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丽霞：五位安徽出嫁女，改变世界

监制 - 她姐

作者 - 黄瓜酸啤

电影《隐入尘烟》的最终票房达到了1.1亿，这简直是国内艺术电影的票房神话。

事实证明，人类可以共情一个更大的世界、更远的远方。

不过这部电影关注的依然是以男性为主体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女人仍旧遮蔽在尘烟之下。

在广大农村地区，女人失去土地、房屋甚至失去家园的历史是更普遍的，但也更不被看见。

今年一席做过一期关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演讲，讲述者是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千千所）项目主管林丽霞，演讲非常出圈，各大平台加起来有超过百万的播放量。

她姐也因此意识到，女性在土地、房屋等利益上失权的议题，我们关注得还远远不够，但这分明是更深层、更核心的不公平。

于是，我联系到了千千所项目主管林丽霞，想要聊聊这些问题——

为什么2022年了，女性土地权益依然得不到保障？

这件事和在城市工作与生活的女性有什么关系？

我们又能改变什么？

林丽霞和同事关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议题十八年了，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立的思考。

她略带西南口音的普通话透着热情和感染力，讲起这些年亲历的事滔滔不绝，林丽霞说得最多的词便是“公平”，尤其提到具体的外嫁女维权过程。

林丽霞决定向前一步，她说“这是合理合法的诉求，我们决定帮助她们”。

“外嫁女”，又称“出嫁女”或“农嫁女”，是指家里有兄或弟且跟外村或外组男性结婚的女性，不管她们婚后户口是否还在娘家，不管之后她们是否仍在村里生活且尽了一切村民义务，一律都被视为“外嫁女”。

关于“外嫁女”的问题，似乎是这两年才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

之前两张照片在互联网上疯传，佛山某村挂出刺眼的横幅——“坚决反对外嫁女的孤魂野鬼抢夺分红”“分红的死无葬身之地”。

热搜上关于外嫁女的新闻，无一不令人感到窒息。

#女子因出嫁被村里扣40余万土地补偿款#

#失地出嫁女维权38年未果#

#出嫁女自建房被指违建遭强拆#

……

但其实关于“外嫁女”的争议，是个老问题。

林丽霞所在的千千所是一家专职公益法律援助的律所，从2004年左右开始，他们接到农村妇女关于土地失权方面的求助便越来越多。至今相关求助超过3000起，涉及人数超10万多人。

一切还要从林丽霞所在的律所代理的2004年安徽五名出嫁女的案子说起。

韩春、朱秀丽、朱小红、朱雪梅、朱红梅这5个女性没有得到自己应得的征地补偿款。

她们的土地在婚后并没有收回，甚至她们每年都按规定缴纳各种税费，但到了国家征地，有了利益，村里讨论征地补偿的分配方案时，她们却被排除在外。

她们被剥夺了因土地带来的集体利益分配权，只因是外嫁女。

于是她们去找有关部门，从村委会、街道办事处、市妇联、再到省农委找了一圈，数次调解未果，无奈之下才寻求了法律援助。

这当然不是外嫁女失权的唯一情况，笼统来说，外嫁女权益纠纷主要涉及：

失去土地，失去房屋，失去村集体成员身份、股份以及其他集体收益的分配。也就是“地无一垄、房无一间、钱无一分”的三无人员。

譬如内蒙古的杨志军，她今年68岁，为土地奔走维权了38年，她被剥夺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根据县政府的文件，包括她在内的68位出嫁女及子女，她们第一轮承包时分到的土地被收回，第二轮承包时又没有分到地。

浙江的任雪萍，她因为弟弟到了适婚年龄而被家里人赶了出去，于是决定自己申请宅基地盖房子。村集体却以她是外嫁女为由不予批准，她被剥夺了宅基地使用权。

除此之外，还有房屋所有权、村集体股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有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为什么还要回来争，把户口迁到夫家去不就好了？

事实上户口迁到夫家同样会落空。土地、房屋、收益分配都需要赶上恰当的分配时间，女性因为婚姻而流动，很大可能错过分房分地的时间节点。

更何况很多村的分配方案，对嫁进来的媳妇同样不友好。

林丽霞说，在河南滑县某村规定“嫁入的媳妇不予分配征地补偿款”；云南玉溪有些村要求女性结婚后三个月内必须把户口迁入，如果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迁入则享有的权利递减。

因婚嫁把户口迁进婆家的女性，并不必然能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

为了确保婚姻稳定，嫁进来的媳妇第一年股份只能分到别人的10%，第二年20%，7年至10年后才享有全部的份额，这是“婚龄股”。

因为一纸婚书，出嫁女在娘家成了外人，在婆家同样不受待见，其权益两头落空。

全国妇联曾对30个省的202县1212个村做过抽样调查，发现没有土地的群体中，女性占70%，其中26.3%的女性从来没有分到过土地，有43.8%的女性因为结婚而失去土地。

