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费师范生的自白：为什么我想放弃到手的编制？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自2007年起在北师大等六所部署师范高校实行，后更名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为响应号召，各省也开始在省属的师范院校中推行相应的政策。毕业后，公费师范生通常需回到生源地任教六年。在这一政策下，解约不仅意味着放弃“有编有岗”，而且将面临缴纳违约金、一次性退还大学四年内享用的全部公费教育费用等多个经济难题。

在人人热衷考编考公的时代，为何依然有许多公费师范生选择从编制内“出走”？在许诺的稳定未来背后，公费师范生们又面临着怎样的不确定？我们对话了几位2023届的公费师范生，他们在疫情前进入大学，疫情结束后离开校园，见证了疫情过程中公费师范生填报的升温，体悟着四年内经济环境变化对自身选择的影响，也在当下给出了“是否履约”的回答。从他们的自述中，我们试图还原一条相对真实的，公费师范生所面对的道路。

Linda

“这种所谓安稳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我越想越痛苦，于是就把工作的苦咽下来了，想着要捱过去。”

我不曾想自己的大学生活会因公费师范有何不同。大一，我想到过解约，不过对此持开放态度。我也想着未来也许会考研。我知道这违约，但违约具体意味着什么，我并不清楚。然而，时间一长，当“公费师范”成为我的日常，我便无法回避与它相关的限制。

在Y大，作为英语公费师范生，我的日常归公费师范院管，而教学则由外国语学院的老师负责。从他们口中，我了解到了属于外院同学的日常：“约office hour（办公时间）练口语”“和老师一起写论文”“参加学术竞赛”……相对地，就我们班而言，许多同学知道公费师范毕业即工作，于是“学习”便成了可有可无的选择，不会在学术上有太高的追求。

我常常会感受到外院同学和老师之间在学术上更密切的联系。而两者间学习氛围的差异也使我时感遗憾。我记得，一次在宿舍感叹一位博主“好hot（火辣的）”，室友却转头问我，“hot（火辣的）是什么意思？”

这些日常就这样将我一步步推到了“是否解约”这一问题上。我很摇摆，当下就业那么困难，公费师范的福利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而我并不真的厌恶当老师，即使解了约，我又能去做什么呢？那时，我告诉自己，履约痛苦，解约也痛苦，哪个更痛苦呢？不能总举棋不定，我要画上一个句号。

大四时，我迎来了教师实习，它令我对中学教学环境产生了较大的怀疑。一次，Y大的老师来实习高中看望。彼时，实习的队伍里有九名女生、一名男生。而高中一位老师则直接当着Y大老师的面感慨，“还是男生好，女生工作后，还得结婚生小孩。女生什么都好，就这点不好。”我还记得，那时听其他英语老师讲课，即便对方已进入行业三四年了，却仍然难以很好地解释各种语法问题，我会觉得这样的环境太蹉跎人。

实习结束后，做老师的念头一下子就没了。抽去了“当老师”这一底牌，我处在了一个极为被动的境地：当下，身边同学或是一心等待分配、或是通过秋招找到工作，或是拿到研究生offer，而我什么都没有。左思右想，我认定自己得利用空余时间学习一些技能，或者努力攒钱。不管是否解约，我至少得有底气和资本。

就着这一念头，我在网上随即发现了一个工作机会——家教。当时，我需要给三个小孩补课，平均一周六天班，每天五个小时，通勤过后，常常晚上十点才能回到学校。我带的小孩年龄不算大，有些顽皮，我为此崩溃过两次。但我知道，每个月固定的工资有4500元左右，存下来，够我解约。

那段日子里，我有一天突然接到了家人打来的电话。他们兴奋地分享给我规划的路：回县城当老师后，找个对象相亲、结婚、生小孩。我听着觉得刺耳，这种所谓安稳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不是商品，不愿被这样挑选和安排。我越想越痛苦，于是就把工作的苦咽下来了，我想着要捱过去。

