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理想的城市”，经过了多少种想象？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七卷，为免费内容。

新城镇是一个标签，在特定历史时刻用来表达有意识的、具有高度象征性的领土控制和定居行为。它是插进土里的一面旗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霸权标志。新城镇的一切——如何设计与布局，又如何建造，社会在其中如何运作，等等——都是精心策划的产物。

田园城市、法西斯主义新城镇、工业城镇、资源城镇、社会主义钢铁城镇、石油城镇、卫星城镇……新城镇是国家或地区重建和提取资源的工具，被用于人口的重新安置和领土统治。新城镇是大城市拥堵、贫困、犯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汽车时代区域规划和交通系统的试验场，更是生活在大自然甚至外层空间的试验场。

每个城镇都是一个品牌，一个未来的形象，一个旨在打破过去的发展趋势、迈向新时代的台阶。这些乌托邦式的发展在 20 世纪死灰复燃，20 世纪中后期更是全球新城镇建设的黄金时代。

在《实践乌托邦》一书中，罗斯玛丽·魏克曼以欧洲、美国以及中东、非洲和亚洲的新城镇为案例，让我们有了一个全面的视角来看待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的新城镇运动，也揭示了居民和规划者是如何想象他们理想的城市未来的，以及新城镇运动在 21 世纪和未来对于国际社会的作用。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导言分享给读者。

新城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有史以来，就开始建造新城镇。古代腓尼基人称其殖民地为迦尔德·哈达斯特（Qart Hadasht），或新城，把这个词用于他们后来在北非迦太基和西班牙卡塔赫纳（Cartagena）的基地。古罗马人在一个庞大的帝国里穿梭往来，他们无疑是城镇建造大师，而我们从此就一直生活在他们建造的新城镇里。中世纪时期，各国沿领土边界修建了几十个驻防的新城镇。16 世纪时期，针对米兰的拥挤状况，列奥纳多·达·芬奇提议在郊区建造十座新城镇。

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添加一长串城镇的名称，因为从理论上讲，每个城镇和城市在某个点上讲都是“新的”。这个形容词含义如此模糊，作为一个认知范畴似乎毫无意义。可以这样说，新城镇这个标签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被用来表达有意识的、高度象征性的领土控制和定居行为。一个新城镇无异于一面插进土里的旗帜。在一片领土上指挥城镇设计和建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霸权标志。新城镇的一切都不是自发的或未经演练的，它们都是精心策划的产物。为实现权力及权威的转换，它们需要一个近乎神奇的模板。每个城镇都是一个品牌、一个未来的形象，一个迈向新时代的台阶。关于一个城镇如何设计与布局的，又是如何建造的，社会在其中如何运作，任何曾经居住过或者经过的人都可以解说一二。

本书正是基于这些角度来考察 20 世纪中后期的新城镇运动的。1945 年至 1975 年是新城镇的黄金时代。在整个欧洲和北美，以及中东、澳大利亚、非洲和亚洲，新城镇以惊人的数量涌现出来。几乎无法确切地知道在这一时期究竟建造了多少新城镇，因为“新城镇”的含义并不精确，各地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事实上，研究新城镇的复杂含义是我在本书中的目的之一：它可以表达为卫星城、新社区、新城市、工人城市、科学之城及田园城市。最后一个，是埃比尼泽·霍华德的提法，在规划史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而事实上，几乎所有 20 世纪晚期的新城镇都声称自己是名副其实的田园城市。然而，对于随后的新城镇运动的规模和特点却鲜有提及。到 20 世纪下半叶，该运动主导了对城市乌托邦的思考，并成功建造了（就算没有数千个也有）数百个居住地。新城镇建设规模之大，地理范围之广，相关理论与修辞之丰富，使之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运动。

这个时代的新城镇是重建和资源开采、人口重新安置及领土统治的工具，是大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区域规划和交通系统以及生活在大自然与外层空间的试验场。这样的未来蓝图永无止境。它们是由不同国家背景下的政府、私营企业以及有着不同政治议程的社会设计和创造的。尽管术语模糊，经验各异，但建设新城镇的不懈努力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每个项目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界。立即浮现在脑海里的例子是柯布西耶在印度的昌迪加尔，以及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和卢西奥·科斯塔（Lucio Costa）在巴西的巴西利亚所建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风格。除却这两座著名的城市外，还有一些新城项目，它们鲜为人知，却定义了 20 世纪后期的抱负：比如芬兰的塔皮奥拉（Tapiola）、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法国的塞吉-蓬图瓦兹、印度的新孟买、波兰的诺瓦胡塔（Nowa Huta）、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以及美国的尔湾等。这场运动无视东西方被冷战一分为二，也顶住了富国和穷国的南北两极分化。无论它们位于何处、规模是大是小，无论是在举世闻名的地方还是在被遗忘的角落，所有这些新城镇项目都有着乌托邦式的表达和构想。总而言之，新城镇就是明日的精彩一瞥。