明明《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一系列法律，均赋予了男性和女性在土地权利方面的平等地位，为什么落实在具体的案例中，女性失去土地的比例如此之高？

问题的关键症结在于，村庄遵循“村民自治”，而村民自治的结果就是，村庄各有不同的村规民约，而这成为侵害女性土地权益的罪魁祸首。

任雪萍所在村的村书记放话：

“《妇女权益保障法》我们不管的，我们就是土政策、土办法，村规民约不受法律管，我们也不是针对她一个，如果哪家女儿都来要批房子的话，岂不是乱套了？”

林丽霞她们在代理案件过程中有意识地收集了上百份村规民约，“一村一策”的现象十分普遍。不变的是，它们都以性别为由剥夺妇女土地权益。

有的强制要求出嫁女户口必须迁出娘家村，且规定出嫁女不得享受村民待遇；

有的把离婚妇女、再婚女性所带子女、上门女婿排除在外；

有的甚至不允许28周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参与分配

……

村规民约真的是法外之地吗？其实不是。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1988年就规定，村规民约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相冲突。1998年增加，村规民约不得侵犯村民的人身权、民主权、合法财产权利。2010年又增加，乡镇政府有对村规民约纠错的职责。

于是，勇敢的外嫁女们从头开始学习知识，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争取合法权利。

但结果呢？

外嫁女们把村集体、妇联、各级政府、信访办农业部跑个遍，结果一般是：组织协调，区政府派给乡镇，乡镇下沉村里，村召开村民会议投票，少数服从多数。

任雪萍根据千千律所律师的指导，对当地土地管理办法提出合法性审查申请，上级政府给出了“这一条违法”的答复。

解决方案却不是明确女儿和儿子享有同等权利，而只是去掉了违法的那条。兜兜转转，决定权又回到了村委会，任雪萍还是没拿到地。

信访途径走不通，不少走投无路的外嫁女选择走诉讼这条路。

维权的38个年头里，内蒙古的杨志军多次打过官司。

她告区政府没有履行职责，纠正村小组违法行为。法院说区政府多次进行协调，不存在不作为，驳回了诉讼请求。

她又告村小组违法收回土地。法院说，分地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不予受理。

还有外嫁女告乡镇政府剥夺成员资格。法院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乡镇政府有确认成员资格的职权，这是法律空白，同样不予受理。即便受理了，执行层面同样难以落实。

18年来，林丽霞所在律所代理的221起案例中，法院不受理占一半，剩下的败诉占四成，最后胜诉的比例只有约一成。

外嫁女的每条维权之路似乎走进了“死循环”。

到底为什么变成了这样的僵局？

跟林丽霞聊完，她姐发现其实底层矛盾在于不变的土地和流动的妇女。

准确来说是我们实行的“长期不变的土地政策”和农村落后的“从夫居”婚居习俗之间的冲突，这是非常深层的问题。

我国施行的土地政策是家庭承包责任制，而且保持土地长期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不变，而人口在不断流动，不公平便出现了。

《婚姻法》其实有“婚居自由”的性别平等规定，但现实里的农村地区多是沿袭强制性“从夫居”的习俗。

女人因为婚姻而流动，也因为婚姻而失权。

因为土地是“包干到户”，即土地分配到家庭而不是个人。但户主绝大部分是男性，至于家庭内部怎么分、分多少、女性能不能分，都要打个问号。

这样的土地政策看似“有户就有地”，其实存在极大的不公，因为男性天然享有权利，女性则要依附于家庭，成为家庭的一员才能分享。

发现了吗？

问题其实触到了父权制的本质。家庭父权制的规则是：随父姓、从夫居、儿子继承财产，而这些恶果一一体现在女性失地上。

包括村民自治也在小心呵护男尊女卑的传统。

林丽霞团队走访的许多村里，村干部绝大多数是男性，即便把村妇联主任算进村两委，女性的参政比例和话语权依然很小，也有少数村书记是女性的情况，但往往都是不发达的、男性不屑于去的地方。

于是就造成了村民所谓的民主沦为父权的民主，而想要抗争的外嫁女，往往会成为一个家族，甚至整个村庄的敌人。

而女性失地的罪孽会卷入代代相传的恶性循环里。

男女之间的利益差别过大，加剧了农村生男偏好，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随之还有农村光棍现象、人口买卖黑产……事实证明，外嫁女权益越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会越来越扩大。

在讨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会上，林丽霞遇到过一些“超然”的男性教授，他们跟村集体没有任何利益瓜葛，但在外嫁女问题上却完全无法共情和理解：

