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不了业”的学生

▲ 浙江嘉善县西塘镇茜墩村，退休教师陈孝林给陈宇凡上课。（受访者/图）

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宇龙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责任编辑｜吴筱羽

茜墩村的一场语文期末考试开始得十分匆忙，这和主考官最近的急迫情绪有关。交错的浅水湖把村子围成荡田，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客厅里，考试在鸡鸭的叫嚷中缓慢地进行。那是2024年1月4日，40公里外的浙江嘉兴城区，中学或许才刚进入期末复习。

试卷是主考官从此前的习题中临时拼凑的，他手写，大概花了10分钟。考生交卷后，主考官决定，要给卷子打满分。

考生只有一位，18岁的陈宇凡。他趴在一张磨损掉漆的黑色八仙桌上，头就快碰到桌面，靠手臂勉强支撑。那只手臂太纤细了，让人担心他随时可能倒下去。但主考官知道，这是那颗大脑，能对瘫痪的身体做出的最好掌控。

主考官陈孝林78岁，早在2006年就已从小学退休，2017年起，他成为陈宇凡，一名先天性脑瘫患者的老师。送教上门6年2个月，一周五天，早上七点半之前，电瓶车的轮子就会碾过村道。在知道自家房屋将要被拆迁后，他决定让学生尽快毕业。4日那场语文考试一结束，他马上宣布陈宇凡结业。

五天后，这位老师反悔了。

茜墩村所在的嘉善县，处在上海、杭州、苏州连成的三角形中心。相邻的大舜村聚集了上千家纽扣企业，生产了全球50%的纽扣。遗落在荡田上的茜墩村与工业文明格格不入，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这里被形容为“宁静、安逸、平和、洒脱”。

陈宇凡家四口人居住的房子大约建成于1980年代末，是江浙一带典型的“下三间，上三间”，与周围的房子相比，老旧许多。

期末考试两天后，陈孝林为陈宇凡组织了一场结业答谢仪式。荡田之上的院子挤下了三十多个人，有当地干部、学校师生、记者和其他帮助过陈宇凡的人。不少曾是陈孝林的学生。

人群中的陈宇凡，静静倚在轮椅上，头不受控制地摇动。上午10点，陈孝林宣读一份准备好的发言稿，上面是陈宇凡6年来的学习成果：汉字5000个、古诗200首、成语3000个，写了100多篇作文、70首小诗和700篇日记。

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一个奇迹。

陈宇凡纤细的身体上，附着了脑瘫、残疾、多动症。两年前，他突发黄疸，嘉兴的医院让家人“准备后事”。转向上海求医后，住院一个多月才治好。

更早之前，陈宇凡12岁时，还需由奶奶李玲英喂饭。他无法表达完整的意思，李玲英只能通过孙子的手势猜测他要什么，并忍受他不知缘由的愤怒。在全天候陪伴孙子的奶奶眼里，照顾、溺爱与补偿，很难划清界限。

一位村民说，他的父亲“不太勤快，喜欢喝酒打牌”，而“看不到希望”的母亲，在孩子6岁那年离家出走。

母亲离开得太早，以至于村民们都说不清，她到底来自安徽还是江苏。

陈宇凡的父亲则解释，自己平日在周边附近找零活干，“自己村子里的（活）做不到，被人家做掉了”。

身为一个“生出来就不好了”的孩子的父亲，他肩负着与外人不同的职责，谈论搬迁政策、陈宇凡的课业情况，他都只寥寥数语。只有聊到那次差点夺走孩子生命的黄疸，他的话变多了，那次住院花费了几万块，他找朋友东拼西凑，“这里借，那里借，还不清的”。

他反问：“本来就不好的，你说这样子还能好啊？”

轮椅上的陈宇凡没有太多来自父母的印记。电动轮椅是陈孝林曾经的学生号召下，一位女老板捐助的；脖子上缠绕的红领巾，来自2018年左右，陈孝林请大舜小学上门办的一次简易入队仪式；他的短发，也是陈孝林请大舜村一家理发店的师傅上门剪的。

陈宇凡的家人曾给陈孝林送过一面锦旗，写着：师生胜似爷孙。

锦旗是由真正的爷爷陈土林挂在门上的。这位老水电工显然不擅长公开发言，答谢仪式上，他一边揉搓眼睛，一边反复说着“谢谢”。李玲英催促他，赶紧下来。

陈宇凡和外界的交集极少。他有时会向外来人介绍院子里的柿子树，每年夏末，树上开始结出柿子，柿子由绿变红，是他感知时间流逝的方式。

他从没上过学。除了2022年在大舜小学听过一堂五年级的《山居秋暝》，他对校园了解甚少。在中国，需要专人护理、不能到学校就读的学生，要通过送教上门接受义务教育。

茜墩村属于大舜小学的学区。陈宇凡8岁起，学校安排不同科目的老师上门，每个月一两次，每次两位老师搭档，时长半天。语文老师们轮流上门，“教最基础的东西”。但结果是，到了12岁，大多数孩子小学毕业的年龄，陈宇凡还不识字。时任大舜小学副校长李冰玉坦言，对于送教上门成效也很难形成考核标准，老师只能“尽力做好”。