形容词“新”（new）暗示了未来的模式或原型。建筑师和规划师为实现这一理想倾其所能。他们投入到设计和建设新城镇的精力是他们象征性力量的最佳体现，而相关问题的决定权则掌握在最高级别的政治人物手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 70 年代，关于新城现象的出版物如洪水般泛滥，也证明了人们在发明这种模式、从零开始设计和规划城市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热情与辛劳。新城镇的定义、命名和分类让城市建设者乐此不疲。这一切意味着不仅要努力理解“新”的含义，还要努力理解“城”的含义。后一个词尤其将这些项目与大型住宅区区分了开来，比如在纽约和费城附近建造的莱维敦（Levittown），巴黎或德国的开发区（Neubaugebiet）周边臭名昭著的大型建筑群。新城镇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它们试图从字面上和象征意义上预制完整的城市体系：它们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完整的地方。正是这种宏大的意图使得对它们的定义和特征的描述变得如此重要，也使它们在形式上成为乌托邦。

除了提供了一系列的住房类型，新城也应用了前沿的城市设计，以城镇为中心、社区及邻里等经典理念，以及新的大都市区域视角。新城建设巧妙地设计了人、交通、水及废物的流动方式，提供了就业、学校和服务。新城被用作综合总体规划、消费主义和购物中心、满足娱乐和休闲理想以及公民领域的试验场地。它们是应用系统分析和计算机预测的实验场，也是建筑先锋的梦幻空间。这些庞大的项目都被想象成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一个完美无瑕的天堂，家家户户在那里可以找到所有的现代便利，享受幸福与和谐。一定程度的自治和自给自足是新城镇身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作为未来行动方针的一个完整的城市配置。一些新城镇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则沦为现代粗野主义（modern brutalism）的反乌托邦代言者。但它们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为城市生活质量制定了开创性的标准。

乌托邦的诠释学

乌托邦总是历史磨砺出来的。关于即将到来的一切的最疯狂的梦想也都来自此时此地，这是幻想被诠释的时期的原始素材。乌托邦幻想阐明实现它们的可能性的历史条件。它们会问问题。在大卫·哈维看来，“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城市，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纽带、与自然的关系、生活方式、技术和审美价值观息息相关”。我们试图通过改变城市来改变自己。而新城镇是一个奇妙的、前所未有的改造对象。它是现在和未来两个世界之间的神奇边界。其结果是时间扭曲。新城镇加快了进入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的步伐。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光明的、崭新的、无限的、幸福美好的世界。这些地方既不是无稽之谈（abracadabra），也不是建筑师和规划师随意想出的任意世界。相反，抓住了 20 世纪晚期想象力的新城镇为人们提供了欲望的坐标，尽管即使是想象力的范畴也有多种含义。这些奇思妙想之举，让人们了解了美好生活是怎么构成的，了解了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在 20 世纪下半叶，新城镇是人们了解自己需求的物质结构。

图片来自 Piotr Chrobot on Unsplash

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的重建时期，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发展现代主义的全盛时期，这些幻想似乎都是可以实现的。那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期。事实上，乌托邦式的城市项目往往出现在历史剧变时期，战后社会显然符合这一要求。在各种事情分崩离析时，乌托邦的能量就会释放出来，于是那几年的空气中便会洋溢着一种充实、乐观和希望的基调。这种迫切感是显而易见的。重点是实现对未来的希望，加快进步和发展。尽管在我们看来，乌托邦主义不过是一场异想天开的追逐，但在 20 世纪末，它有着货真价实的、真诚的含义。改革者并不认为这是不切实际或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那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心态、一种哲学态度。他们相信，可以彻底改变城市的状况。例如，法兰克福郊外的西北新城（Nordweststadt）的规划始于《法兰克福时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的一句话：“我们拥有智识和物质手段来治理我们的环境。有了如此多的技术技能和科学知识，我们无需再忍受被污染的水和空气、恼人的噪音、支离破碎的景观和乱糟糟的社会。”由此出现了大量的致力于以不同的方式想象城市的乌托邦工程与宣言。解决城市问题的办法在于重新开始。新的城镇是所有城市弊病的止痛药——一剂迅速解决过去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它们是一声号角，抗议城市生活中的不公，抗议改革者将大城市变得如此拥挤和粗俗，让人痛苦不堪。1972 年，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次关于新城镇的会议上声称，新城镇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实验。她说：

