回来后满腹牢骚：“这太傻了。小贝老师，这桌椅要么不脏，要么脏死了，‘小新疆（另一位年龄稍大的矫正青少年）’把桌椅都擦得发白了。那里的老爷爷都劝他不要擦了，桌子要擦塌了！”他一手捂住肚子，一手拍桌子，哈哈大笑、肆无忌惮。半晌，他停了下来，一本正经地问我：“有别的公益劳动吗？扫大街也可以啊！”

就这样，立健被安排到了附近的公园捡烟蒂、扫垃圾，每个月10小时。那个公园是江南风格的小园林，兼顾居民生活和旅游观光，人员显得尤为混杂，翠竹掩映的步道上有晨练的居民，有悄悄发“愿主降福”的教徒，还有不少摄影爱好者。我不放心，便和立健一起做公益劳动。立健干活卖力，戴着手套，拿着长夹，轻轻巧巧地把花坛里的纸巾、水瓶、一次性饭盒都迅速清理干净了。10月天气渐渐凉爽下来了，可立健每次劳动后总是满头大汗的。做完后，他也会主动帮忙把劳动用具洗干净，还到社工点。

转眼间，3个月过去，立健的矫正初期算是平稳度过了。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复学——虽然原来的职校回不去了，但是市面上还有不少面向社会招生的中职院校和夜校。立健画画不错，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学美术设计，倒是对汽修专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喜欢摩托车。

青少年社会越轨中，同伴群体的影响尤为重要，要帮助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同伴关系，融入社会，无论是考虑当下还是长远发展，复学或进修都是不错的选择。当时上海的职业教育发展迅猛，我们还联系了青少年社工，准备让立健学电脑设计或者烹饪，掌握一门技术。老蒙难得支持儿子，还拿来了一张北大青鸟的计算机培训广告，说是让立健“去北大学电脑”，把社工点的老师们都逗乐了。

那段时间，老蒙和立健父慈子孝，常常一起来社工点。老蒙找了份零工，家里宽裕了不少，立健染了头发，看起来和一些好玩的同龄人没两样。当时的我天真地认为，青少年只要过上和同龄人相似的生活，不处于失学、失管、失业的状态，就不太可能犯罪了。

立健17岁生日那天，我特意去元祖订了一个水果夹心蛋糕，下班了就去到他家。老蒙给他买了一块手表，他很高兴，指着蛋糕说，自己大概有10年没过过生日了。

吃了蛋糕后，我俩去了小露台聊天。夜晚的老城厢灯火通明，霓虹错落有致，老街的复古牌匾在夜晚的浮光中摩登起来，对面的摩登大楼熠熠生辉，沿街商铺张灯结彩。

立健点了一根“牡丹”，吸了几口，缓缓道：“小贝老师，我很小就抽香烟了。”

“几岁开始抽的？”

“12岁吧。一开始跟着爸爸抽‘中华’，后来没钱了，抽‘大前门’，那个时候就有瘾了，后来更没钱了，就抽一块钱1包的没有过滤嘴的香烟，真是辣嘴巴。”他轻描淡写地说着。

“有一块钱1包的香烟吗？”我难以置信。

“当然有，”他双眼兴奋地亮起来，“就是细细的卷烟，没有香烟屁股，像粉笔一样。”

“这抽起来应该很呛吧？”

“没办法，抽了辣嘴巴，不抽，头痛。我13岁就离不开香烟了。”

我沉默片刻，心里堵得慌。

立健接着说：“我小时候画画特别好，有一次得了一个全国金奖，拿到了一块金牌，很大一块。”他开心地比划给我看：“你知道那金牌后来去哪里了吗？”说完，就突然严肃下来。

“弄丢了吗？”

“不是，是卖掉了！”

“是你……你爸爸卖的吗？”我不安地问。

立健回头看着我，眼神亮亮的，突然笑了出来：“是我自己卖掉的，就卖给了我的同学，50块钱。”

“当时是很缺钱吗？”

“也不算，就是想要钱，50块到手，我就去吃了一个肯德基汉堡，剩下的钱我花了很久。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厉害，赚到钱的感觉太好了。”

“卖掉奖牌，心里会不舍得吗？”

