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内战，如果发生将彻底改变世界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族政策

苏联在解体以前，已经经历了30年的经济停滞，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需要改变”，但像解体这样的改变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而在解体过程中，被民族主义领袖控制的加盟共和国成为唯一的决策中心，而大部分公民和戈尔巴乔夫都在解体密谋中被架空了。

1985年，当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的时候，苏联民众虽然对自己所面对的重大社会与经济问题已经有所认识，但对民族问题总体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

当时，苏联的各民族关系尚好，并无迫切的改革的需要。大部分领导人和普通公民都认为苏联解决了民族问题，建立了一个单一的共同体——“苏联人民”。

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显得既促成“民族主义”大胆的一面，又对自己的行为的可能后果十分的迟钝。戈氏是在无视“民族问题”的情况下，去促动民族主义的。其试图使用“公开性”的改革，来缓和苏联晚期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矛盾。

然而，公开性改革不仅对社会和经济的沉疴疗效有限，同时让矛盾可以通过“民族主义”为中心加以动员。公开性改革放松了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这使得民族主义得以渗透到公共场域。而戈尔巴乔夫对此反应极其缓慢。

1986年，在哈萨克斯坦，戈尔巴乔夫轻率地使用俄族的科尔宾取代了在任职第一书记超过20年库纳耶夫，造成了危险的民族对立的情绪。然而，戈氏即使在这种对立态势发生之后，也迟迟不能确认民族主义的趋势是否真实。

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一次他总算感受到了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情绪。然而，戈氏认为这是苏联官僚主义的苛政和中央缺乏对民族政策的尊重导致的，而并不认同是公开性改革造成了分离主义暗流，因此进一步推进公开性和“怀柔”政策。

由于对民族问题认识不足。戈氏计划把苏联转为一种更为柔性的联盟（某种意义上是南斯拉夫式的）。因此在他看来，民族情绪固然存在，但并不会有加盟共和国会拒绝加入新的联盟国家。显然，戈氏完全错估了形势。

正如在社会经济方面，现实与宣传中存在差异一样，虽然加盟共和国在宪法上有退出的权利，但是多年运作已使苏联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加盟共和国虽然在理论上拥有很大的法律和职能权力，但是也仅仅存在于理论上。而对戈氏而言，这恰恰被他认为是改革的抓手所在。

民族情绪瓦解苏联

在1988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严厉批评了现有的苏联权力结构，认为有必要在加盟共和国之间重新分配权力。在戈氏看来，这项措施也是与他自下而上释放经济能动性的改革互相补充的。于是，各个共和国当局的经济权限都被扩大了。

随着戈氏推进的重新划分中央和共和国职能、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等一系列改革，特别是随着所谓的“民主化”，民族主义势力在政治阵地上逐渐站稳了脚跟。

很显然，戈氏已经陷入了一种“托克维尔陷阱”。虽然此时他的改革是为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等问题，但“新制度”实际上给了各种新势力以机会。尤其是苏联的人代会，被许多民族主义的代表渗透。

而到了1989年春天，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自己摧毁的“旧制度”可能会带来“大革命”。在回忆录中，戈氏说，他当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和经济改革能够跑在在“分离进程”之前生效。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戈氏改革的特点就是负面效果往往比正面效果昭彰的多。首先，民族主义最强烈的波罗的海国家坚决不肯加入新的联盟；而叶利钦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也通过了俄罗斯的主权宣言，伺机攫取最高权力。

1991年3月，各加盟国就“是否要保全苏联”的问题举行了公投。苏联公民以多数票（76.4%）赞成未来处在单一的联邦国家中。

但无论是民意还是戈尔巴乔夫，在接下来的大转折中都毫无作为。各加盟共和国作为民族主义势力的中心，成为了瓦解苏联的决策与行动中心。

在“八一九事件”中，戈尔巴乔夫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僵持不下，但双方都没有能力推动自己的政治意图。而用新的联盟国家条约替代苏联宪法的计划，只能存在于人民公投的意愿和戈氏的大脑里了。

这样的背景下，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领袖轻而易举的贯彻了自己的意图：波罗的海三国率先独立。

而苏联的最重要的三个主体——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则在别洛韦日森林举行秘密会议，由三国领导人签订了独立协议。此次会议中，民族主义势力私相授受，三国决定脱离苏联独立，并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取代苏联。