“说到底，外嫁女户口留在娘家就是图娘家村富裕，她们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

林丽霞想不明白为什么身为教授也会这么说，“可是趋利避害又有什么错呢？”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什么到了女性这里就不行了？她们不是一群占便宜的人，而是在为尊严和平等抗争。”

其实外嫁女并不总是失败，也有成功的案例。

林丽霞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2006年内蒙28名出嫁女集体收益分配案。

28位出嫁女被排除在两套房还有1.5亩地的集体收益之外，逼得要去集体跳楼。

当年，在现行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法院判定28名出嫁女胜诉，认为她们除性别之外，其他条件与男性村民相同，应当享有同等权利。

林丽霞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判决，法院愿意超越法律条文的局限，从公正平等的法律原则和精神出发，做出了通向正义的努力。”

也有通过政府、法院出台文件解决问题的情况。

千千所代理的第一个案子——安徽5名出嫁女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最终因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新出台的文件而得到解决。文件明确规定女性有权参与分配，有了白纸黑字，外嫁女维权就会容易很多。

2015年，四川省农业厅出台了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的指导意见，以户口为基础确保了外嫁女的权益。

事实证明，一般积极解决问题、出台过文件的地区，矛盾冲突便会逐渐化解。

但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修改侵害女性土地权益的村规民约。

林丽霞所在的律所在很多地区都做过推动修订村规民约的试点工作。

但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村集体修订村规民约也会缺乏动力。云南华宁县城关社区书记何永辉下定决心修订村规民约，但一提出就遭到全体村民反对。

整个过程中，何永辉经历过无数的阻挠，他只能慢慢做工作：

“如果我们把处理上访的精力都用来提高集体收入，把集体的蛋糕做大，每个人分到的不就多了吗？”

“男女平等是迟早的事，今天不改明天也得改。”

“谁能保证自己家永远只生儿子呢？男女平等，家家户户都受益。”

……

历时14个月，经历了40多次村民会议后，2019年才终于制定了平等的村规民约，年底分红时一切按新规办，那次分配一切风平浪静。

这是了不起的一步。

但每向前迈出的一小步，背后都有无数外嫁女付出巨大的牺牲，而且争取来的胜利绝非一劳永逸，成功永远是局部的、阶段性的。

譬如杨志军，2009年5月9日这天她意外争取到自己的权益，这是她维权的第25年，但因为外嫁女的身份，她子女的问题依然没有着落，于是杨志军又踏上为子女维权的上山路。

还有林丽霞接到的四川的案子。村集体没有不配合，但也没有很主动，“就像癞疙宝，夺一下跳一下”，每次1000、2000元一点点地分给村民，外嫁女不得不一次次地打官司……

外嫁女的抗争，好比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还需要下一次鼓起勇气往上爬，下下次，无数次……

但正义尚存的世界，绝不该是前功尽弃、周而复始、永无止境、滚下山去的石头。

到底有没有打破死循环的可能呢？有的。

林丽霞说，其实有一个简单又行之有效的办法——用统一立法的方式，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

任何村民有了法定的成员资格权就应该享有平等的承包地、宅基地、股权等各项权益的分配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权是一种身份权，属于民事基本制度的内容，应由国家法律法规来规定，而不该交给地方政府、法院来决定，也绝不应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

如果由村集体决定，就会出现村干部、村民代表既当裁判又是竞争对手，出现明显的偏袒。

只有女性的村集体成员资格权由立法的方式确认，女性的权利有法可依，很多不公平的村规民约才能动摇瓦解。

久病成医的任雪萍根据自己切身体会，也提出了非常具体的立法建议：土地权益、集体收益应该落实在个人头上，而不是家庭或者户内。落实在个人头上才能自主处分，才能避免“包干到户”的土地政策对女性的遮蔽。

令人欣喜的是全国人大正在起草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不久就会像之前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一样，进入一审二审，并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到时一定记得把“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和“土地权益落实到个人”写入参考建议。

当然了，外嫁女困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出路也应该是结构性的，立法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除此之外，各级政府、人民法院、村集体，每个环节都要落实相应的责任。

四管齐下，解决女性土地权益问题才指日可待。

和林丽霞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世界对农村女性有诸多误解。

这些年女性意识觉醒，能够在网络上发声的人，主要还是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发声途径的女性，她们大多在城市生活、有着相对较好的工作。

我们总是想当然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认为底层女性是一群抱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思想、默默忍耐承受、不懂反抗的群体，是着火的房间里熟睡的人。