家教对象里，有一位孩子的母亲常和我聊天。她早年在医院做护士，和丈夫离异后，所持的收入难以给予孩子理想的成长环境，于是在四十多岁时离开了护士的编制，前往上海创业，目前已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在我做家教的过程里，她常和我分享创业的经历，告诉我，当时也有很多人不看好她的决定，但她心想，“我要做这件事，而且既然要做，就要做好。”

也许是被孩子母亲的勇气打动，我逐渐坚定了解约的想法，也愈加相信自己能做到解约。而一个学期的家教过后，我已然有了两三万存款。其实，到了这一步，我仍然不清楚未来到底要做什么？在哪个城市？那时，孩子母亲给了我去上海闯闯的底气。她告诉我，一旦找不到工作，我可以有怎样的准备。

于是，我带着一万的存款来到了上海，心想着，钱花光之前找不到工作就回家。但我幸运地找到了工作——国内外博士留学指导。它一方面让我接触到了不同专业的知识与信息，另一方面使我逐渐具备了独立操作留学申请的能力。我一直希望通过留学感受世界，我想我的人生是开放的、有无限可能性，而不是局限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

Linda的工位外

一切确定后，我回到生源地办理了解约手续。

站在省教育局门口，我突然觉得一身轻松。曾经以为很难的决定，我一步一步走了下来。回头一看，轻舟已过万重山，我自由了。

午休间隙，Linda在公司附近“捡秋”

Daisy

“高期待地进来，在深入接触后，发现我不喜欢，于是就离开了。”

那时，我是从上一届学姐口中了解到公费师范生制度，当她说完就读体验后，这一制度便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其实，像我一样对公费师范生制度满腔热情、比较了解然后报考的可能不算多。大一宿舍里，除我之外的其他五人都是阴差阳错地来到Z大，最后也都走向了教师岗位。而我就是完全的反面：高期待地进来，在深入接触后，发现我并不喜欢，于是就离开了。

大一大二的两个学年里，我都处在很踏实的状态中：认真上课、成绩出色，常常参与支教、微课等实践。“教育兴国”等理念真实地触动过我，成为“四有好老师”不只是说说而已，我希望为未来走上讲台做好准备。

Daisy在贵州支教时所摄的室外风景

对我来说，大三是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那时我才通过实习长时间地处于实际的工作环境中。而我突然发觉自己对学生好像没有那么多热情，教学工作本身也没有想象中的有挑战性。彼时，我常听见内心的低语：真的能够这样做几十年吗？另一方面，大一大二的课程主要以提升英语能力为主，而大三开始，教育相关的课程渐渐密集。我们常常要钻研如何应用教育法、如何设置有趣的课程、如何对学生更好地提问。一节节课下来，我无法get（懂得）其中的奥妙，觉得教得无聊之余，也会想着，会不会教育本身就是这样无聊。大三里，我开始懵懵懂懂地感觉，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了。

大四时，每一位公费师范生都会要求进入高中实习十周。那段时期正好碰上了疫情，尽管只是实习生，我们依然需要二十四小时无休地在校，安慰封校后精神崩溃的学生，照顾他们在校的生活起居。其实我们比他们大不了太多，封校的日子里，我们的精神很崩溃，回家休息的念头总是频频涌现。我会觉得自己好像没办法承担起这么大的责任，那种永远保持正能量的状态使我压力很大。

一些琐碎的小事让我常常感到无法支撑下去，比如日复一日地统计核酸信息、家长的联系方式，甚至回家坐哪一路公交车。这些工作对学生管理肯定是有益的，只是这些琐碎的事项会一点点磨灭工作热情，而就我的经历而言，这样教学之外的事项占一个老师工作的70%。

