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舆论与“粤变”后陈炯明形象的塑造——以《南侨月报》为中心考察

2024-01-06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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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8430字 | 阅读需11分钟

1922年6月15日夜，陈炯明所部粤军炮轰总统府及孙中山居所，致使孙中山先后登上楚豫舰、永丰舰（后改中山舰）避难，后又避居上海。此一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时人称之为“粤变”。“粤变”发生后，陈炯明在海内外民众中的形象严重受损。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布粤变颠末表示统一意见书》（下文称《意见书》)，揭露陈炯明“变叛乱为革命”的谬论，陈炯明所领导的广东政府的合法性问题面临严重危机。依照常理，为缓解这种舆论危机，塑造自身执政的合法性，政府必然有所作为。这一时期，就应对此种危机的普遍规律来看，以报刊为核心的大众传媒往往充当利益集团评判政治变革的工具或手段。同时，近代革命重视海外力量的参与及支持，海外力量对于孙和陈都极为重要。南洋因靠近中国，且早有华人涉足，当地的华侨人数亦可观，无疑成为双方舆论争夺的重点。孙中山发表《意见书》谴责“粤变”后不久，侨报《南侨月报》“横空出世”。本文重点关注《南侨月报》在“粤变”发生后如何去重塑陈炯明及广东政府合法性这一问题。

图1陈炯明

“贬孙颂陈”与“粤变”合法性的舆论塑造

“粤变”以来，陈炯明所部解散非常国会，孙中山蒙难五十余日，一时间在国民党内及海外侨胞中引发轩然大波，继而讨伐声不断。尤其是孙中山抵沪后于1922年8月15日发表《意见书》，陈炯明及所部“成为”背叛革命的罪人。尽管6月21日，陈炯明经广东省议会推举，被选为广东省“临时省长”，但是其执政的合法性显然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尤其是海外侨胞的质疑。对于政权而言，合法性的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古德认为：合法性就是对治权的认可。也就是说合法性关乎社会各层面对于统治权力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是实现政治稳定与有效统治的基础。那么如何去塑造合法性，继而维护对广东省的统治，促进广东社会秩序的稳定，凝聚民心，则是陈及其所领导的广东地方当局在“粤变”发生后亟须解决的问题。就《南侨月报》所见，这种合法性的塑造，则体现为“贬孙颂陈”。

《南侨月报》发刊词开篇就提出近代社会以来，“社会环境，日趋险恶。四处伏莽，在在堪虞”，危局之中“野心元首，龌龊政客，假公利己，巧袭改造之美名。得陇望蜀，难填无穷之欲壑。甚至邪说流行，大局焚乱，祸结兵连，国危民困矣”。不难发现，此处所谓的“野心元首”正是指孙中山。该文将孙中山武力统一全国的北伐举措，称为“得陇望蜀之欲望”，进而将“粤变”归因为孙中山这些“野心家”的行径所导致。如果说发刊词对于孙中山的批评还有所隐晦的话，那么同期中名为《东方伊索》的漫画对于孙中山的批判则极为露骨。

漫画中的人物，身着大元帅服，留有胡须，一手持枪，代表着“枪决”“暗杀”；另一手持令旗，写着“特准土匪抢掠——各县长速结土匪起事”“八寸径口大炮攻击——北伐军返攻广州”“各舰服从开炮——扣留米货盐舶”。他站在“小百姓”头上，高喊着“三民主义”“自由”“平等”“互助”“统一”“建设”的口号。这幅漫画无疑是讽刺孙中山只会喊“冠冕堂皇”的口号，事实上却从事着独裁者的行径，蒙蔽无知的民众，将其“抹黑化”。漫画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最早见于20世纪初年，因其简单明了，很容易被用来唤起民众、激荡人心，因此具有强烈的社会教化功能。此处这幅《东方伊索》的漫画，更是直白易懂，一目了然，在识字率较低的时代，则会在普通党员以及海外侨胞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倡导北伐是孙中山用以捍卫民主共和的根本方针，其历来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的象征与民主共和的主要保障。对孙中山所倡导的北伐予以抨击，则有利于“粤变”合法性的宣传。是故，《南侨月报》围绕“北伐”展开舆论攻势。草林在《北伐军行动之谬误》中，指责“粤变”后北伐军存有六点谬误；在充分肯定“护法战争”正义的基础上，认为北伐应该计划周详，不得贸然行动，否则会损害革命的有生力量，继而指责孙中山“孤意反是”“昏梦太迷”“沉迷难醒"，言其北伐是“不度己德己力，贸然兴师，孟浪进行，妄逞干戈，不计国民之担负若何，将来之结果若何”；就北伐以来，徐世昌下台一事，则指责孙中山贪恋权位，不肯履行承诺。化成的《南北总统退位观》中，也专就此事嘲讽孙中山身为革命领袖过于贪恋权位，反倒不如徐世昌一前清“亡国大臣”。此外，草林就“粤变”后，北伐军回援粤省，更是极尽讽刺。其将北江战后，“千数百里，尸横山谷，哀鸿遍地，惨状何堪”之惨烈，悉数推至孙中山身上，认为孙中山“才庸脑昏，轻信宵小，性恶器窄，……故演如此恶剧，偌大荼毒，卒于事功无补，徒见史册沾污”。对于粤军战胜北伐军一事，《南侨月报》刊文，言北伐军不得人心，其“前在北江，甚形骚扰，以致怨声载道”。又言北伐军对待俘虏缺乏人性，而粤军则是优厚待之。北伐军失败后，则言其“当鼠走时，乡人有出观者，辄遭不测”。

