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推荐去诈骗公司实习，女孩被捕

3年前，李淑琳通过班级QQ群里就业老师发的实习信息，入职一家电商运营公司。入职两个多月，她突然被捕，最后以诈骗罪被判处6个月拘役，并处罚金三千元。

她对媒体回忆，直至案发她才知道，自己进去的公司以诈骗为业，而她自己是该诈骗环节的最前端。因此她质疑，为何学校推荐的（实习公司）竟是一家诈骗公司？

李淑琳的经历被媒体曝光后，近日，她就读的毕节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在班级群中推荐实习岗位的并非本校老师，而是合作企业方的人员。同时，该校校长承认，在校企合作的企业审核方面，学校是存在问题的。

未进入社会，先进监牢，像李淑琳一般，在实习或毕业求职时经学校推荐误入诈骗公司的事情，并非孤例。

2023年12月15日，央视《今日说法》报道称，2020年5月，在浙江永康警方办理的一起电信诈骗案中，有21名甘肃某职校学生涉案。经查，21名学生是经学校选拔、推荐至江苏昆山涉案企业的。

2023年9月12日，澎湃新闻报道称，湖南常德海乘职业学校十余名学生毕业后经学校推荐至菲律宾工作，最后因涉及开设赌场罪被抓捕并判刑。

实习是职校学生学习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其毕业的前提。而在实践中，大多数职校学生的实习由学校统一安排，鲜少自主选择。

这在某种程度上给滋生灰色利益提供了土壤。南风窗记者查询裁判文书网发现，过往，存在不少人力资源中介或企业向职校行贿，后者给对方提供实习学生充当廉价劳动力。

而且，职校学生实习时的权利保障问题在近几年也成为职业教育的焦点问题之一。南风窗记者注意到，不少业内学者研究发现：职业学校的岗位实习中，实习生的权利实现面临困境，其人身权利保障也存在漏洞。同时，实习生获得劳动保障的权利受到侵害，且救济困难，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未进入司法审查的视野。

“学校在处理我的事情了。”这是在1月18日，李淑琳向南风窗记者简短地确认近况。

李淑琳早前跟媒体说：“我要的不是困难补助，我希望学校可以承认错误，并向我进行道歉和赔偿。”因为这一切，都缘于2021年3月22日下午4时，班级群里就业老师发的那条实习信息：

“贵州华讯文化在找淘宝客服，底薪3500+奖金，工作地点在贵阳。”

彼时，即将在当年6月毕业的李淑琳，刚结束另一场在杭州的实习回到贵州。她当时已有准备入伍的想法，计划一边等待报名，一边实习赚点生活补贴。

4月中旬，李淑琳通过了上述公司的面试，并在一周后入职。判决书显示，工作后，李淑琳作为业务员，负责“前端引流”工作，具体是在各社交平台发布运营淘宝店成功的视频广告。

若有人咨询，就说淘宝店的成功得益于涉案公司的运营。之后，在拿到有意向购买运营服务的客户联系方式后，李淑琳将其交给上级，由上级负责跟客户聊具体业务。

判决书显示，包括李淑琳在内的业务员，在网络上发布虚假的广告视频，引诱被害人联系该公司客服人员，是诈骗中的一环。

故此，李淑琳在2021年7月8日被警方带走，2022年1月27日被取保候审。2022年12月20日，她被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

相比该案主犯人员，李淑琳获刑较轻，但案底将一直跟随她，对生活、工作产生影响。

李淑琳接受采访时说，她从小梦想读警校，但没考上，之后便想入伍。2021年6月，她通过了征兵报名，等过了体检，9月就可以入伍。

但在7月，李淑琳案发被捕。悲剧本可以避免——只要李淑琳所在的学校对提供实习岗位的企业尽职审核。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艳东告诉南风窗，此案中，“学校应该是电信诈骗的防火墙，应当承担在教学管理方面对实习单位资质审查把关不严，对实习日常管理不到位的责任”。

李淑琳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在工作中并未发现公司是诈骗公司。这种“无意识”的情状，在类似案例中也存在。

高艳东认为，工作是由学校推荐，同学们对学校推荐的公司有高度信赖性。

此种情况下，如果有证据证明该公司的诈骗业务的确是前端岗位无法发现、无法接触到的，学生对于该诈骗团伙不存在主观明知，因而不具有对于该学生发现自己参与诈骗的“期待可能性”（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可以期待行为人做出合法行为），主观上排除学生的犯罪故意，不应让其承担刑事责任。

高艳东补充道：“在明确学生已经实行诈骗行为的客观要件前提下，对于犯罪主观方面的举证成为学生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重点。”

像本文开头所述的甘肃某职业学校21名学生涉嫌诈骗一案中，公安机关最初以学生明知公司从事诈骗为由，将他们同其他嫌疑人一并移送检察机关。检方介入后，注意到了他们的学生身份，并了解到当时学生的确有发现公司异常，但他们将该情况上报学校后，校方派老师前来考察，并未发现异常，继续让学生实习。

检方据此认为，此案中，学生已经尽到注意义务，经老师考察后听从学校意见继续实习，符合常理，没有犯罪的故意，不该追究刑责。

但李淑琳没有像那21名学生般幸运。而像李淑琳这般不幸的学生，这两年在逐渐变多。

2023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工作情况（2023年）》显示，在校及刚毕业学生逐渐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拉拢吸收对象，未成年涉罪人数有所增加。

2023年1月至10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电信网络诈骗、帮信、掩隐三类犯罪人员中，16至22岁人员占比20%左右，不乏在校及刚毕业学生。