大四实习过后，我坚定了不做老师的想法。我想到了出国留学。但那时正值疫情，留学的标化考试（如雅思、托福等）都取消了。于是，我父母便劝我不如先找个工作。就这样，我参与了秋招，也顺利地签下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原本，我也想过试着做一年，但直到快工作了，我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没有一丝期待，我好像接受不了自己毫无激情地面对学生。反复拉扯过后，我还是决定解约。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家人、同学的不理解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说服自己，说服自己忽略沉没成本，放弃一条稳定的路，去选择未知。

在四年的实践过程中，当然也有很多触动我的瞬间。记得一次两周的支教结束时，一位高二的女生抱着我哭，不愿我离开。她告诉我，我是她见过的最好的老师。因为我，她想去报考Z大，想要像我一样做老师。而在这之前，她的家庭对她的期待是随便上个学，然后嫁人生孩子。在我心里，孩子们都是非常纯真善良的个体，我很喜欢与他们平等沟通，而不是作为一个掌控者来管理他们。也正是因为他们那么好，那么触动我，我才觉得自己应该及时离开教师这个岗位，换一个真正热爱这份事业的人来引导他们。

大四实习结束，一位学生写给Daisy的明信片

离开教育事业并不意味着背叛了我四年的本科教育以及为人师的那些精神滋养。相反，恰恰是因为四年里我见过太多真正热爱教育、一心一意为学生的同学，我才意识到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解约过后，回顾公费师范这个选择，我会觉得自己放弃了看到更多可能性的机会。大四时，我猛地发现朋友圈里大家不是在支教，就是在考教资，而毕业后除了继续深造的，几乎所有人都去做老师了。后来，当我开始接触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后，才发现社会中其他大多数人都没有在做这件事情，我才会意识到这条路不是唯一选择，还有其他可能性。

目前，我利用gap year（间隔年，在完成学业或经历过一定的职业生涯后选择进行休息和反思的一段时期）的时间在做一个和辅修相关的实习，这算是我离开公费师范后的第一个尝试。我不喜欢体制内的约束感和秩序感，更偏好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像是在我目前的实习单位，我可以直接和大老板沟通。这段日子以来，同辈焦虑也会有，但看到同级同学的朋友圈，我好像更像一个局外人，不会有“本该拥有这种生活”的遗憾。gap year（间隔年）过后，我会出国读书，申请同我辅修相关的一个方向。读研其实也不是要做学术，我不是一个会做学术的人。本科教育告诉我“我不适合做什么”，但并没有告诉我“我适合做什么”，现在我想去继续探索这个问题了。

“如果再做一次选择，我不会报考公费师范生，不会那么执着211，编不编制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至少，老师这个选项，我相信我不会再选。”

然而，后悔的心情在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后知后觉地到来了。到大一军训时，已演变为我一想到这件事，就变得异常烦躁。一方面，我渐渐意识到自己未来需要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想到这，我会心烦虑乱。另一方面，当身边的人不断询问我“公费师范生”的身份时，我常需要花时间解释其中的机制，这使我不得不反复审视那个属于“公费师范生”的结果——在这样一个追求高学历的时代，读研究生好像成了一个必须做的事情。而我无法像大多数同学一样在学历上有更高的追求，学历上的让步让我有些难以启齿。

大学四年里，我在学院的排名足以让我获得保研名额。但出于公费师范生的协定，我无法就读全日制研究生。尽管我不大擅长科研，但我确有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而升学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与机会，毕竟读研有三年呢，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我做不到不想这件事。面对身边人考研保研，我只能是屏蔽信息。和朋友聊到研究生生活，我也是本能岔开话题。

目前，我在小学教书，负责六年级的思想品德。这份工作是我跑招聘找到的，找工作的过程也算顺利，投的第一个就面试成功了。但在开学上班前，我几乎每天都在哭，爸妈见我这样，提议“不如解约吧”。可我很犹疑。记得之前一条热搜中，有个女生考研四次考编三次都失败了，我看到后心情特别复杂。一方面，我佩服她的勇气和坚持，另一方面也会想着解约后，自己会不会面临类似的困境。我的父母虽说能做到理解我解约的想法，但假若我解约了最后却没考上研，他们可能也会埋怨我吧。