“没有一点不舍得，只要是自己的东西，我都可以换钱！钱是最重要的！”他狠狠吸了一口烟。

也许在立健心里，钱是一种强烈的安全感的来源，比亲情、荣誉更重要。幸运的孩子身边有爱他的父母帮他解决问题，而且死心塌地、不计代价；不幸的孩子只有把自己变得有钱有权，才能获得一些安全感。凡是看似虎胆龙威的人，心头都有投鼠忌器的惶恐。

立健的QQ名叫“飞鹰堂堂主”，在网上，他似乎更外向，热情洋溢，充满力量感。他告诉我“飞鹰堂”是“东门帮”的分部，他是这个分部的老大。至于“东门帮”到底是真实存在的组织，还是青少年们效仿《古惑仔》创建的虚拟世界，我不得而知。

立健对那些“江湖”上的轶事、江湖儿女的恩怨情仇，总是侃侃而谈，我担心他再次结交社会上的不良分子，常常提醒他洁身自好，但是他毫不在乎。稍感安慰的是，他答应我开春后的新学期就去学汽修。老蒙似乎也在为他办入学手续——因为被学校开除又是社区服刑人员，他现在只能去民办的中职院校了。

之后，我和立健的面对面交流变少了。每次沟通后，我需要把谈话内容以及重要信息记在台账上、日志上。当时的矫正工作行政化色彩很强烈，月度要上报系统，季度要考核台账，对于工作痕迹的追求让我陷入了一种定式思维。仿佛只要做完定期打电话、打完写下来、月底提交上去这一切，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是矫正工作的复杂性岂是这些台面功夫可以穿透的？对人的关怀、对社会的洞察以及对制度的理解，何其深邃。

12月转眼过去，年底是最忙的时候。全市的矫正社工组织了一台晚会，大家围绕工作创作了不少节目，有朗诵、歌舞、小品等。其中一个小品《阿大矫正记》，演出的社工把雪村那首脍炙人口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改了一下，歌词“俺们那个山上下来的，俺们谁也不害怕……”，唱出了我们眼中矫正对象的样子。小品里，“阿大”最后家和业兴，我也暗自憧憬着每一位矫正对象未来都有个好的归宿，尤其是立健。

可是不久后，我突然接到了肖警官的电话。

他的声音很低沉：“小贝，立健现在和你有联系吗？”

“一直有联系。”

“上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一天。”我回答着，心里隐隐不安。

“你听我说，立健犯事了，就在圣诞节晚上，骑车抢劫，把人家包抢了，还有暴力伤人行为，分局已经发通缉令了。”

我心里一片冰凉，四肢瞬间麻木了。

“立健这小子手机也关机了，他老头子也找不到他。小贝，你能找到他吗？你平时怎么联系他的？”

“我……我们有时候QQ联系，大部分时候打电话。”

“好，那你想办法在QQ上约他出来，我们要采取行动诱捕。”

“诱捕？”

“对！需要你的帮忙。”

“不，不。”我下意识拒绝，“我们社工不可以参与诱捕，这违反工作伦理。”

我无比紧张又极力抗拒。

“小贝，你记住，别说你是一个司法社工了，就是一个普通人，也有义务配合警方办案。”肖警官的声音不容置疑。

“我试试劝他自首。”

“这样风险太大了，他现在属于危险分子，要尽快归案。”肖警官声音依然低沉，但语气急促起来。

“肖警官，我不想做。”我心里很乱，但是不想找借口。

但是肖警官不死心，他找到司法所，找到我的领导，给我做思想工作。

“小贝，你要配合民警的工作。”领导说。

“我不能参与诱捕，我们有保密原则。”

“现在就是保密的，我们尽快拘掉他，是给他机会。”

“应该联系立健的爸爸。”

“老蒙清楚这件事，推得一干二净，立健要是再出事情，后果更严重。”

我心惊肉跳，领导还说，如果诱捕成功，要给我送锦旗，记功。其他社工也都一致认为立健现在很危险，很可能再次抢劫或者犯下更严重的暴力罪行——因为这一次的抢劫伤人，立健变成了主犯，如果诱捕成功，他就面临着再次判刑，在矫正期内犯罪，不可能轻判，而且会立刻收监。