这样的学习结果，很自然被认为是“脑瘫”导致。连陈宇凡的父亲也承认，陈孝林来以前，儿子已经被视为“废材”。嘉善县城有能提供特殊教育的学校，但他们买不起附近的房子。

李冰玉有一个和陈宇凡同龄的孩子，她很着急。

她想起一位“激情十足”的退休老师，也住在茜墩村。两人的相识可以追溯到1999年。李冰玉还记得这位老师能写一手好字，他教室里的黑板报“永远是最漂亮的”。

2017年秋天，她打电话问陈孝林，能不能偶尔去看看同村的陈宇凡？当然，没有报酬。

陈孝林听说过他。这位学生考上过清华、北大、浙大的乡村教师，在接到电话的当晚，绕过菜地和屋舍，过桥、转弯，来到陈宇凡家中。

不过在对方家庭内部，意见起初并不统一。

陈宇凡的父亲想，那太好了。多年前，茜墩小学还没撤并，陈老师也曾是他的语文老师，他记得这位老师壮年时干劲十足，会把“争第一”挂嘴边。

而爷爷陈土林，经历了四年送教上门之后，提出想把孙子送到学校，“让奶奶到校照料”。

究竟是什么让陈孝林决定重操旧业，他也说不上来——孩子母亲的出走、奶奶喂饭的举动，还是陈宇凡似懂非懂地回答“想（读书）”。那天晚上他的决定是，最起码要让陈宇凡认识字、流畅地说话。

为了打消陈土林的疑虑，第二天，陈孝林找到李冰玉，递过一份“军令状”，承诺要每天上门，用三年教3000个字。“我陈孝林不会不守信用……”

他也怕自己半途而废。

浙江嘉善县西塘镇茜墩村，照片上，退休教师陈孝林和学生陈宇凡在柿子树前，柿子已经红透。（受访者/图）

陈孝林教了34年书，但他的关门弟子，总是超出他既有的教学经验。

这位退休老师性子很急，早上4点半起床，恨不得马上去教书，考虑到陈宇凡一家的生活习惯，才把早课时间定在夏天7点、冬天7点半。

那张八仙桌前，陈宇凡会扔掉手里的笔，流眼泪，说“不学了”。他只能默默地捡拾扔出的笔、帽子、水杯。

但陈宇凡又是他最努力的学生。陈宇凡本发不出“阿”的音，右手完全无法写字，左手写出的笔画歪歪扭扭。而近年，大舜小学副校长杨正每次来看望，都感叹他的字比学校里的学生都写得好。

陈宇凡已经不能算是学生了。李冰玉介绍，他的学籍后来从小学转到初中，目前9年义务教育已经结束，取得结业证书。但陈孝林还是会选在学校期末考试的同一天，自己手写试卷考他，按分数奖励他来自两所学校的证书，写上：送教上门班。

陈孝林对这个家庭的参与，也远超出“老师”的职能范围。

2021年11月，爱心人士赠送的平板电脑闯入陈宇凡的生活。在家人的描述中，陈宇凡很快无师自通，陷入那个具有诱惑力的世界。

家里没人管得了他，连父亲也没办法。他们寄希望于陈孝林——老师到家里，陈宇凡会把平板电脑藏起来。

陈孝林对电子设备知之甚少，他的智能手机是两年前买的，学生反过来教会他用微信、看视频。他决定制裁平板电脑，考试结果的奖惩决定了陈宇凡对它的使用权。

学生曾去一家老年茶室捣乱，推翻麻将、扑克牌，管理员也找到陈孝林。

陈孝林在自己家里已经当上“太太”（当地方言指“太爷爷”），家庭教育也被他本能地带入课堂。他自编了两份“教材”，其中一本叫《我的一家》，是用陈宇凡的视角写他家的故事，每个字都标上了拼音。其中提到，“我不会说妈妈狠心，我知道她的无奈”。

后来的作文里，陈宇凡还是提到妈妈走了他很“伤心”，接着是感恩老师、奶奶对他的爱护。那篇作文得到96分。

奶奶每天背着他上下楼，陈孝林看在眼里，但是光让学生学会感恩远远不够。

王金彩曾是陈孝林的初中学生，因为上学途中落水心生怯意辍学。她在大舜村做生意，业余组织了一支女性志愿者团队。2018年，她刷到“忘年交师生”的新闻，那位老人，越看越像自己的老师。