在家天天哭的那段时间里，我妈有一天突然对我说，“你现在负能量怎么这么重？”我才意识到过去四年里，我的性格变化这样大。想到“公费师范”，我便难以抑制地烦躁不安，这常常让我怀疑自己的心理状态，毕业前我甚至专门看了学校的心理医生。当下，我负能量的确很重，外人看不出来，平时也不会显现，可一旦有导火索，我的状态就马上会变化，上一秒可能还是笑呵呵的，下一秒就特别低落。我不止一次地和父母说过，我的人生挺可悲的，就这样走到了这条路。

我知道许多公费师范生在一开始无法接受既定的道路时，便会持续不断地安慰或说服自己，我曾经也尝试过这样。正式工作后，我不再想着说服自己了，更多的是不去想，想太多也没用。“只当做几年的老师让我练胆子了，把这个能力培养好也不亏。”我现在把教书当作谋生的手段，尽管在教育行业这样讲可能不合适。我该传授的知识没有少，没有对学生不负责，每天我都有非常认真地备课。只是说，我不喜欢，所以过程中并不快乐。入职后，我对老师这个职业的认同感也并没有明显增加，在未来或许也不会再增加了。

临近下班时分，L办公室外的晚霞

19年的我不会想到四年过后找工作这么难，裁员率这样高，只能说当下的大环境给了我一些慰藉。毕竟如今读完研找工作也很难，这个社会让人变得不得不现实。但如果再做一次选择，我不会报考公费师范生，不会那么执着211，编不编制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至少，老师这个选项，我相信我不会再选。

部署公费师范生，学前教育专业，现为幼儿园老师

“我一直在和自己较劲，总想着再往前一步，解约、读博、去香港......或许这些在过去可以被成全，可放到当下，我必须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和代价。”

2019年，高考分数公布不到72小时，提前批截止，我填报了X大公费师范生。在18岁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分一段”主宰着我对于分数的概念。就读X大的公费师范生可以填补近8分的差距，使我高考得来的每一分得到最大化的利用。而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着懵懂的兴趣，喜欢且擅长基础学科，希望回到生源地就业，这些都使我相信公费师范是适合我的路。

依照往年的录取线，我大概率会做一名语文老师，至少也可以是一名学科类教师。但当“学前教育”几个字眼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时，心灵替我做了决定——“我不喜欢”“我不要去”。

我没有那么有耐心，没有那么细心，性格也不算温柔。更重要的是，我难以认同幼师这个职业。至少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不愿陷入自证的怪圈：幼师有前途、有专业性、不只是“带带孩子”。

九月一入学，我了解到有两次转专业的机会，分别在大一下、大二上。于是，我一面等待着，一面也亲践着对大学的朴素设想——走出舒适圈，做一些从未尝试的事情。

大一上学期末，我迎来了大学四年里第一个科研项目，并定下了“社区公园”这个选题。就科研视角而言，老师和同学都很认可，而我也因此感到被鼓励。几年后，我才知道，在我提出这个选题后不久，政策也瞄准了社区教育、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我觉得特别巧。

在项目持续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状态：特别专注、非常有干劲。这样一种状态来得如此真切，使我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生平里喜欢做的事情。等到项目进入复赛时，我头一次同教育学班的同学正面交锋。相较公费师范生，教育学班的培养目标更加学术导向。我不觉得自己在能力上同他们相差甚远，但比赛过程中的许多瞬间，我都在发愣：他们为什么会学到那么多东西？怎么可以做那么好？我意识到教育学班所追求的和我自己的目标更为契合。在大学后来的日子里，尤其同教育学班同学相处时，羡慕、遗憾的感受只会与日俱增。