这就是普罗米修斯式目标。向更好的城市社会转型不仅需要政策和规划，而且需要远见卓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他 1960 年的一篇文章中把乌托邦描述为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有助于“局部地或全面地打破当时盛行的事物秩序”。即便如此，乌托邦式冲动的运作也是有利有弊的：它也可能强化既定的权力结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乌托邦有两条血脉：一条旨在建立一个新社会，另一条则是从自由主义改革到商业传递的梦想的一系列“此时此地的诱人骗局”。新城镇展示了这种乌托邦式的诠释学。它们既是对 20 世纪中后期社会的反思，又是对它的批判。建筑和规划专业人士都坚信物理决定论。一个理想的社会氛围可以通过精心规划城市的所有物理元素来实现。对物理结构的设计将改变个人行为、社会关系、市民生活和社区。他们的假设是，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理想城市可以批量生产。生活将是平衡而和谐的。

在解释新城镇的利好之处时人们反复提到平衡、和谐和生活质量等，但这些词语的确切含义至今仍然模糊不清。当然，有一所体面的房子让家人生活、一份能养家糊口的本地工作、清洁的空气和水，能获得教育和医疗福利，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战争刚刚结束那几年。新城深深植根于社会福利改革之中，甚至融入了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议程在美国启动。新城的想法也唤醒了自我认同和自我完善的意识，邻里和社区的归属感，以及享受工作和休闲之间平衡融合的意识。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新城镇还意味着自由，开着豪车在高速公路上兜风，吸收新的消费主义和浮华的流行

文化。在那十年自由奔放的氛围中，建筑先锋的大熔炉繁荣起来。这些有远见的人炮制出了太空时代的新城市，玩玩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还不忘弄出一些科技小玩意儿来构思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设计了会飞的汽车和空中列车，这些英雄般的城市建筑离开了地球表面，表达了生机活力和对未来的乐观。这些都与物质进步、现代化以及改变城市生活超越现实的可能性相关。

乌托邦的诠释学为解读新城镇运动的文字和视觉作品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方式。与新城镇相关的出版物、规划书、统计调查和案例研究数量繁多。还举办了相关的辩论会、研讨会和座谈会，制作了大量的建筑图纸和设计图纸、控制论逻辑示意图以及令人惊叹的新城镇摄影和电影的记录。它们一起揭示了人们对浪漫化城市理想的复杂的迷恋。变出一个全新的世界真是一项令人如痴如醉的壮举。与新城镇运动相伴的宣传机器充斥着口号、图像和有关未来情景想象的引人入胜的戏剧。在理性的规划技术和系统分析的影响下，新城镇也被当作媒体的大众营销产品，并被广为宣传成展示乌托邦的剧场。它们以和谐与幸福的“幸福城市”形象进入大众视野。乌托邦的重要性体现在那些年制作出的成千上万份规划和政策文件中，体现在广告和宣传片中，体现在大众媒体的戏剧性文章以及生活在城市未来的大胆的新人类（New People）的照片中。这是一个广阔而开放的领域，到处都是证据。

我在这本书中的论点是，20 世纪中后期的新城镇运动代表了丰富的思想和影响，促进了城市乌托邦主义的传承。这部关于未来城市的作品不仅有助于构建关于如何生活的社会想象，也有助于改变大众对现代化以及最终对技术官僚式规划的态度。这是一门在国际规划文化中广泛共享的学问，更是一种对进步和未来的态度或姿态。本书将尝试回溯这种乌托邦理想的话语与实践。

现代化与官方标准

在某种程度上，20 世纪下半叶关于新城镇的术语与官方标准是分不开的。指定某个地点为新城，正式批准国家、私营公司、国际开发机构或极有可能是三者合作开发它。新城镇是资本和基础设施密集型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大规模住房、大规模交通、高速公路和道路、水和卫生设施、电力和通信，以及大型的自然资源开采基础设施等。然而，一个新城镇的编年史有时会让人难以把握。有时，甚至在当地的景观中也难以找到一个点。由于新城镇出现在不同的国家，并且有着不同的目的，其难以捉摸的特点变得更为突出。此外，关于新城镇的说辞可能听起来既单调又夸张，不值得给予太多关注。尽管如此，新城镇运动仍被视为现代化时代一项重要的智识事业和一件有意义的艺术品。

现代化进程中的时间概念被加快了。要保持这一势头，就需要全面调动资源。新城镇的标签意味着大量公共和私人资金流入基础设施、城市和区域规划。新城镇建设是一项经济刺激计划，也是在经济大萧条和战争危机之后清理过剩资本和劳动力的一种方式。借用詹姆斯·斯科特的话来说，这些属于“国家空间”（state spaces）。

图片来自 Sergei Wing on Unsplash

国家及其具有发展意识的盟友负责组织社会的福利和改善，并且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机器，只有技术官僚型专家才能把控。他们把城市社会变成了认知机器和合理干预的对象。“新鲜感”是技术官僚权力和掌控力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新城镇被用来重新安置难民，使边境地区军事化及增加人口密度，开发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发展国家基础设施，进行人口再分配，解决住房短缺和提供就业机会，为公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换言之，新城镇不仅仅是舞台布景，它们还产生并再现了国家权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新城镇试图把旧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以及人——改造一新。这是一个在一揽子规划中展示国家权威并将其合法化、辖域化（territorialize）的机会，也是展示国家善行的机会。无论住在哪个城镇，新城镇居民都是一群朝气蓬勃的人。他们身上洋溢着激情，他们很年轻，许多人都是有很高的专业技能的。他们是先驱，愿意告别过去，作为未来的公民奋勇前行。他们是现代社会的新人类。