她辗转联系上陈老师，问能做点什么。陈孝林并不记得这位学生了，回答说，陈宇凡缺一个康复设备。

什么样的康复设备，王金彩并不知道，她从一些老板和同事那里，几十几十地凑出820元。陈土林买来材料，在家门口装上一个练习走路的架子，陈孝林制作了一张训练时间表：如果能不依靠架子走满10步，就是“世界冠军”。

陈宇凡现在可以扶着扶手上下楼梯，“啪嗒啪嗒，就知道是他来了”。

这位曾经的乡村教师并未意识到，自己填补的是特殊教育在基层的一道缝隙。

近年来，多省要求加强义务教育阶段送教上门服务，以保障重度残疾儿童少年受教育权益。在嘉兴市这一层级，该市在2021-2023年特殊教育提升计划中提到，“要形成轻度随班就读、中度在特殊教育学校或卫星班就读、重度送教上门的模式”，以确保“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9%”。

不过，政策继续下沉，触及县域、乡村，更多问题浮现出来，落地往往需要仰仗一些人额外的善意。福建省泉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针对泉州县域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当前教师送教内容的选择随意性强，参与送教工作的普通学校教师欠缺特教素养。

哪怕仅学习时间，送教上门也与学校教学相差甚远。一项对西南地区522个送教上门家庭的调查发现，74.7%的残疾学生每月仅接受1-2次送教，每次时间绝大部分在2小时以内。

2019年调入大舜小学的杨正，曾在三四所学校工作，每一所都有接受送教上门的学生。“主要以康复性的锻炼为主，文化类的课比较少，像宇凡这种语文学得那么好，非常非常少。”

两位副校长都提到了一个词：幸运。

杨正正在面对一个不够幸运的学生。学校为一位三年级女生送教上门，学生生活不能自理，无法和人沟通，而她的家人对老师送教上门有些反感，情况非常不乐观。杨正指出，除了陈孝林的帮助，陈宇凡家人的配合也是关键因素。

但“幸运”意味着小概率的偶然。李冰玉坦承，在学校角度，陈孝林做到了在职老师无法做到的，“我们不可能每天安排一个老师去半天上课，老师的精力不允许，学校的排课也不允许。”身为一位母亲和教育工作者，她希望更多类似的学生有机会接受专门的教育。

另一个问题在于，普通老师没有接受过特殊教育的训练。杨正记得，以前有过一种模式，由特教学校和普通学校教师联合送教，但特教学校师资稀少，送教上门的需求又是“每个学校都有”。后来，送教的工作就完全落在普通学校。

更何况，老师们在课堂以外负责的工作越来越多了：反邪教、反诈骗，在学校周边的马路上执勤，提醒电瓶车上的家长和学生戴头盔。

现在，这位副校长又有了更紧急的任务。心理健康问题近年渐趋低龄化，有学生告诉他，吃了抗抑郁的药物，很想睡觉。

2024年1月4日的语文考试，得分95。

这次题量不大，以往的考试分3天进行，要默写100个词、4首诗，写1篇作文、1首小诗。

“打分也很松。”例如用“碧绿”造句，写的是“碧绿的草地”一个词组，10分只扣了2分；写一篇日记，没有“抒情议论”，扣3分。

在一位记者提议下，陈孝林还是在试卷上写上了“100分”。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是一张注定无法满分的试卷。第一大题“看拼音写字”，5个题面，其中3个都标错了：bǎohu、gěmìng、zhāng jià，对应的答案则是：保护、革命、庄稼。

2024年1月4日，陈宇凡的语文期末考试试卷，试题出现错漏，注定无法满分。（受访者/图）

像许多乡村老教师那样，在当地，陈孝林曾是文化教育的权威。1960年代，他被保送到县里的初中，但因为家贫没有读完。他去做了10年会计，1972年应聘茜墩小学老师。那时“学校搬到家门口”，原本的大舜镇足有30所小学，如今，大舜成为西塘镇下辖村，镇里的小学撤并至仅剩2所。陈孝林先后在荻沼小学、钟葫小学、杨家溇小学、大舜小学任教。

陈孝林说，他在哪里都要教学生两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不争第一非好汉”“我把荣誉看作胜过自己的生命”。这两句话不是他原创的，而是源自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新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

