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号《美国华人杂谈》
【提要】
孙卫东的遭遇和各方的评论已经被扭曲成“润”的后果，演化成祖籍国是否可以接纳海外游子的争论，但他的遭遇归根结底是不幸患病。在遭遇毁灭性的生理或心理疾病打击时，如果没有优质且可以负担的医疗，没有家人、朋友、社区的关爱和持续的支持，再成功的人生都有可能瞬间跌落谷底。
近日，有博主在视频平台上发布“华人博士流浪纽约街头16年”的系列视频，受到广泛关注。在视频中，这位无家可归者表示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华尔街从事高薪工作，但已经流离失所16年，他自己表示，分不清现实和幻觉，与妻子早已离婚。 据复旦大学美国校友会表示，已经确认了该男子的身份，他名叫孙卫东，确实毕业于该校物理专业。 
社交媒体截图通过公开信息交叉印证，可以确认孙先生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少年班，1989年通过CUSPEA，即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入读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自1992年至1999年至少发表了32篇论文，署名为Wei-Dong Sun。 
1989年最后一批CUSPEA项目留学生名单。 一位天资聪颖、学术出众的学者囿于精神疾病，失去了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在寒冷的纽约街头挣扎，这是一件令人唏嘘的事情。此后校友会迅速行动，帮助他寻找到住房，并开始安排就医事宜，事态发展也让人不禁松了口气。 但是故事迅速开始走向“反转”和“看戏”的老路。一些社交媒体开始流传几张截图，声称孙博士赌博成癖欠钱不还，几十年来不回国探望父母，公费留学后没有兑现承诺回国，现在还想要回到中国获得救济，舆论开始一边倒地指责他是不忠不孝不值得信任的“叛国贼”，不值得同情。 这些截图信息都无法核实，有些甚至完全背离了事实：孙先生本人并没有表达回国治疗、工作、养老的意愿；他也并非是公派出国，CUSPEA项目的留学生均获得了美国大学免缴学费并提供生活资助的待遇。但它们非常有效地吸引了一波流量也带起了风向，将有关精神病治疗和支持的讨论扭曲成舆论对在美华人的敌意。 在谣言和喧嚣之外，孙先生的遭遇很容易让在美华人联想到两年前的一桩惨剧：2022年3月3日，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华人李燕(Dr. Yan Li)博士在自己位于加州圣地亚哥的公寓住所遭到警方执行驱逐令，李女士同样长期患有精神障碍，她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对峙，尽管有邻居苦苦相劝，要求警方请精神病专业人士到场协助，但警方最终认为自己遭到攻击，面临生命危险，多次枪击，导致她不幸身亡。 心理和精神疾病与无家可归可以说是恶性循环的关系：受精神疾病的困扰，患者在无法得到有效治疗和家人支持的情况下，难以维持工作、获得稳定的住房，最终有可能流落街头；而在街头的不安全感又会进一步增加病人治疗的难度，令病情恶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相比白人，亚裔美国人主动寻求心理和精神治疗的比例更低。 有关孙博士的故事，核心事实只有两点：第一，他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第二，他因为精神困扰而流落街头，需要帮助。由于他有幻听和其他精神问题，甚至可能连他本人的说法，尤其是自媒体在采访和直播时引导他做出的声明，可信度都需要打个问号。 但之后大量的报道和讨论都开始基于谣言展开：一系列的谣言主要是借助无法核实的微信截图等工具，称他的精神疾病主要源于赌博成癖，因此不值得同情；他现在想要回中国，但作为公费留学生他当年没有兑现承诺，现在国家也没有帮助他的道理。这样的传言可能会轻易地改变人们对一起事件和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判断，但它们也刚好说明了在这个社交媒体成为人们主要信息来源的时代，人们更有必要核实信息、独立思考。 
有关孙卫东滥赌的传闻。来源：社交媒体。 任何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孙卫东事件的人，可能都会被大数据推送以上这个截图，并且因此产生了此人不值得同情的印象。在传闻中，孙卫东一会儿每周去拉斯维加斯，一会儿又变成了去大西洋城滥赌。 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截图可以被列为质量最低的证据，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编写。此外，它的消息源无名无姓，完全无法核实，可以说时间人物地点，一个要素都不具备。90年代一所排名不高的大学物理系，是否能招收几十个中国学生？这一点也需要打问号。 当然，不能排除孙先生确实有赌博癖好，但是赌博障碍本身也是一种成瘾行为，与精神障碍息息相关。200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出现病态赌博问题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17倍，因此同样需要专业的精神科治疗——哪怕这样的患者“人品道德很差”。 