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成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2023年12月19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将驻联合国前大使赵兑烈指名为外交部长官，将国家安保室长赵太庸指名为国家情报院院长。考虑到韩国国内政治惯例，总统指名的外长候选人担任外长可能性很大，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赵兑烈预计将会在不久后正式任职。
据报道，赵兑烈近期在韩国媒体采访中表示，“尹锡悦政府为恢复文在寅时期一度疏忽的韩美同盟、韩日关系以及韩美日安全合作做出了很多努力，所以不能否认外交上很重视韩美、韩日以及韩美日方向。中韩关系跟韩美同盟那样同样重要，今后做出努力寻找能够协调两者之间关系的有效方法”。那么，韩国外长的更替能否给中韩关系带来转机，有必要深度观察和了解外长候选人赵兑烈及其人。赵兑烈于1955年11月10日出生在庆尚北道，是汉阳赵氏后代。曾祖父赵承基是独立有功人士，祖父赵宪泳（1901-1988年）是两届国会议员，是韩国著名的保健医疗界人士。父亲赵芝薰（1920-1968年）是韩国著名的诗人，曾获得过韩国金冠文化勋章。由于父亲是韩国非常有名的诗人，他对此表示，“虽然这是很光荣，但一辈子也是枷锁，所以每件事要认真对待，做好自己的身心姿态”。赵兑烈毕业于中央高中，在首尔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学士和硕士学位，英国牛津大学攻读了外交官课程。他也是尹锡悦总统的首尔大学法学院的校友、前辈。1979年通过了第13届韩国外务考试（外交官公务员考试）。1980年他开始一直在韩国外交部工作，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通商二课课长、驻美大使馆经济参赞、外交部地域通商局局长、韩国驻日内瓦副代表、WTO纠纷专家咨询组议长（2005-2007年）和联合国和平构建委员会（PB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FPA）、联合国项目事务署（UNOPS）的执行理事会议长（2019年）、外交部通商交涉协调官（相当于部长助理）、韩国驻西班牙大使（2008-2011年）、外交部首任开发合作大使、京畿道国际关系咨询大使等，长期负责通常、多边领域的外交工作，是一位职业外交官、经济通商专家。他在朴槿惠总统执政时期担任韩国外交部第二次官（2013-2016年）和驻联合国大使（部长级），是朴槿惠政府的主要外交智囊，也是朴槿惠执政时期任期最长的外交次官。2014年7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与韩国外交部在北京共同主办《韩国政府“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为主题的中韩联合研讨会，韩国外交部时任第二次官赵兑烈做了主题发言，并介绍了韩国政府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文在寅政府时期继续担任过韩国驻联合国大使，一直到2019年10月。他在保守派和进步派执政的政府里都担任过外交要职，所以可以看出，对他人品的评价普遍较好。2019年赵兑烈以驻联合国大使为最后任职而正式退休。他在4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中主要活跃在经济通商领域，跟美国、日本等大国进行协商的经济外交经验很丰富，被认为他有多种现场活跃的经历，富有均衡感觉，并擅长解决难办的各种外交悬案。他长期主要负责通商外交，曾经参加过韩美汽车、烟草、社会保障协定、食品流通、FTA以及韩日大陆架共同开发协定、渔业协定以及中韩大米协商等经济通商以及多边外交的谈判。赵兑烈曾经在媒体采访中指出，韩国社会对美国有两种情结，一是在美国式思维和标准、制度以及权威面前无可奈何地崩溃，另一是对美国并没有给予正确的理解，就依据偏见和成见无条件地做出批判，这是韩国社会的症结（赵兑烈采访原文链接：https://www.nongmin.com/article/20210311334871）他认为，对当今韩国外交来讲，最大的难题就是在日益激化的中美竞争中，如何设定自己的坐标。但是，韩国国内的谈论主要集中于如何选边站或者采取战略模糊性的主张，并没有深入探讨韩国在中间领域里如何实现本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道路和方案。即使有议论，只是在中美之间采取均衡的“总论”主张，并没有如何具体实现的“分论”对策。