由此而言，戈尔巴乔夫说的“避免了内战”，也不无几分道理。因为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站在民族主义一边，更没有变成一个主体民族沙文主义者。

因此，戈氏也没有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代表主体民族去作无望的抗争，反而使自己成为了三个主体民族密谋的主要靶子，吸引了大部分火力和仇恨。

俄乌白三个民族主体在苏联解体后，一度远比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三个互有血仇的南斯拉夫民族和谐。

解体后的血雨腥风

解体使得主要加盟共和国之间以比较和平的方式分手了，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几个共和国能够和平解决问题，对全世界都有极大的正面意义。

但是在独立后的加盟共和国主体内，自治共和国往往基于“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逻辑，也纷纷打起了自己的分离主义算盘。

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对于苏联解体后一系列族群冲突和局部内战总结道：“从1991-2000年的十年间，仅在这些冲突中，我们就失去了超过75万名公民，另有约350万人受伤，1200万人变成了流浪者和难民，被迫放弃家园和财产。”

对脱离苏联最热心的几个的国家，其高昂的民族主义往往刺激了内部的其他族群，其自己也免不了受内部的分离主义的挑战。

在摩尔多瓦，激进的摩尔多瓦民族主义刺激了德涅斯特河左岸其他民族，新生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则支持了德左共和国的分离行动。此外，突厥语系的加告兹人也宣布要进行自决选举，在德左志愿者帮助下，几乎酿成武装冲突。至今，加告兹依然是摩尔多瓦境内的特殊自治实体。

在格鲁吉亚，1991-1993年间爆发了阿布哈兹战争、南奥赛梯战争以及内战，使得这两个非正式国家至今独立，并为之后的俄格冲突留下了隐患。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爆发了第一次纳卡战争，这也是前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第一次内战。

在波罗的海国家，出现了现代版本的种族隔离。当地俄族没有公民权，处于“非国民状态”，族群对抗的情绪一直居高不下。

而在俄罗斯境内，也爆发了车臣共和国和鞑靼斯坦共和国独立的问题，最终一以战争、一以谈判收场。

在中亚，苏联解体导致了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膨胀和族群冲突。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宗教极端和贫困造成的武装冲突和内战持续了五年，造成大约6-15万人的死亡和百万人失去家园。塔吉克斯坦至今人均GDP仍低于许多非洲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解体后中亚各国的主体民族比例变化：乌兹别克斯坦从71％上升到84％，塔吉克斯坦从62％上升到84％，哈萨克斯坦从39％上升63％，吉尔吉斯斯坦从52％上升到73％，土库曼斯坦从72％上升到91％。

可以想象，中亚各国在苏联解体后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族群冲突和人口交换，而且伤口至今没有完全愈合。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去世了。无论如何，他造成的苏联解体是一种悲剧，解体造成的分离主义则是更大的悲剧。但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间没有陷入全面内战，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于这种幸运，只要想想我们今天面对扎波罗热核电站是何等的焦虑，就能明白。

当初高呼独立口号的民族主义领袖没有意识到，分离主义进程一旦开启，就不会以他们自己心中的红线结束。这其中的甘苦，现在正由他们的继任者所品味。

参考资料：

1. Ялышев Р 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Cоветского Cоюза в год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J]. Известия СПбГЭТУ ЛЭТИ, 2013 (8): 96-101.

2. Млечко М Е. Эт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новых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и постъюгослав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J]. Науч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Обозреватель-Observer, 2018 (3 (338)): 58-71.

3.https://ru.wikipedia.org/wiki/%D0%9F%D0%BE%D1%81%D1%82%D1%81%D0%BE%D0%B2%D0%B5%D1%82%D1%81%D0%BA%D0%BE%D0%B5_%D0%BF%D1%80%D0%BE%D1%81%D1%82%D1%80%D0%B0%D0%BD%D1%81%D1%82%D0%B2%D0%BE#%D0%92%D0%BE%D0%B9%D0%BD%D1%8B

4. Провал на западе и бум на востоке. Как менялось население бывшего СССР
https://www.rbc.ru/society/09/12/2021/61af3dab9a7947c72ecf6f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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