图2《南侨月报》中的《东方伊索》

除了对北伐进行舆论攻势外，《南侨月报》也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国民革命提出质疑，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合法性。《南洋霹雳怡保埠国民党支部庆祝国会复活大闹热》一文批评民国以来，国人陷入“迷信于一人，除一人之外，无人能建设民国”的言论中，其矛头直指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该文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变了革命的初衷，将信仰新三民主义者称作是“为利禄所动，诱入迷途”。而将“粤变”后的广东当局党员称为“正义党员”。因孙中山先生是领导革命之元勋，故又以“其人虽至圣至贤，亦不免有神经错乱之时”等语去暗讽“粤变”中的孙中山。同时，也将新三民主义称作“重苦商民”“残害居民”“搅扰良民”之举，大张挞伐。革命之时，行非常之事，难免会出现不和谐因素，但《南侨月报》极力放大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中的举措“失当”，甚至直接言语辱骂。可见，“粤变”后广东当局重塑自身形象之急切。

在贬低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人的同时，《南侨月报》也在极力洗脱陈及所部在“粤变”中的罪责，同时极力塑造陈之功绩。《中山与競存心肝之比较》一文，直接将孙中山与陈炯明进行比较。一方面指责孙中山“心术与言论不相符”，称其无容人雅量，党同伐异，动辄以暗杀行事，致使“同志灰心，党员惊怖，人心涣散，势如瓦解”。又言其倡导的平等博爱为差别之爱，三民主义更是“剜肉医疮之政策”。另一方面，则对陈炯明大加称赞，称其“素尚质朴，性情豪侠，卓尔不群”。清末时，被公举为咨议局议员，任上多有建设，被称为“国家大器”。又言其清末革命中，“建议运筹，党人嘉赖于其功者不少”。后又组织革命暗杀党，“谋刺满酋”。辛亥革命以来，先后光复惠州、广州，积极参与北伐。二次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与同盟会诸人成立水利促进会，参与讨袁战争。后又言桂军占领粤省，陈炯明被迫下野，却始终为广东前途担忧，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主政汀漳期间，“卓然成效，遍著全闽”。回粤后，整顿军队、革新政治、改善交通、振兴实业，因为与孙中山政见相左，“反为中山妒忌”。经此塑造，陈炯明一心为谋广东经济发展的形象与孙中山“专以鼓吹为能”“醉心总统”“穷兵黩武”“党同伐异”已然形成“鲜明”对比。该文虽未直接为“粤变”合法性进行辩解，但看似“公正”的立场下，不断放大孙中山从事革命中的“藏污纳垢”，反之，“神话”了陈炯明在革命中的作用，将其塑造为“忍辱负重”的革命者形象。

《总指挥布告用兵苦衷》一文，将“粤变”一事，称为“以求促进和平，培养国家元气”之举动。对于孙中山戡乱，该文则诡称“乃中山右左，竟尔倒行逆施，挟持助虐”。其后，又称粤军面对北伐军的“倒行”，仍谨守正义，不越雷池，只待（许崇智）有和平之心，尚能调解。交战结束后，则又言，“言念此役，寸心滋痛，阅墙之变，抚导无方，……一俟省事负责有人，即当退隐林泉，还我初服。第仔肩一日未息，仍负粤省完全治安之责，以慰众望”。《陈競公欢宴省议员详情》一文，同样借用“陈炯明”之口，针对“粤变”予以三点阐述。一则，当初孙中山返粤，广东议员多有反对，是陈炯明以多方疏导，且孙中山强调“返粤目的，系助競存以治粤”，方得以返回；二则，返粤后，孙中山又谋求与西南地方组建新政府，为粤军所不解，又系陈炯明多方努力，方才得以维持；三则，孙中山出任大总统后，“迫于义气”，不顾广东实情，出师北伐，而陈炯明竭力维持，却无能为力，这才酿成了“粤变”之恶果。就“粤变”后省长选举问题，该文则将陈塑造为顺应世界潮流，不贪图权势的粤省领袖形象。经此塑造后，陈与孙之“境界”高低立现，更易让人对陈炯明所具有的“领袖魅力”产生认同。