因此，既没有如何设定政策判断的具体标准和原则，也没有明确韩国自己能够独自决定的外交领域。对韩国来讲，美国是韩国的同盟，中国是韩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同盟就是同盟，战略合作伙伴就是战略合作伙伴，所以在现实上很难维持所谓的“均衡”（balance）。关键在于，韩美同盟和中韩伙伴不应该变成“零和关系”。为此，韩国应发挥最大的智慧，维持两者之间的和谐（harmony），也就是韩国所应采取的外交、安全以及通商政策的基本方向。赵兑烈向韩国媒体表示，对韩国外交来讲，美日韩与中朝俄之间阵营对立格局，并不是韩国所希望的。对于朝核问题，优先着重强化对朝遏制力量，同时也要摸索对话和协商的出路。他还指出，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强征劳工”问题，认为是“很难解决的悬案”，以尹锡悦政府的解决方案为基础，也考虑到韩国受害者的感受，努力找出能够协调的有效方法。2022年7月，赵兑烈在首尔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21世纪韩中交流协会共同举办的第22届中韩知名人士论坛，围绕“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关系行稳致远”与中方人士进行了探讨。他在此次论坛发言中强调，希望中韩两国聚集智慧，共同做出努力，扩散中韩两国的良好印象，扩大青少年为中心的人文交流。2021年1月，赵兑烈出版了自己的专著《自尊与原则的力量——40年外交官的通商外交现场素描》（자존과 원칙의 힘 – 40년 외교관의 통상외교현장 스케치，NANAM，2021年版）。此本书曾入选过韩国政治外交领域的前20名畅销书目录，2023年第二次印刷。赵兑烈著，《自尊与原则的力量——40年外交官的通商外交现场素描》NANAM，2023年版他在此书中引用了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小仓纪藏的《韩国就是一个哲学（韓国は一個の哲学である）》（讲谈社，2011年出版）中的内容，“韩国就是一个哲学。在这里所说的哲学就是‘理’。今天韩国人的道德指向性就是这一传统上‘理’指向性的延长。韩国社会就是人们展开华丽的道德争夺战的一种巨大剧场。”赵兑烈认为，韩国社会有一种倾向，就是将一切过度用“道德”来还原进行评价。一旦进入到道德争论，只允许赞成或反对，就没有中间地带。即正与邪、善与恶之间的争斗，所以不存在任何妥协。韩国社会的这种特性也经常渗透在外交领域。其实，外交领域就最需要冷静的国家利益的计算成为判断和行动的基础。他在此书中指出，在韩国包括外交官在内，参与到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官僚不仅显示出“二分法”，而且对政策决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圈、言论以及市民社会的文化里深深扎根，外交政策上很难追求均衡和实际利益。韩国社会有过度意识别人的视线和耳目的倾向，也就是说韩国人对别人如何评价自己问题上耗费过度的反应。如果过度意识别人的眼神，就难以有自己的主张，也不可能毅然做出自己的行动。而且，这就意味着想得到力强富者认可的意识强烈，就很容易在那些人面前摆出虚伪姿态和阿谀奉承，而且在弱者面前不知不觉地拿出骄傲的姿态。因此，赵兑烈认为，二分法思考和黑白逻辑支配的文化土壤里，很难追求自尊和实利之间均衡外交。在韩国不少人对美国人认为，自我中心倾向很强，并不愿意听他人的话。其实，这也是一种偏见。据个人的经验，美国人并不无视堂堂提出自我主张的人，反而尊重，而且对富有逻辑的主张，就具有能够接受的灵活性。赵兑烈强调，针对日益复杂的挑战，韩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找出能够做出的独特的作用和附加价值，而且根据选择和集中的原则而分配资源，采取战略性接近方案。2016年赵兑烈离开韩国外交部赴任驻联合国大使之前，曾经向外交部职员留下一句话，“希望各位成为强者面前堂堂，而弱者面前温暖的外交官”。赵兑烈向媒体表示，“今后韩国以共同利害为基础，推进中韩关系圆满而协调发展。对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希望尽快举办，会做出相关努力”。虽然希望他的上任，能够带来中韩关系的好转，但韩国政府的外交基调不发生很大变化之前，都很难断定。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入关注韩国政局及对外政策的变化动向，同时密切保持两国之间的沟通和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