立健才17岁，我不敢往后想——我只知道，我参与诱捕的话，他一定会很憎恨我，要是报复我怎么办，以后我要怎么面对他？我是一个社工，不是执法者，而是一个助人者！“助人自助”“案主自决”这些张口即来、却从未践行的伦理价值一下子蹦了出来，还有老蒙……

我心乱如麻，这是工作使命还是伦理困境，我说不清也想不通，最后在强大的压力下——我同意了诱捕。

肖警官向我一再保证会做好安全措施，立健归案后，他也会和老蒙做思想工作，我们是帮他，又不是害他。社工站的领导给我批了3天假，行动结束后我可以回去休息，平复心情。

立健的手机一直关机，我只好一直守在电脑旁等他上线。终于，3天后，我们联系上了。

“手机怎么关机了？短信也不回。”我问道。

“我和爸爸吵架了，懒得理他，就关机了。” 

“你爸爸急死了，你最近都住在哪里啊？”

“住我朋友家里。”

“立健，明天来一下社工点，把这个月的思想汇报也带来。你矫正期快半年了，我们重新调整一下服务方案。”我努力控制自己的语气自然如常，担心他听出什么。

“好的，明早就来，思想汇报我来了再写，嘿嘿。”立健答应得很爽快。

挂完电话，我心潮起伏。

新年的隆重，无声地凝结在小楼窗前高挂的腊肉上，油润精壮，紧绷扎实，闻不到丝毫的咸齁味，只有松弛的肌体才会透出气味。肖警官换上了便衣，神色严肃，跟两位同事一起埋伏在一楼的小院里。

“小贝，你只要和他打电话确认，一定要确保他来，其他的你不用管。只要他踏进这个楼道，我们就会立刻行动。”肖警官拍了拍我肩膀，“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我坐立难安，站在二楼过道的窗前，暗自祈祷一切顺利，祈祷立健不要反抗，祈祷他不要恨我。

“老师——好。”立健一踏进小院，就看到了二楼的我，他穿一身黑夹克，牛仔裤，露着洁白的牙齿，左右各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下一刻，他做了一个弯腰的动作，右手如同绅士般从胸膛划到左下腹。“老师——好。”他再次重复了这个充满仪式感的动作，身边两个女孩子笑得花枝乱颤。

我却是心惊肉跳，别过身去。几乎是同时，肖警官几个人一扑而上。

1个多月后，我见到了老蒙，他看起来有些疲惫。

“小贝，他现在在看守所，肖警官帮他争取了一个自首情节，说是到社工点自首的。”他看了我一眼，“也要谢谢你，对他的帮助。”

我低下头，避开了老蒙锐利的目光，心里很难过。4个月后，立健被转到了新收犯监狱。再后来，肖警官告诉我，他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因为有自首情节，判得算轻，不过要加上之前的缓刑，总刑期应该在5年以上了。

从那以后，我曾无数次幻想自己再次见到立健是什么情形，也曾无数次幻想立健质问我为什么要害他。出狱后，立健也快23岁了，和我现在一样大，他又会如何看待当初的事呢？

我们没有再见过面，1年后，我就调离了这个街道，但是立健的个案让我永远警醒，日后每次遇到青少年矫正人员时，我都无比小心翼翼，怀疑一切细节……

十几年后，社区服刑人员戴上了电子脚铐，大街小巷也布满了探头，犯罪的难度和成本都提升了。更可喜的是，公检法都对少年犯加强了帮教力度，无论是心理矫治还是行为纠偏，都给予了这些在社区服刑的少年更多的支持。现在，未成年的矫正对象不用再参加任何集体形式的教育和公益劳动，都改为个别教育，虽说是社区矫正，但是这些孩子是要被隐匿的。在社工眼里，这些孩子是应该被保护的。

可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年轻人，他的犯罪代价仍然是很高的。《凉子访谈录》有一期谈到了这个话题，一个26岁的刑满释放人员自述：在中国，犯罪会影响三代人，不能考公，不能当兵，不能做正规的工作，很难有五险一金。就算想当外卖员、快递员、保安、保洁这些底层工作也不可以，因为无法开具《无犯罪证明书》。就算工作，也往往只能拿到普通人薪资的一半。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工作40年，那么刑满释放人员的一生起码损失100万。100万还是可以量化的损失，那些不可量化的损失呢？这也是我们为每一名罪错青少年扼腕痛惜的原因。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