针对“粤变”以来，指责广东政府的不利言论，《南侨月报》也针锋相对，展开论战。《叛军辩》直指社会舆论将“粤变”军队称为“叛军”一说，直接强调“粤变”合法性。该文开篇就言：“（香江）晨报诸人，久蒙孙氏豢养，是即孙氏之臣妾奴隶也。”即从根本上否定“粤变”后《香江晨报》舆论的真实性。继而又言孙中山当选大总统，“乃变其制而强以非常会议行之”，又以此否定孙中山担任总统的合法性，从而认为“粤变”只可称为反对，绝不是叛乱。又言孙中山在粤期间，不思裕国民生计，其戡乱行径如同“绿林匪徒”，因此谓之“独夫”，故言“独夫则人人得而诛之，况并未加诛，只驱逐出境而止乎”。藉此，试图将“粤变”塑造为“驱除独夫”的一种正义之举。《孙中山在沪宣言驳议》则针对孙中山所发表的《意见书》进行批驳。其文开篇对孙中山发表《意见书》大肆批驳，认为《意见书》是“一种称孤道寡之词，荒谬夸诈，实世罕有”。又称孙中山“愈老愈懵，愈懵愈狂，狂生悖，悖生乱”。其后，围绕《意见书》该文就护法问题、总统合法性问题、北伐问题逐条驳斥。其中，更有“孙科之母是其发妻，竟尔离弃，而以宋氏为夫人”“夫以孙科之母，患难与共……一旦被离弃，不敢申诉”等言语。经此塑造，“于国”“于家”，孙中山俨然一位“罪人”。

此外，《南侨月报》还通过“第三者”的视角，对“粤变”一事“客观”评价，意图重塑“粤变”后广东政府形象。《陈独秀之粤事谈》一文，借上海报人之口，转述陈独秀先生对孙中山的评价，认为孙中山借“革命”招牌，行专断之事实，“粤军将领，称兵驱逐，天经地义，可惜陈競存及各将领，狃于旧习，不先宣布其罪恶……倒被人讥为不正当了”。此话真伪虽尚存疑，然陈独秀五四后声望日增，《南侨月报》借助陈独秀言论的背后，或是想借助其背后之新生势力，以达“贬孙”目的。《黎元洪代表之时局谈》一文，借北方政府代表白逾桓之口，对孙中山党内独裁、贪念权位进行批判。因白氏本国民党员，曾参与护法，今又肩负北方政府所托。此文刊登，既可增加对孙批判之可信度，又可向读者透露北京政府对“粤变”后广东政府的支持。同样，《南侨月报》刊登《胡适之忠告孙中山》《章太炎痛斥孙曹携手》《京沪名流对粤省政变之观察》等文，诉诸胡、章以及京沪诸多名流之口“谩骂”孙中山，目的亦在于此。《南侨月报》在针对中山先生展开舆论攻势之时，虽多是表明绝对公心，称其言论“不外尽一己之天良，写两人之事实，而澄其心理之差异，不偏不党，何恩何仇”。但言语之间，舆论偏向却是显而易见的。

“联省自治”与陈炯明政治理念优越性的宣扬

倡导“联省自治”是陈炯明立足民初政坛的主要政治主张，“粤变”的发生也多被归为其与孙中山的政治纲领不合。自“粤变”以来，为了否定孙中山武力统一之合理性，《南侨月报》曾大量出现有关“联省自治”的文章，可视为对其政治理念优越性的宣扬。事实上，对于政治理念优越性的塑造意义重大。其不仅可以促使读者对其政治理念的价值产生认同，并形成共识。同时，也能“净化”政府执政环境与舆论氛围，最终得以实现执政政治力量的全面聚合。可以说，在“联省自治”的优越性主导下，其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切“不利”因素（包括“粤变”）都可“排除”。换言之，对“联省自治”优越性的倡导，相比对“粤变”发生“是与非”的论述，对粤省政府形象的塑造则更为丰满有力。