这一现代化制度的力量和作用体现在精心地规划、刻板地给方案定型及跨越空间地进行重复。“乌托邦”的字面意思为“没有地方”（no place），而在乏味单调的郊区某处，新城镇肯定也被同样没有个性没有存在感的名声所累。这是一种占主流的后现代观点，它强烈反对乌托邦思想。有些东西不再仅仅是乌托邦：而是疑似乌托邦。本书试图通过探索乌托邦思潮及其如何服务于特定目标，从而避开这一观点。现代化政权热切地相信乌托邦式的启迪对产生新的可能性至关重要。它可以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乌托邦主义也激发了 20 世纪 60 年代激进的政治能量、技术主义和未来主义的期望。新城镇是一个透明多空间，没有过去、没有旧城经历过的灾难，也没有妄想和政治冲突。他们承诺幸福、自决权和充分的公民生活。进步是这些普世理想的理性展开。城市的构成要素以及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被理解为抽象的可转换类型。城市居民按种族、阶级、年龄和收入水平进行分类。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被干净利索地划分和按类型分类。从过去和政治动荡中解放出来的新城镇“人口”可以从事消费和休闲活动。米歇尔·福柯认为，人口普查和再分配、政府的管理技术及其发展手段、类群和等级制度的建立，都是西方现代性的学科工具。这是一个可以通过专家进行国际传播的模式。新的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们游走于这股技术官僚的知识洪流中，后者知道发展中的现代主义以及实现现代主义的制度联结。

然而，现代主义和现代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国际化。新城镇跨越国界，经历了深刻的改造过程。现代化制度的讽刺之处在于，它是在地方范围内实施的。新城镇是一个标准化的处方：它们都有可识别的空间形式。然而，每个国家的新城镇计划都宣称自己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计划不同。资本主义新城镇宣称自己与共产主义新城镇截然相反（反之亦然）：用现代主义的话说，被认为是“不发达”国家的新城镇被说成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新城镇。每个国家都坚持自己的平衡与平等的区域发展愿景。新城镇乌托邦作为一种现代化战略，也与冷战时期的措辞和姿态紧密相关。在战后城市规划的传统历史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及这些政治层面。然而，乌托邦总是通过政治和经济实践来实现的。城市乌托邦的想象流露出冷战时期的道德秩序和军国主义的影响。

在冷战时期的东方和西方阵营中，新城镇的设计都是为了“遏制”，为了控制政治动荡和抵消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影响。它们是将冷战前沿军事化、现代化并控制领土的一种策略。福柯指出，在城镇、主权和领土之间的关系中，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相互作用。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采项目以及计划中的定居点，是对领土控制行为的补充。这些建筑物是铁幕两边政治力量的对话。作为出于政治稳定考虑的一项战略，新城镇随后被输出到美国和苏联势力范围内外的国家。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新殖民主义代理人的作用，鼓动西方进步理念的转移，这些理想随后被直接纳入社会科学和城市规划。新城镇项目充满了自由、民主和繁荣的承诺，也承载了西方关于家庭和社区的观念。它们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全面阐述。

然而，最近的学术界颠覆了这个论点，也推翻了现代主义和现代化在任何地方都建立了一种制度秩序和权力框架的说法。取而代之的观点是，现代主义是多元化的，它们与当地的城市环境相适应，并由城市历史和文化的迫切需求来塑造。在这个视角下，现代主义范式的开创性的修正能力得到了突出。用迪利普·帕拉梅什瓦尔·冈卡（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民族‘使’自己现代化，而不是被外来的和不近人情的力量现代化”。他们奋起迎接现代主义，与之协商，并以自己的方式将其加以利用，在现代社会强大的普遍性面前彰显了自己的个性。

于是，现代化既产生了差异，也产生了一致性。它给无数的城市环境带来了多样性和复杂性。本书中选择的新城镇，在地理位置与规划文化方面纵横交错，目的就在于展示这种丰富性。尽管新城镇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们传播着他们认为有关城市未来的令人敬畏的话语，却被当地从业者习惯性地加以修改和挪用。关于现代化力量的学术研究集中于公民-居民的非政治主观性，以及积极否认任何机构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事实上，新城镇通常由监督其建设和进展的“发展当局”所控制。然而，除非我们考虑到当地文化以及隐含在任何城市或城区中的社会文化紧张关系，否则，就外部性来说，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新城镇规划所能告诉我们的仅此而已。在被认为是最堂而皇之的国家威权主义案例之一的法国的新城镇计划中，新城镇先驱者们在社区和地方参与式民主的感觉之中自我陶醉。“我们都参与了地方政治……甚至以一种社区精神指导着 EPA（发展局）的参与式管理方式：社区就像个合作社一样运作。”埃弗里新城的一位居民回忆道。这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疏散与城郊居民