大一过后，我一方面对学前有了更深的理解，渐渐生出了认同感；另一方面也了解到，学前教育待开辟的领域很多，竞争没有那么大。X大学前教育属全国前列，如果不转专业，而是在学前领域进一步深耕，未来读研、读博、继续做科研，或许也都不会太难。

这样的想法吸引了我，我没有再想转专业，却隐约感受到了一种公费解约的可能。出于对科研的兴趣，我希望通过读研来检验自己是否真正适合做学术。

大二前夕，一次同学聚会使我将目光投向了香港的硕士。了解到不少人将其作为跳板申请博士后，我相信其中暗含的学术可能性，也期望能够通过它体验到不同的教育体系。萌生申请港校的想法后，我将我的绩点刷高，默默为日后的申请做准备。

转眼到了大三下，我在专业安排下进入了幼儿园实习。过程中，我常感觉自己的状态总还差一点。做科研时，我会自然而然地进入状态，而在幼儿园一线时，我会有开心的时刻，也会尽职尽责地完成工作，但它始终对我缺乏了一种吸引力。后来回忆这段实习，我不得不承认当时的重心是在雅思备考上，对于一线工作投入的精力并不足，也因此进入状态比较缓慢。

柴柴的教学用书

2022年11月，疫情封控之下，近六场雅思考试连续取消，我的港校申请节奏被彻底打乱。缺少语言成绩直接导致我无法参与港校的一轮申请，这让我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如果申请不上香港，我去哪里？2022年年底往后近五个月里，许多问题都扎堆地涌入我的生活。大一思考转专业时，那份踌躇的心情以更加激荡的方式回归，我找不到形容的语言。

一开始，我依然不愿去幼儿园工作。实习后，我对自己的实践能力、工作热情缺乏底气。然而，当我尝试挖掘生源地其他工作机会，却发现无论是工种、可选的工作数量，还是工作薪资，都和我想的有所出入。

在这期间，父母从教育厅了解到解约的潜在影响后，基本上不再支持解约。而我则通过社交媒体，第一次知悉了即将入职的工作信息，不得不承认，其薪资待遇的确让我有些动摇。疫情三年的影响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算不上切身体会，但它确实改变了我许多。

18岁的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编制，也不曾那么在意薪资，出生于中产家庭的我也不曾在用钱上拮据。但走过疫情，我却不难感受父母在经济上的困窘，尤其大二后我一心申请港校，而父母只得思索着卖房，反复警戒我那巨额的机会成本。这些都是很现实的事情。

其实彼时，内心的天秤已渐渐偏向不解约。我想我只要下定决心干这一行，肯定是可以努力做好的，我可以学习怎么当老师。但如若不解约，过去的那些思量、对于科研的喜爱呢？我应该把它们放在哪里？

就在我举棋不定时，身边的同学转发给了我最新的青年失业率。那一刻，我好像才突然意识到，也许不只有我，还有许多同龄人，当下也在面临工作上的各种抉择，而我的情况已然是很幸运的了。我一直在和自己较劲，总想着再往前一步，解约、读研、读博、去香港……或许这些在过去可以被成全，但放到当下，我必须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与代价。

就这样，我入职了生源地的一所幼儿园，将18岁时自己选择的那条路走了下去。

柴柴下班后的阅读

入职后，我对科研逐渐有些袪魅，许多研究和一线情况差距很大，它们似乎没有那么吸引我了。与此同时，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实践能力在一点点进步。录取时，我给自己贴了许多标签；专业学习中，我也认定自己不适合一线。但入职后，我却发现不存在绝对的不适合和适合。

我常会想，也许平行时空里会有另一个我，做着完全不一样的职业。但回到过去，我大概还是会选择报考公费师范生。至少，结果导向来说，我现在工作状态不错。不过我也清楚，这是许多因素加成的结果，薪资待遇、离家距离等，缺一不可。我是幸运的，而这也算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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