事实其实相反。

林丽霞说，这18年接触了无数的外嫁女，她们骨子里透露出对平等的渴望，还有极强的尊严感，这股劲儿就像沉寂了很久的火山，激发出勇敢、顽强的力量。

她们遭遇到的是直击父权制度本身的不平等，这是更深层更核心的性别歧视。她们一直在抗争，甚至真的改写了政策。

杨志军从80年代就开始维权了，外嫁女们也许没听过女性主义这些新鲜词汇，但肉身早已参与到反抗父权的战斗里。

杨志军说：“出嫁女这个词深深刺痛了我，为什么要给我们取这个名字，男性怎么不叫出嫁汉？”

为了应得的土地，杨志军找村委会、找妇联、找乡镇、区政府、市政府……区政府的答复是，村集体已经没有土地了。

杨志军不信没地了，那年秋天她用双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村里还有140多亩地，报告给村小组，结果多出来的地还得村民大会表决。

一次次上访一次次起诉，一审二审都败了，杨志军又向最高院提出申诉，最终通过绝食才争取来自己的土地权利。

只有初中文凭的任雪萍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推动了地方政策的改变，但依然没有拿回自己应得的宅基地。2018年她从家里搬出来，在邻村租了间最便宜的老房子，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生为女性是原罪吗？”任雪萍在自述的维权材料上，用粗体字写下这句话。

湖北的李继红在维权过程中质问村书记：

“为什么儿子有这权利，为什么我们女儿就没有呢？”

“为什么明明是我的权利，却要通过其他人来表决决定我个人的权益呢？”

这些振聋发聩的质问，问得村书记哑口无言。

林丽霞说：“她们也许没有一个明确的性别意识，但已经在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向现在的法律政策提出深刻的拷问，就像鱼儿感知水温一样，她们身在其中，感知很深的。”

她们并不是一群等待我们去启蒙、去拯救的群体。她们早已开始战斗，而我们是在加入她们。

林丽霞加入帮助外嫁女维权的事业，其实出自偶然。

她曾当了6年的中学老师，因为不满足于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她决定放弃老师这个铁饭碗，独自到北京闯荡。当年父亲、弟弟坚决不同意她这个决定，但妈妈和妹妹却很支持。

那个年代林丽霞其实不知道妇女权益、女性主义这些东西，可能天生有正义感的性格使然，或者是遗传，她的外婆就曾经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思想解放又明事理。

只是想换一个活法的林丽霞1995年来到北京，1997年加入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千千律师事务所。

也是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那是联合国历史上范围空前的一次盛会，出席者达1.76万人，讨论着中国在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领域的工作。

和林丽霞聊天之前，她姐想要回答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远方的哭声”，现在我感到惭愧。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原来这不是知识分子的胸襟，而是世界的真相。

往小了说，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城镇户籍人口占45.4%，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农村户口，但很多人在城市工作生活，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在被损害。

更重要的是，农村土地权益问题，不仅仅是农村女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权益，而关乎尊严。关乎有没有把女性当作平等的人对待，这直接与生男偏好和出生性别比挂钩，撬动的是父权制的支点。

这不再是远方，它与我们如此迫近。

我们是彼此的镜子，也是因为女性的身体性而成为命运共同体。

这不只是外嫁女的问题，这是我们身为女性要共同面对的生活。

同时女性之间又有巨大的复杂与差异，于是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觉醒之路。

可以是外嫁女这种，生发自内心深处对不平等的厌恶；可以像林丽霞那样看见别人，映照自身……

我们从不孤独，也许我们需要各自面对具体的处境，但这休戚相关的命运连结超越了国族和阶级。

你不是一个人踏过这荒原。 她刊 

最后，她姐想聊聊再聊一下「GentleWomen，向前一步」这个栏目。

过去，女性总是陷入“花木兰式境遇”里，要么“超越男性”，要么“成为男性”。但那样的叙事里没有女性的声音、语言、思考和情感。

当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女性，那注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们需要把视线真正投向女性，让女性用自己的语言思考和表达。

当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每一期职场女性嘉宾的表达，还有每一个「你」的表达。

她姐开辟了这样的一处空间，这里聚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场女性，在这里你可以畅所欲言，关于自我、关于职场、关于成长……

我们希望在这样一处空间里，“girls help girls”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切实的行动，守望相助，彼此成就；优秀的职场女性不再仅仅是彼此远方的灯塔，而是汇在一起的新浪潮。

具体能做的，或许是一句加油、几行过来人的建议、一次打破壁垒的合作、一场女性主题的沙龙……总之，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只要你想，我们都愿意给你提供平台。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群，加入我们，这是一条全新的女性道路的起点。 她刊 

参考资料：

1、一席演讲；林丽霞；当这些失去土地的妇女站出来维权，她们往往成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敌人

2、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为何受到侵害

3、橙雨伞；千千律师事务所与李慧英教授的访谈；被夺走土地的女人们，正在用她们的方式夺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