20 世纪晚期的新城镇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没有被研究过，甚至没有作为地点被认可为研究对象。造成这种疏忽的一个明显原因是它们的边缘性：它们地处偏远地带。另一原因是它们通常有着单调乏味的名声。在大多数人看来，如果你看过一个新城镇，就等于已经看过了所有的新城镇。这使得它们很容易被忽视，尤其是因为从传统来看，城市史关注的大多是西方的著名都市，甚至还会关注它们之中最壮观的中心城市的现代化体验。但到了 20 世纪中叶，正是中心城市因其沉闷和肮脏而受到了严重诟病。过度拥挤、不堪的住房状况、肮脏的社区，这些使得进步的改良派变为了反对“旧城”的激进派。他们言辞激烈的批评近乎狂热，相比之下，19 世纪的城市改革者显得温和许多。20 世纪所有有关规划的文献，似乎都离不开“都市噩梦”、“危机”、“悲剧”等词汇。二战结束之后，“住房危机”愈演愈烈。“人口激增”有世界末日之危。环境灾难将接踵而至。对于所有这些即将到来的厄运，解决方案就是在市中心进行大规模的贫民区清理项目，并疏散人口。在大多数情况下，学者们将这一策略的结果解释为不受控制的郊区扩张。新城镇运动表明有必要推翻这一定论。崭新的城镇令人兴奋，因为它们为人们，尤其是年轻的家庭，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的未来。区域配置中的发展规划得到了高度明确的表述，通过政治途径产生，并在比历史学家们认知的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实施。回溯这段历史是本书的目的之一。

图片来自 Andreas Gücklhorn on Unsplash

20 世纪末是区域规划的全盛时期，新城镇合理分布在整个大都市地区。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是这个乌托邦梦想的最初版本，但还有很多其他版本。它们融入了一个用于处理区域重新安置的广泛的行动纲领中，这个行动纲领在欧洲各国及美国，连同它们的前殖民帝国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为什么 20 世纪的规划史会成为一个难题。相比向心性，它更注重的是扩散性。让城市梦想家们兴奋不已的想法、设计和规划，不仅涉及城市内部，还包括城市周边、郊区、新城镇和区域规划。规划者们花时间追踪“城市癌症”在某地区的蔓延，并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对它加以控制。他们苦苦研究人口统计数据、地图和图表，并学习使用早期的计算机程序，这些程序可以准确地预测广阔地理区域内的移动和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整个规划发展的规模，并将其推进到战后重建时代。这场战争是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冲突，其特征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不断变化的领土边界、对物质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庞大规划，以及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这段历史对于理解 20 世纪下半叶人们对规划的异常推崇与接受态度，以及规划的实施规模至关重要。跨区域进行城市建设成为国策以及一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控制资产和领土的机制。它使新城镇成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工具。城市从业者阐释了关于如何实现大都市分散的复杂概念，并对如何形成聚落进行了广泛的理论探讨。他们对未来城市的设想远远超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在他们看来，疏散将集中在特定的节点或城镇周围，这些节点或城镇将以更小、更人性化的规模再现大都市的城市化。这些城镇将作为一个完整的领土系统在通信和交通网络中相互连接。

分散与集中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是 20 世纪规划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迫使我们从广泛的地理角度来考虑空间规划和社会工程之间的联系。它还需要我们探讨新的城镇愿景和区域规划是如何不仅在西方，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制定的，在后者那里，它们与殖民和后殖民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且不容忽视。规划从一开始就是一项跨国工程，新城镇的概念传遍了世界各地。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划师们有着共同的高瞻远瞩，而且得益于新城镇的发展，规划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专业化和国际化。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全球众多城镇的经验为其理念的发展和实际运作做出了贡献。

