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2021年哪个传染病死亡人数最多？

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的《2021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2021年全国（不含港澳台）共报告法定传染病6,233,537例，死亡22,198人。

其中，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2,727,282例，死亡22,179人；报告死亡数居前5位的依次为艾滋病（19,623人死亡）、肺结核（1,763人死亡）、病毒性肝炎（520人死亡）、狂犬病和流行性出血热，占乙类传染病报告总数的99.7%，而这两年流行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尹哥更愿意称其为新冠病毒病），中国大陆的报告死亡人数是2人。

自2008年起，艾滋病的死亡人数一直位居传染病首位。2021年，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是其他所有传染病死亡人数之和的7.6倍。

上表的数据显示，2021年艾滋病的发病率为4.27/10万，死亡率为1.39/10万；对比2020年报告数据，发病率（2020年为4.43/10万）有所下降，但死亡率（2020年为1.34/10万）却有所上升。

2021年6月，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关于到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的政治宣言。联合国报告显示，得益于抗逆转录病毒等疗法的推出，自2001年以来，优质和可负担的治疗已避免了1,620万人死亡，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已下降43%。

然而，目前艾滋病每周造成的死亡人数仍有1.3万。自 2010年以来，新增感染减少了30%，2020年有150万人新感染了艾滋病毒，而2010年为210万。虽然感染和死亡的人数都在下降，但降速还不够快。要想达到2030年终结艾滋疫情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困难。

众所周知，艾滋病有三大传播途径：性行为（精液、体液）、血液（吸毒、输血）、母婴（生育、母乳喂养）。随着对艾滋病传播方式的宣传和普及，经血液和母婴传播的艾滋病已有效降低。

2016-2020年期间，中国的艾滋病经输血感染病例接近零报告，母婴传播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而性传播占据绝对主力。据《2020年预防艾滋病最新核心信息》显示，近年来中国新增的感染病例中，95%以上通过性传播感染，其中异性传播约占70%，男性同性性行为者每100人中就约有8人感染艾滋病。

而且近年来，新发感染者中，青年学生和老年人群体感染人数增加。世卫组织数据显示，老年群体是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报告数年增长率最高的群体，2019年60岁及以上感染者占全年新报告感染数的25%。15-24岁的青年学生感染人数11年间增加了10多倍。

所以，为最大限度遏制艾滋病性传播上升势头，首先要增强艾滋病防治意识，加强宣传教育，避免不安全性行为。

事实上，几乎没有人直接死于艾滋病毒。当感染艾滋病毒后，免疫细胞遭到攻击，如果艾滋病毒打败了人体守卫者——CD4⁺T细胞，就如同军队的前锋攻破了城堡的城门，更多病原体乘虚而入，出现诸多继发性感染，或是罹患恶性肿瘤。患者往往并非死于艾滋病本身，而是免疫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后，其他并发疾病对身体带来的摧残。

虽然目前艾滋病还无法彻底根治，但并发疾病是可以避免的。针对艾滋病，学界有个观点“治疗即预防”，如果早期患者坚持服药，会抑制病毒的繁殖，保持免疫系统的平衡，并可将传染的可能性降低96%。如果患者能坚持长期抗病毒治疗，则有可能将艾滋病变为一种慢性疾病，生活质量及寿命与正常人差异不大。

比如，NBA史上最知名的球星之一——“魔术师”约翰逊，自1991年公布患有艾滋病，至今仍健在，算起来已与艾滋病毒共存了30多年。

在对艾滋病致病机理有了进一步了解后，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比如抗病毒类和蛋白抑制类药物，这些药物并非作用于消除病毒，而是限制病毒的复制，为免疫系统争取时间。

1985年，第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齐多夫定（ Azidothymidine，简称AZT）诞生，但因为费用高昂，直到1987年，FDA 才批准它用来治疗HIV感染。1992 年，扎西他滨（Hivid）开始作为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与 AZT联合使用。1995年，首款蛋白酶抑制剂沙奎那韦经美国FDA批准上市，第二年，首款非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奈韦拉平获批上市。1996年，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首任科学研究主任和首席执行官何大一发明了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能长效抑制HIV的药物。比如，2018年，我国自主研发出第一款艾滋病药物艾博韦泰，患者只需1-2周注射一次，就能长期抑制。2021年初，美国FDA首次批准一种HIV-1长效抑制方案上市，患者每个月接受一次名为Cabenuva的注射疗法，体内病毒即可被抑制。

但这些药物或疗法要不是因为艾滋病毒变异速度太快，容易对某些药物产生耐药性；要不是治疗方法复杂时间长，患者依从性差；要不是治疗费用太高，可及性差；要不就是保护时效不够长，不能百分百消灭病毒。如今，艾滋病仍是无法治愈的传染病，多重耐药患者面临无药可医的境地。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数据，目前全球范围内现存HIV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人数高达3,800万人，且已累计导致超过3,500万人死亡。然而，至今仍未开发出有效的艾滋病疫苗，现有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T）也只能抑制病毒，而不能清除HIV病毒或治愈艾滋病。

迄今为止，医学界至少已有四例被治愈的艾滋病例，可能有侥幸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未在更多病人身上重现这一奇迹。

这四例分别是被称为“柏林病人” 、“伦敦病人”、“纽约病人”，以及今年7月份被治愈的一名66岁的艾滋病病人。这几例成功治愈的艾滋病人，其实都受惠于有CCR5基因突变的骨髓样本。

具体而言，是CCR5 delta32基因纯合子突变（CCR5基因少了32个碱基的突变），携带这种突变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艾滋病免疫的。CCR5是C-C趋化因子受体5型，这种受体容易被HIV-1病毒蛊惑，大开方便之门，让其进入免疫细胞中。但一种delta32突变的CCR5基因，能不理睬HIV-1病毒的“威逼利诱”，守住免疫细胞的入口，也因此能保护人体免受HIV-1的侵害。但要注意，HIV-1进入免疫细胞的入口可不止CCR5这一种，艾滋病毒也不止HIV-1这一种。

因此我们说，这几例痊愈的艾滋病人的成功实属偶然，虽然给艾滋病治疗带来希望，但成功经验很难推广复制。

不难注意到，如今各国在艾滋病防疫和治疗方面的差距，如果没有国际救援，一些艾滋病高发地区将陷入危机。即使在国际援助下，非洲等地的疫情现状也不容乐观。这背后是传统与文明的矛盾，卫生常识与社会行为的冲突，更深层次是贫困与疾病的困扰。援助非一朝一夕之功，疫苗和药物在短时间里可能也不会有跨越式的突破，通过宣传提高当地人的防疫意识、提升当地公共卫生水平仍然是控制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最近会议上的表示：扭转当前趋势并回到正轨需要三步。第一步，要解决相互交织的不平等、歧视和群体边缘化问题。第二步是医疗资源共享，这些资源包括长效抗病毒药物，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获得这些药物。第三步是增加对抗艾滋的资源投入。这些投资是对全球健康、安全和世界经济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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