同样的低质量证据，还包括有微信截图曝料称孙卫东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跟“东北下岗离异女工结婚，对方拿到绿卡后就离开了他”——一句话谣言集齐地域和性别歧视。或者根据视频上他的牙齿问题断定他吸毒成瘾——事实上心理和精神病患者受疾病和服用药物的影响，其口腔疾病远超于正常人，更不用说居无定所的生活常态对口腔卫生的影响了。 再来看个传言：孙博士是不是拿着中国的公费出国？简单来讲，CUSPEA项目不是公派，而是美方出钱。如今出国留学已经十分平常，但在CUSPEA推行之初，去欧美一流高校留学一件困难重重的事。CUSPEA是中美科教合作的一次伟大尝试，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奇迹。从1979年试点到1989年结束，915名中国物理系学生在国内尚无托福和GRE考试的情况下拿到北美一流大学的奖学金，出国深造。 1978年，李政道回国访问讲学，目睹当时祖国面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他深感忧虑。从他所在的哥伦比亚开始，李政道说服了六所美国大学物理系和招生办同意改变录取规则，以美国大学研究院的物理试题选拔优秀学生，并为入选学生承担所有教育和生活费用，直到他们获得博士学位为止。 1981年，科学家、教育家严济慈在该项目的专门报告中说：“美国最著名的十几所大学，每年能接受我国这么多研究生，这在这些学府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所有被录取的研究生，从第一年起，除免缴学费外，均由美方学校提供生活资助，仅第一批127人，一年就可为国家节约外汇100多万美元。” 关于美方承担留学生费用这一点，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也在文章《李政道的CUSPEA》进行了回顾，他指出了这个项目的特殊性：美国教授负责统一的物理命题，中国教授负责英文命题，美国大学对录取的CUSPEA学生，一律提供资助。 可以说，在没有标准化考试而且中国外汇储备匮乏的时代，这是中美合作的一次创举：李政道先生说服了一大批美国顶尖大学，表现出了一位科学家对祖国的赤子深情和一流的沟通协调能力；美国各大学在常规的招生计划之外，专门每年向中国开放近百名物理研究生名额，为近千位学生总共提供了近亿美元的费用，表现出了求贤若渴的态度；而中国政府和高校在那个年代，也表达了积极开放和交流的精神。 
来源：柳怀祖，《李政道的CUSPEA》 作为915名CUSPEA留学生中的一员，孙先生同样是使用美国大学的经费完成了他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并不是公费研究生，一些中国媒体和评论称他“公费留学，逾期不归，数典忘祖”，这不能成立。至于他是否未来会回中国治疗和养老，只取决于他本人和亲人的决定和经济能力——至少目前他在自媒体采访和直播时关于这个问题只是被动地表示，想回去看看母亲和弟弟，这种“看看”和定居恐怕不是一回事。 关于CUSPEA学生的去向，《神州学人》杂志在2020年有过总结：“回国人员占比达到30%，其中12位科学家成为中国、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国院士，约300多人在国际科学技术组织中担任职位或成为Fellow。”当中戴宏杰、沈志勋、文小刚教授都成为了美国科学院院士，王中林成为中科院外籍院士。当年没有选择回国的CUSPEA学生也不断回国进行学术交流，帮助吸引更多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深造，架起了中美科技交流的桥梁。 柳怀祖介绍称，李政道先生甚至取得了国务院“来去自由”的承诺，确保CUSPEA项目的学生在回到中国学术交流后再次出国。这也折射出了李先生的科学观和世界观，他希望“CUSPEA作为一个团体，不仅将领导中国物理的未来，而且将是领导世界物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柳怀祖，《李政道的CUSPEA》 回顾CUSPEA的历史，一方面可以看出，孙卫东确实曾是一个时代的佼佼者，而他在90年代的论文发表印证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这个空前绝后的项目也折射了美中两国政府、学术界乃至民间对于学术交流学习的开放心态，这种心态在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孙卫东的遭遇和各方的评论已经被扭曲成“润”的后果，演化成祖籍国是否可以接纳海外游子的争论，但他的遭遇归根结底是不幸患病。在遭遇毁灭性的生理或心理疾病打击时，如果没有优质且可以负担的医疗，没有家人、朋友、社区的关爱和持续的支持，再成功的人生都有可能瞬间跌落谷底。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这种困境有可能更容易理解。 一个同样让美国华人社区感到痛心的例子是李燕博士的遭遇。2022年3月3日下午1点27分，警察和副警长开枪，突然暴力地结束了她47岁的生命。 李女士200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生物统计学专业。她曾在包括辉瑞(Pfizer)和艾尔建(Allergan)在内的几家制药公司工作。2018年，她在圣地亚哥的小意大利买了一套公寓。李女士的前夫后来告诉NBC 7，她在2010年被诊断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曾反复在加州和中国治疗。2020年疫情期间，她的病情恶化，一个人隔离在公寓里，没有电话和互联网，不回邮件，也不理会家人。 她与房主协会(HOA)发生了纠纷，并因此开始欠费。HOA随后对她的房产进行留置权，2022年2月，法院发布了对她的驱逐通知。3月的这天，警方上门执行驱逐令，而李博士要求对方出示徽章和搜查令的要求遭到对方无视。她的邻居在Nextdoor邻里BBS中痛心地表示，他曾对警方强调，暴力不是唯一的答案，对于一个患有心理疾病的当事人，现场应该有心理医生介入。最终事态不断升级，李博士被乱枪打死。 