从工艺到科学：规划师和新城镇

因此，研究建设新城镇的运动可以让我们了解，理想的地方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它们将如何影响规划文化，而这两点又是如何在全球传播的。规划师和建筑师在着手工作之前，头脑中已有了一套反复流传和套用的思想，以及源自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文化而形成的先入之见。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对城市乌托邦的研究受到了战争流亡岁月的制约，随后又受到了重建的紧迫性的影响。战争的废墟还在燃烧时，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亲手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将全球性的社区团结为“一个世界”、打击社会不公和贫穷并促进自由等愿望，燃起了进步的城市改革者的激情。这些崇高的目标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的雄心壮志的产物是堆积如山的计划、图表和完美城市的草图。到 20 世纪 60 年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越来越多地产生了这样的愿景，这为网络化的“智能”城市开辟了前景。这两者，再加上 20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文化，产生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给这一组合注入了勃勃生机。城市改革者相信未来的可能性和他们创造未来的能力。他们预见了外太空的殖民，预言了庞然大物般的巨型建筑、机动车乌托邦、奇妙的“插入式”（plugged in）城市网络以及遥远的宇宙定居点等。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项目上辛勤工作，在一场为拯救地球免遭即将到来的城市灾难和生态灾难而进行的十字军运动中绞尽脑汁。这场由人、城市文本和乌托邦意象组成的激情之旅，如同一个全球共享的文献库，可以在当地环境中把控、修改和操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和区域规划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生产网络，拥有自己的产业、行动者、机构和组织。作为专业技术，其范围覆盖了从工艺美术到技术官僚科学（technocratic science）。在本书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邂逅各种各样的行动者，他们在英国、加拿大、美国、以色列、伊朗、中国和非洲等地建设新的城镇。诸如康斯坦丁诺斯·多克夏迪斯（Constantinos A. Doxiadis）、维克托·格鲁恩（Victor Gruen）和詹姆斯·劳斯（James Rouse）等从业者，都成了国际名人。另一些规划者默默无闻地为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福特基金会和联合国工作。更多的人在政府和新城开发公司取得了事业成功。在 20 世纪城市史的记载中，最后几类人至今仍鲜为人知。他们是建筑师、工程师、社会科学家，都为新城镇运动贡献了智慧。他们的工作性质包罗万象，从光彩夺目的前卫建筑师到朴实无华的公路工程师。总之，作为规划精英，他们成功地设计和建造了大量具有开创性的新城镇，留下了丰富的规划理论和乌托邦理想的智识遗产。

规划新城镇有助于在行业中培养新的自我意识和对专业规划的信心，而专业规划是一种完全可以输送的理性劳动。这些新城镇的建设者来自至关重要的两个世代，我对它们的讨论清晰地将此书分成了两部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代建筑师在包豪斯和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并形成了早期的新城镇和区域主义思想。他们经历了大萧条、战时的决裂和流亡，这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事件阻碍了他们实现抱负。一些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遭受了残酷的政治迫害，而另一些人则设法避开了政治雷区。到了战后世界，他们热切地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由此产生了第一批新城镇。战后重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他们能够实施在职业生涯早期难以想象的项目。他们的概念框架很大程度上来自战前世界，特别是带有邻里单位（neighborhood units）的田园城市的区域主义愿景。他们大多是受过训练的建筑师，接受的是将规划作为艺术的传统思想。

这为网络化的“智能”城市开辟了前景。

第一章介绍了这一代人战前传承的背景。第二章和第三章考察了他们在 1940 年代末和 1950 年代的战后重建时期建造的新城镇。对它们的分析集中在田园城市理想的应用和输出。这一理想源于英国和美国，在中东和非洲的资源城镇开始消亡之前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二战之后的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第二代新城建设者达到了职业年龄。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准备切断与过去的联系，翻开城市形态的未来篇章。其结果是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第二次新城镇大潮中出现的一个全新规模及其复杂的属性，这也是最后三章的主题。规划者与军事和国防工业的专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电脑极客和土木工程师携手合作。他们形成了战后一个新的技术官僚精英阶层，处于决策的中心。他们到过许多地方、有着庞大的关系网，都拥有与控制论和系统分析相关的知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陷入对田园城市的多愁善感之中难以自拔，而是展开了一场关于大众社会时代集体生活的实践和空间性的全面辩论。

控制论和系统论对这一代城市规划从业者的影响是巨大的。认识到这种智力上的影响是本书的目标之一。信息与传播理论、应用数学和博弈论被视为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新城镇作为一个智能系统运行，计算机极大地增强了掌控所有相互交织的连接和反馈回路的能力。控制论也与航空航天的进步以及与太空时代相关的技术奇迹紧密相关。

第四章着重讨论控制论和太空时代对乌托邦实践的影响，以及知识和国际交流的技术和途径。美国和东欧集团版本的控制论城市是根据冷战和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进行评估的。在第五章中，从综合的都市规划的角度梳理了 1960 年代这种尖端科技文化的影响，并对英国、法国、印度和美国的四个新城进行了个案研究。最后，在第六章中，我们从先锋派建筑的优势及其产生的无数富有远见的城市设计和遥远未来的幻想城市的角度，对太空时代的进步给新城镇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总的来说，在 20 世纪中后期发生了一场关于新城镇理论和形式的学术大辩论。对一些规划者来说，新城镇意味着从零开始新建一个居住区。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基于精确的规模、人口、经济和就业特征公式而进行的全面规划、自给自足的社区。人们还痴迷于新城镇的类型和等级制度。新城迷们花了无数的篇幅试图描绘独立式新城镇、卫星城和公司城的面貌，以及小型和中型新城镇的特征。他们仔细研究了区域地图，这些地图把新城镇描绘成复杂的公路系统中的关键点。为了规划邻里和社区、公共空间和中心区域的精确品质，并进行正确的建筑风格和景观设计，他们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起进行了头脑风暴。他们反复斟酌正确的计算机建模技术。对一些人来说，新城的“心脏”最为重要，而对另一些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维持生命和地球的环境。几乎没有规划者从一开始就对他们所设想的广阔的生活区域有任何了解或经验。如果真有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把城市周边地区看作一种无序的虚空，一个需要合理化和现代化的空间。这就开辟了在虚无中创建城镇的可能性。