学生一旦涉案，将对未来人生造成无法弥补的损伤。

高艳东告诉南风窗，针对学生涉嫌诈骗罪及帮信罪等犯罪问题，司法机关对于在校学生或刚毕业学生并没有特殊规定，但是在实践中会考虑学生的年龄、认知能力、行为性质和情节等方面因素。

如果学生年龄较小、认知能力不足、情节较轻、表现良好，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罚。

高艳东表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关于印发在校学生涉“两卡”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中对于在校学生的处罚提出要坚持惩治和教育挽救相结合，依法妥善处理在校学生涉“两卡”犯罪问题。

对于涉“两卡”犯罪的在校学生，要坚持以教育、挽救、惩戒、警示为主，根据其犯罪情节、认罪认罚、退赃退赔、一贯表现等情况，认真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理念，给予其悔过自新的机会。

高艳东告诉记者，基于此，上述要求可类推适用于像李淑琳一般涉及诈骗罪的情况。

李淑琳一案也反映出，职业学校在合作企业审核及保障实习学生权利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由来已久。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申素平等人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一期发表的论文《职业学校岗位实习学生的权利保障研究——基于573份裁判文书的考察》显示，职校实习生的权利实现面临困境，其人身权利保障存在漏洞，存在劳务中介组织隐秘输送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的情况。

申素平等人通过分析2016年1月-2022年8月间，与职校学生岗位实习相关的573例裁判文书发现，实习生人身伤害事故和劳动权利——如休息休假、获得实习报酬等权利侵害是主要纠纷事项。此外，由学校负责人收受劳务中介组织贿赂所引起的刑事案件也很多见。

这其中，劳务中介的介入是实习学生获得报酬权利被侵犯和实习企业审核把关不严的主因之一。上述论文显示，有时学校通过劳务中介组织输送学生实习，签订的合同常常直接约定对学生的工资进行分成。

南风窗记者查询裁判文书网也发现，不少有关劳务中介贿赂职校负责人的刑事案例显示，在学生岗位实习过程中，职校和劳务中介存在利益勾连。

劳务中介公司为了跟职校达成合作，一般采取两种方式向职校行贿。

一是向企业方收取实习学生的管理费，然后再跟职校负责人分成。管理费按人头收，裁判案例中，管理费数额从70元每人到2000元每人不等。

如（2016）云29刑终141号文书显示，南涧县职业高级中学校长饶某与厦门众拓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业务员张某等私下约定：每送一名学生支付给被告人饶某“管理费”2000元。饶某首次输送54名学生参加实习，获利10.8万元。随后，饶某又以每位学生200元的价格，向几家公司“输送”了263名学生，获利28万元。

二是直接向职校负责人私下行贿，让其在实习学生资源方面提供帮助。

如（2020）湘08刑终55号文书显示，张家界市某校党委书记、校长康某为实习中介人董某在该校学生实习方面提供帮助和关照，先后五次收受董某现金共计19.5万元。

另一较少见的方式是，职校与劳务中介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中介以赞助或资助的名义给职校一笔钱，但实际上仍是向校方行贿，本质也依旧是让职校向劳务中介提供大量实习学生。中介再通过向企业方收取介绍费或克扣学生工资获利。

如（2019）黔0523刑初4号文书显示，米某作为人力中介，为谋取不当利益，共向贵州省金沙县职校校长刘某等16人行贿78.96万元，同时，又向毕节同心农工职校行贿40万元。

其中，米某跟毕节同心农工职校签订了学前教育联合办学协议，约定由米某公司投入30万元招生费，合作期6年。协议期内，毕节同心农工职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由米某公司安排实习。

而按照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是被明令禁止的。

种种因素下，职校方或多或少以强硬的态度统一安排学生实习，而非让学生自主选择实习企业。

如2021年9月，湖南临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小鹏在一家工厂实习时发生意外，右手被卷入机器一小时，最终其食指和中指因伤势过重被截除。小鹏当时向媒体表示，本次实习是学校强制要求到指定工厂实习。而他本来是计算机专业，实习跟专业不对口，但不去“不能毕业”。

苏州一所中职学校的三年级学生赵静也告诉南风窗，2023年11月，学校安排她去一家面包房实习，职位是服务员。赵静所学专业为烹饪，实习近一月后，她觉得收银、上架的工作内容跟专业并不对口，她便选择离职。

之后，她跟老师说想自主找企业实习，老师虽说可以，但在回学校交流时暗示赵静，自己找的学校可能不会同意。最后，赵静说她选择“妥协”，学校重新给她找了一家连锁火锅店的后厨帮厨岗位。

赵静说，她所在那片区域内，很多店和企业中都是他们职教中心的学生。“因为我们给的钱少，过年还不用回家。我们过年说是有三天假，但被调休到了其他时候。”赵静说。

按照赵静的说法，他们这些实习生去了企业后，工作内容和时间跟企业正式员工无异，但薪酬仅有正式员工的一半。所以企业都喜欢招实习生。

后来，因为赵静离开之前那个面包房近两周没上班，学校以旷课为由，给了赵静一个严重警告处分。

赵静说，她现在正在准备职教高考，打算继续读书。

李淑琳重获自由后，也在努力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她最近几天的朋友圈动态，全是一个家电销售店的年前大促广告。她告诉南风窗，那是她临时找的兼职，干九天。年后，她会考虑去找正式的工作。

李淑琳说，她知道此前的经历肯定会影响她之后找工作等，但现在只能“接受现实，（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李淑琳是化名）

编辑 | 向由

新媒体编辑｜靖含‍‍‍‍

排版 | 乐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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