图3《南侨月报》中的《陈独秀之粤事谈》

《南侨月报》对陈炯明“联省自治”主张极力“鼓吹”。其中，《陈競公之建设方略与统一计划》一文，以“先声夺人”之态势，将“联省自治”定格为解决纷扰政局的“唯一主张”，认为：“陈競公提倡联省自治，实为吾国历年来纷扰政局之根本解决。国内贤达与各省要人，已经多数赞同。现此声浪，愈唱愈高，不久必能实现。”又言：“民国肇起以来，分崩离析，……究其原因，由于政治组织之不合适。今为国家治安计，不恃兵力之相制，而恃政见之相同。”由此，从理念上反对军事上的北伐，主张从政治入手的建设方略，即“联省自治”。其后，该文描绘了一幅“联省自治”理念下的治国蓝图。其从“中央”与“地方”权限大小入手，就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实行“分权”与“集权”执政之得失，阐明了“大国应分权，小国应集权”的理念。其文又言：“中华民国由光复各省所共同构成，其取地方分权之制，本属于自然"“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厉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即以“民国由来”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为切入点，用以阐述“地方分权”之必要。其后，该文对如何构建“联省自治”，如何区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最后，就如何实现这一政治理念相关问题，该文向各省“广发英雄帖”，就上述方案，征求各省意见，并倡导各省派出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大纲，组建联省政府。经此塑造，“联省自治”俨然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道路，而陈炯明则是其中的引路人。

同时，《南侨月报》也大量报道西南诸省有关“联省自治”政策的主张。其中，《黔代表主张联省自治电》一文中，贵州驻广州全权代表李子仁通电贵州省省长袁祖铭，告知实行“联省自治”的必要性。该文阐述“由自治而联合各省，即由联省而组成国家”之理念，亦是在“反思”民国十年集权“试验”失败的基础上所得。此种见解，无疑有助于强化“联省自治”的合理性。而李子仁主张“宜仿粤省先例，起草之权让诸省会……最后由人民总投票可决公布”，则有助于粤省在“联省自治”运动中的模范形象塑造。《唐继尧实行联省自治之通电》《赵恒惕促进联省自治电》《湘省四要人之态度》《皖省提倡自治联合总事务之通函》等文，先后提到云南省省长唐继尧主张云南实行联省自治。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以“民国十稔，祸乱相仍”为由，认为“西南应世界之潮流，提倡联省自治，实为戡定国家不二法门”，主张各省速定省宪，实行“联省自治”。湘省议长林支宇为湖南倡导“联省自治”第一人，其主张在湘省议会支持者颇多。湘省谭派诸将代表宋鹤庚与无党派人物鲁涤平发表联合声明，支持“联省自治”。

此处，《南侨月报》转述西南诸省实权人物对“联省自治”的倡导与积极响应，则可看作是粤省政府在“粤变”后极为不利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积极寻求“盟友”的行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所谓寻求“盟友”的行为，是指人类发生战争与冲突后，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为了对付威胁，求取安全，增强权力，维护或扩展其利益，所使用的一种最常用乃至最有效的手段或方法。《南侨月报》的这一宣传，其目的亦是如此。

图4《南侨月报》中的《赵恒惕促进联省自治电》

除了援引西南诸省各军阀对“联省自治”的支持外，《南侨月报》还转述洋人对“联省自治”的态度。《公使团赞助联省自治》一文，一方面向读者表明，诸国支持北京吴佩孚政府，同时愿意予以财政援助，帮助中国实现南北统一；另一方面，则向读者表明只有“联省自治”才最为外人所支持，即“今后中国政局之变化如何……殊难预料，惟联省自治之运动，外人间已渐次加以注目，则可于是测之云”。自《辛丑条约》签订后，外国公使团在中国政治地位日益加重。民国以来，尤以“善后大借款”最能体现外国公使团在民初政局中的举足轻重。《南侨月报》强调外国公使团对“联省自治”的支持，既可看作“联省自治”具有的优越性为公使团所认可，也可引申为公使团对“联省自治”倡导者陈炯明的支持，从而将“粤变”合法化。同时，也可以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媚洋”心态。