伴随着这场讨论，出现了无穷无尽的草图和插图、统计数据、地图和摄影证据、逻辑图和数学公式，它们以形象和文字描绘了城市乌托邦的愿景。它们成为先锋派视觉艺术的主体，理所应当被看作一种创造性的尝试。这本书试图对这些设计进行深入的解读——它们是如何将城市景观戏剧化的，又是如何赋予其壮观有时是大气且有感染力的外观的。

所有这些规划的结果都是意义重大的：城市和地区被视为具有合理的土地利用和交通模式的复杂系统。每个新城镇本身就是一个由精心布置的建筑、空间和交通要道组成的统一系统。完善的空间领域将确保社会的稳定。新城镇将规划学高调呈现出来，并将城市愿景提升为科学先锋。这种规划话语的全球维度是引人注目的，尽管人们对它产生了 20 世纪规划中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文本这一点谈得不多。这些文献作为设计和建造未来世界的模板在国际上广为流传。其结果是一场新城镇运动的兴起，也由此激发出超乎寻常的多元化的智力投入与成果。

反乌托邦阴影

当然，乌托邦是以善变著称的。它们总是远在天边，难以企及。与我们的讨论更为相关的是，在它们对未来的迷人憧憬之下，潜藏着反乌托邦的暗影。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战后的新城镇运动影响巨大，或许他能很好地解读这种深深植根于城市的辩证法，而将其描述为一种理想抱负。在 1960 年代的著述中，他将城市的历史起源描述为宇宙的象征。那是托马索·坎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笔下著名的《太阳之城》（City of the Sun, 1602），现在它从天堂降临人间。但这种理想的代价是“孤立、分层、固定、组织化、标准化、军事化”。最后，芒福德假设道：“乌托邦融入了 20 世纪的反乌托邦。人们突然意识到，积极理想和消极理想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像乌托邦的倡导者或仰慕者所宣称的那么大。

就在它们被称为乌托邦的同时，新城镇也被宣告为彻底的失败。毕竟，乌托邦概念的核心是对现实的无情评判。在杰出的乌托邦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看来，“乌托邦的基本功能是对当前存在的东西的批判”。尽管新城镇被认为是一个理想的环境，但揭示生活在其中的痛苦则是对理想与崩溃之间潜在紧张关系的一种发泄。新城镇被认为是不人道的、残酷的，是愚昧心理的表现。它们从一开始就很丑陋，并且几乎立刻就走向了毁灭。它们是国家自大的发人深省的例证——投入巨资进行的庞大工程却以失败告终。正因为人们对它们抱有太高的乌托邦式的期待，所以反应才会如此激烈。人们对新城镇的感情在爱恨之间剧烈摇摆。这与乌托邦在现代想象中扮演的狂热角色有关，也与地方本身有关。对完美的追求可以轻而易举地滑向崩溃。

这正是为什么 20 世纪下半叶的新城镇运动值得研究的原因。与这一时期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其他巨大力量相比，新城镇似乎微不足道。人们极易对新城镇的实际状况产生怀疑，更不用说它们的偏僻位置了。此外，英美口语中“乌托邦”一词通常带有贬义，暗示了某件事天真而不切实际。实际上，这些项目是否成功并不取决于它们的乌托邦血统，而是取决于它们位于何处、如何维护、谁住在其中，以及各种本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需求。

图片来自 Jon Tyson on Unsplash

所有的城市都是通过某个复杂的、往往不透明的集体决策系统产生的，该系统由政府和行业、建筑师、规划师和建筑商以及可能合作或抵制的居民共同做出决定。尽管有不受政治影响的神话，但像新城镇这样的大型开发项目总是充满了错综复杂的因素，从地方政治角力到国家建设，再到冷战时期对领土权力的争夺等。在很大程度上，单个新城的发展与其他开发项目实际上大同小异。他们遇到了所有常见的问题，如成本超支、施工延误、住房和服务问题等。少数几个成了引人瞩目的憧憬，成为 20 世纪都市词汇的一部分。有些非常成功；有些则是惨败。有些成为了特权阶层独享的封闭社区，他们生活在规划完美、精心控制的郊区天堂里。更多单调乏味的新城镇项目逐渐发展起来，融入了随处可见的郊区杂乱无章的拓展中。还有一些干脆寿终正寝了。尽管它们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新城镇实际上在城市想象中扮演了一个巨大的、充满幻想的甚至可以说是任性的角色。