陈孝林带的班，如果在大舜的小学中得不到第一名，他就会给校长写检讨。几十年里，大舜只出过两个市级先进教师，他是其中一位，获得搭飞机去武夷山旅游的奖励。

那时，一位乡村教师，具有乡土社会里最强的号召力。1990年，他向学生们五百、一千地凑钱，在茜墩村盖了两层的房子。

但教育环境的变化在教师生涯结束前纷至沓来。学生们开始离开村子，去西塘镇、嘉善县的学校读书，陈孝林不明白，自己的学生都能考上清北，家长们为什么一定要到县里、镇里买学区房？

另一个变化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任教的最后10年，他被要求用普通话教课，还要学汉语拼音，他“勉勉强强学了一点”。

开始送教上门后，陈孝林有时还会回到学校，向年轻老师们请教拼音知识，弄懂了再去教给陈宇凡。

智能手机用起来就更难了。他不会打字，靠手写输入，那个小屏幕对“记者”的笔画常常误读，一次写作“记老”，一次写作“记麦”。

退休后的11年里，陈孝林的生活围绕着家务、劳动和一亩多菜地。他也总参加退休教师活动，有时写信、写诗拿到学校里，让李冰玉帮他发表或传达，内容“都非常正能量”。

人们佩服他六年送教是放弃天伦之乐，陈孝林却觉得这更有意义。他在2019年出过一次车祸，卧床近月，他给陈宇凡手写了一封信：“你听到老师近几周都不来上课，也千万别高兴。如果你开心了，老师就十分伤心的。”

王金彩发现，多年未见的老师现在总有股自豪感，像是回到了她上学时候的神气。

她认为有三个原因：“媒体什么的都夸奖他，这个学生也教得不错嘛，再加上，我们这些学生还可以，没有丢他的脸。”

相比教育的变化，更大的变化正在席卷这个江浙沪交界的小镇。

日前，嘉善县对西塘镇下属的茜墩村、荻沼村等村征收部分土地，用于建设嘉善至西塘市域铁路工程，有人憧憬，以后建好地铁，能直接通到西塘镇和上海。未来，嘉善县还将建起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

人们被一种不多见的积极乐观环绕，“长三角一体化”挂在他们嘴边。纽扣生产商万文元解释，当地开车一小时就可以到上海市中心，纽扣经由上海港运送到东南亚国家，用于生产成衣。

制造业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吸引来大量外来务工者。杨正介绍，大舜小学80%的学生来自省外，他们的父母，多在“纽扣之乡”或西塘的富士康工厂打工。而本地人则纷纷到县城买房，让孩子们入读县城学校。

陈宇凡的母亲也在西塘打工。陈宇凡的父亲说，他们已经复婚，但妻子吃住都在上班的地方，2023年回来过三五次，看看儿子。

茜墩村这个家庭没有被巨变影响，既没有被拆迁，也没能从纽扣业中获益。他们收获的或许是，开始理解“脑瘫”只是部分生活学习障碍，那个困在轮椅里的躯壳，有一颗聪明的头脑，不是“废材”。

所有人都曾担心他“教不会”。但这样的疑云很快消散，来看望的人发现：“这个孩子竟然记得我。”上门的老师、志愿者都提到，他会主动找他们聊天。杨正说，而他拜访其他学生家时，孩子们会腼腆地躲起来。

一个更明显的迹象是，对院子里那棵年复一年生长的柿子树，陈宇凡写了两句小诗：“院中柿树绿叶翠，果子叶中挂下来。”

朝夕相伴的陈孝林，得到的惊喜更多，陈宇凡分给他别人送来的牛奶和零食，告诉他“恭敬不如从命”；陈孝林回礼时则称“来而不往非礼也”。

这对师生总是提前完成教学目标，陈孝林也因此投入更多期待。他想让陈宇凡坚持写日记，出版一本《残疾少年日记选》。

几位参加答谢仪式的人都提到一个细节，陈老师在操心学生以后的生计了。

爷爷奶奶终将老去，王金彩原本准备找他们商量，安排陈宇凡到纽扣厂里做手工。陈孝林则希望当地政府部门能给学生安排个打字、写文章的工作，不能太劳累。师生的思路出现了分歧。答谢仪式上，陈宇凡告诉记者们，他想开个超市，算账对他来说“小意思”，爸爸负责进货。

但“融入社会”的念想未免太过遥远。就在1月9日，搬家前一晚，陈孝林在陈宇凡家听到奶奶的指控：孙子没作业，总玩平板电脑。

陈孝林心想这样不行，当下宣布：教学继续，双休日外每天自学10个成语，月底他骑半小时电动车，从镇上来测试。有企业刚给他发了5000元奖金，他准备用来买奖励考试结果的生煎包。

那个刚在期末考试上取得100分、已取得义务教育结业证书的18岁学生，半个月后，又要迎来下一场考试。

（王仪颖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