辛亥革命以来，代表着立法独立的参、众两院，拥有着立法与行政监督两大权柄，象征着“民意”，代表着“政治神圣”。尽管民初政局中，议会以及议员的“合法性”问题饱受争议，但无论是“安福国会”“曹锟贿选”还是“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等，都力图“争取”议员的支持。同样，为了体现“联省自治”的优越性，《南侨月报》也大肆宣扬议员对于“联省自治”的支持。《国会议员对于联省自治之主张》一文，转述参、众两院150余名议员就“联省自治”问题召开会议的讨论结果，显示多数赞成“联省自治”，并表明“将来国会当将此案列入议事日程”。《某议员对于省议会联合会谈》则就湖南主张开省议会联合会一事，转述了某省议员对“联省自治”运动的支持。而为了进一步塑造“联省自治”的优越性，表明“联省自治为全国政潮所趋赴，……今日非联省自治，不足以裁兵。非联省自治，不足以休养生息”。《南侨月报》不仅记载了西南各省代表在上海召开的联省自治会议的盛况，“沪上联省自治之空气磅礴，……各省代表之名流汇聚此地，共同讨论，实施者不乏其人”，“各省在沪名流，共同加入商榷，以利进行”。还记载了北京名流修改《天坛宪草》，主张“联省民主”的修宪活动。《南侨月报》通过对“南北”都主张“联省自治”的书写，无疑是向“读者”传递“联省自治”为时局主流之讯息。

此外，《南侨月报》也通过展示时局中相关的舆论对战去宣传其政治理念。“粤变”后，以陈独秀为首的早期共产党人以《向导》为舆论阵地，对陈炯明倡导的“联省自治”展开批判。胡适则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论文，旗帜鲜明地支持“联省自治”。对此，《南侨月报》刊登《胡适之驳斥陈独秀：畅谈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一文，将这一论战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胡适对陈独秀的驳斥，向读者表明国家之乱根源在于“武力统一”“单一的政治体制”等存在，进而展现“联省自治”所具有的优越性。而“联省自治”作为一种曾盛行一时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潮，如何论证其是否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南侨月报》也进行了专门论述。《联省制应在国宪上保证》一文，就“联省自治”是否在中国可行，“记者昨特走访某一法博士”，借助“法学博士”之口，提出了“调和论”。列举美国以国家去“调和”地方，即实行“联邦制度"，使得广袤国土上“国家主义”与“地方主义”得以调和。而中国与美国相似，因此也主张实行“联省自治"，将地方主义“调和”进宪法中。《法专教授对联治问题之伟论》一文，则援引前北京大学教授陈达材研究观察多年之所得，对当时国内空谈“联省自治”的风气予以批评，同时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阐述采用“联省自治”的合理性。此处，以专业人士的“口吻”对“联省自治”进行宣传，无疑是给“联省自治”披上了一层“科学”的外纱。

余论

《南侨月报》区别于一般海外侨报，它在广州出刊，定向“赠送”南洋诸多华侨机关。就其作用来看，其充当了“粤变”后陈炯明及其广东政权重塑政治威望与合法性的有力工具。其极力宣扬陈炯明的个人魅力与“联省自治”的优越性，通过夸大事实真相，损毁中山先生的威信等手段，以期让陈炯明获得南洋侨胞的理解与支持。同样，《南侨月报》选择华侨群体对“粤变”事件大肆“澄清”，用以塑造新的广东政府形象的背后，所映射的是华侨在近代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力。可以说，借助“南侨”之口对海外侨胞进行舆论宣传，不仅是对孙中山发表《意见书》的最好“反击”，同样也能“混淆视听”，从而起到“分化”华侨中“拥孙”势力的效果。

至于《南侨月报》的舆论作用，因受制于史料，难以估量。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孙陈反目”，华侨之有党籍者已经分裂为陈、孙两派。陈炯明败退东江后，洪门致公堂仍“本其反孙宗旨，群致其希望于陈氏也”。加拿大华侨闻陈炯明出兵广州一事，举办欢迎大会，欢迎陈的代表陈应权、叶少石到来，并即席通过五项议决要案：1.华侨赞成“联省自治”；2.推举陈炯明为新党首领；3.为粤军筹措饷项；4.设立航空学校；5.选派代表回国。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暨中国致公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陈炯明被推举为新组建的致公党第一任总理。陈当选致公党总理与孙中山和洪门“交恶”有关，也与陈炯明的个人声望有关，对于陈炯明，华侨称“现在中国没有比陈炯明更为华侨所知而尊敬的人”。谁“塑造”了陈炯明在华侨中的形象，虽有待后续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但透过“旅粤南洋华侨学界”“南洋雪兰莪国民党支部”“南洋彭亨立卑锐进学校”“荷属泗水加里塞中华学校”“英属芙蓉埠”“荷属爪哇南海漳中华学校同人”“旅粤南洋矿务侨商同人”“南洋槟城韩江学校”等海内外华侨机关对《南侨月报》创刊所致的一封封颂词，《南侨月报》在这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图5梅州籍华侨商号“天平行”，在香港经营内地各地产高档药材，药品。中华民国早期（20世纪20年代）,商行老板与客户商人在商号门前合影（梅州市侨批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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