本书的框架

关于这本书，我经常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明摆着的——到底什么是新城镇？我有意识地拒绝对此做出任何形式的终极定义，正如我拒绝对“邻里”或“社区”，甚至“城市”做出定义一样。这些概念的含义依时间与地点的情况而定。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发现这些意义，并研究为什么新城镇是未来的一个如此强大的护身符。本书不打算对具体的新城镇进行详细描述或涵盖数量众多的新城镇，也不打算以任何方式进行一次新城镇普查，那样的结果将会是一长串单调的地名。人们还可以用无数种方法来评估新城镇运动：它的成功与失败，以及生活在乌托邦中的社会后果，有关这一切一直存有争议。例如，规划是如何影响实际居住在新城镇的人们的生活的，这个课题本身就值得研究。我的研究并不是对这些聚落实际建造的物理描述，也不是对它们的社会影响进行的评估，而是将其作为有远见的梦境（dreamscapes）进行理性分析。

为此，我选择了一些新的城镇作为案例研究，这些城镇涵盖了不同的地理位置，也涵盖了催生它们的各种对立的思潮。有些很普通，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另一些则是新城镇运动的超级巨星。选择的标准基于实践、文化和话语，而不是机制——研究它们到底是如何形成、最终结果如何。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新城镇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运动在智识、文化和政治上的表现，以及这些想象中的乌托邦的呈现方式。它们证明了 20 世纪中后期关于城市未来的辩论所具有的非凡深度和广度，以及尝试过的一系列实验、思想和概念的流动性。众多规划师、建筑师、城市改革者和未来学家就如何设计和建造一个理想的城镇展开了国际对话。这本书关注的正是这些人和新城镇本身。他们留下的文物在覆盖面和多样性上都是令人瞩目的，值得我们予以学术上的关注。

写一本关于新城镇的书需要涉足大量异想天开的规划和空想。对此我没有采取严厉的批评态度，而是试图让这场新的城市十字军运动为自己发声。在研究文献和其他材料时，我运用历史学家的技能，扮演着调研员、神话终结者和怀疑论者的角色。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了我们自己的 21 世纪城市危机：超大城市毫无逻辑地在广阔的腹地蔓延；数百万人生活在贫民窟，人们对城市郊区和难民营视而不见；环境恶化；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站在这个角度，我越来越无法忍受将田园城市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替代品的任何看法，也越来越不耐烦任何认为“成体系的系统”（systems of systems）、智能城市或智慧城市可以拯救当今世界这样的时髦说法。我也意识到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建设新城镇的运动，以及似乎无处不在的新城市爆炸式增长的状况，尤其是在亚洲和中东地区。随着世界人口激增，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建造新城镇再次成为一个真实的固定话题。眼下似乎是个恰当的时刻来挖掘被忽视的新城镇运动的历史，从而更好地确定规划者试图实现的目标和原因了。我选择的新城镇项目似乎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也体现出了城市理想的演变过程。

毫无疑问，还有许多其他的新城镇也符合这些标准：要研究的城镇的绝对数量令人震惊。研究跨国历史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在世界各地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地方寻找新的城镇。在选择所要研究的城镇时，证据是否充足、语言是否熟悉以及对当地情况理解的局限性等，于我的决定也有一定的影响。我要向那些专注于新城镇的个案研究的学者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工作深表敬意。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档案和出版物使我受益匪浅。

对于西方以外，尤其是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城镇——无论是新城还是旧城，更多的研究有待进行。控制论和系统分析对建筑及城市规划史的影响也是如此。本书中有关系统革命的章节仅仅是对一个异常深刻和复杂的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鉴于这些局限性和约束，这里提出的证据把城市——此处指新城镇——视为一个具有时代辨识度的文物。本书中的一些新城镇仍然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而另一些则已经实际建成：一些城镇相当小，另一些则可谓惊世大作。我重点研究它们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景的影响力，这些项目是如何创造和传播现代西方理想的美好生活和城市形态的，并研究它们所处的 20 世纪环境。

我在本书中的目标是提供一个跨学科的新城镇运动分析，探讨其智力和意识形态基础，它对现代化和城市规划的政治建议，以及它如何塑造我们对城市世界的理解。我也希望能够对城市综合政策的优势和劣势提供一个新视角，并为理解当代城市化的挑战提供一个新的基本原则。我的立场归根结底是这样的：乌托邦是人类的一个基本属性，乌托邦规划会激励人们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用卡尔·曼海姆的话来说，就是“乌托邦的消失会带来一种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本身会变得不过是个物”；他将失去理想，“将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进而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

……

获取完整阅读体验

请下载“小鸟文学”app

题图为 Caio Locke. (2008) Metropolis Rio

或在应用商店搜索“小鸟文学”👆

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