李博士的邻居讲述了他曾要求心理医生介入未果的遗憾。来源：Nextdoor截图。 事后，圣地亚哥华人联盟(ACA)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感到心碎，不仅因为失去了一个宝贵的生命，一个聪明的头脑，还因为我们相信这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李博士不必死。” 同样，很多人同情感慨孙卫东博士的境遇，也不是因为他曾经的复旦少年班和博士的光环，而是惋惜他命运多舛，十多年来困于幻觉，生死悬于一线。尤其是在他赴美的1990年代，当时还无法通过互联网与在中国的亲人实现即时通讯，交流主要是通过昂贵的国际长途和遥遥无期的书信，跟父母亲人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疏远或失联。同是第一代华人移民，不幸遭遇恶疾，谁都有可能面临像李燕和孙卫东这样失去房屋、失去家人、失去生命中一切可以维系的支撑的命运。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尼尔·龚(Neil Gong)研究精神科服务、无家可归者以及社区如何寻求维持社会秩序。他在接受Vox采访时谈到，美国的精神卫生保健在很多方面，“只是让人们穿梭于我们支离破碎的福利系统”，导致病人陷入无家可归、监禁和再逮捕的恶性循环中。 精神疾病需要药物治疗和稳定的陪伴与住所，龚教授在采访中解释说，在生活贫困的人和富裕家庭的人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选择：对于富裕的病人来说，目标不仅仅是减轻症状，还包括帮助人们重建自我。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病人有机会在精神崩溃后回到大学，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进而通过更复杂的家庭治疗或心理治疗，帮助人们弄清楚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并努力实现。 而生活贫困的病人更有可能被不堪重负的家人放弃，因此主要依赖保险和福利——而这个系统已经千疮百孔，比如说，精神病患者难以维持工作，而在美国，失去了工作很可能就意味着失去基本的医疗保健；如果没有家人在身边监督服药，责任就落在了社工身上，但社工无权强迫某人服用精神类药物；又比如对于住房的需求，法院不能在违背病人意愿的情况下将精神病患者送入医院，病人由于精神问题，也很难自己申请到城市的保障住房，而且即使他们申请到住房，也可能由于在发病时违反了宵禁或者噪音令而被驱逐。因此，很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罹患严重心理和精神疾病后，都有可能无家可归。 根据全国精神疾病联盟的数据，超过20%的无家可归者有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相比之下，普通人群的这一比例为5.5%。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无家可归和住房倡议项目的负责人玛戈特·库舍尔博士(Margot Kushel)说：“有某些残疾状况的人——精神健康残疾、药物使用问题——在紧张的住房市场中失去机会的风险更高，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无家可归。” 库舍尔说，没有稳定的住房，控制精神疾病几乎是不可能的。 “无家可归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是毁灭性的，”她说。“人们经常遭受暴力，睡眠不足，再加上压力、不确定性和羞辱，所有这些都恶化了人们的心理健康。无家可归确实限制了人们获得治疗的机会。” 这些挑战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可能尤其难以克服。亚裔美国人是最不可能寻求心理健康护理的人群之一。在一项研究中，不到9%的人在一年内寻求过任何类型的心理健康服务，而美国总人口的这一比例为18%。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三分之一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的亚裔美国人由于费用原因无法就医。这种心理治疗方面的脱节，使得亚裔美国人更加难以及时寻求帮助。 一桩名校博士流落街头的悲剧故事，引来了各方不同视角的评判，但争吵无助于弥合误解与矛盾；谣言和谩骂更对解决像孙卫东这样的患者的遭遇于事无补。喧嚣过后，最重要的是行动，愿这起纷纷扬扬的新闻事件能为少数族裔社区联合校友和其他公益组织的力量自救和互助，带来更积极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