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彻底，就是彻底不改革

按：很多人都知道阿根廷曾经尝试过米莱今天改革的路线，所以对之前为什么会失败很感兴趣，这篇6000字长文，就深挖了阿根廷两次经济自由化改革失败的原因。文章虽长，但看完你一定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做了一个视频，喜欢看视频的也可以关注下我的视频号。

文丨张是之

米莱在达沃斯的演讲在国内外刷屏，但在国内的支持率却已经开始下降，工会也在筹备更大规模的罢工抗议活动，米莱的任期才刚开始，四年内能否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还充满变数。

实际上，这并不是阿根廷自由主义路线的第一次尝试。上个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阿根廷分别进行了两次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阿根廷经济不仅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再也没有回到常态化发展的正轨上来。

人们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没有得到改观，还是在改革的大河里来来回回“摸石头”，就是没有成功过河。

阿根廷第一次自由主义改革发生在1970年代中后期，当时庇隆第二次执政，使阿根廷再次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

1976年3月14日，右派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庇隆夫人，也就是伊莎贝尔·庇隆政府，实行了长达7年的军事独裁统治。

而当时在1973-1976年，紧挨着阿根廷的智利，在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统治下，通过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阿根廷这边本身就是右派军人发动的政变，他们也希望国家走出困境，回到正轨上发展。

他们非常认同皮诺切特在智利的改革，认为必须彻底改革以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模式。

虽然是军政府统治，但他们任命了一位经济学家马丁内斯·德奥斯担任经济部长，负责推动改革。

他跟今天的米莱类似，也是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他利用手中的独裁权力，强推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措施，主张通过自由竞争和限制国家的作用，建立一种“生产型经济”。

他初期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控制通货膨胀，削减财政赤字，平衡国际收支，改革汇率政策，实施货币贬值，削减公共开支，冻结工资，以减少公共部门的赤字。

同时争取外资支持，以扩大国内投资。在经济危机得到初步控制后，他开始实行经济开放，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进口关税，鼓励进口。

另外，改革宏观经济结构，中止对工业出口的补贴；改革金融体制，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批准建立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阿根廷的这次改革，虽然以智利为榜样，但学习得并不彻底。

德奥斯只进行了金融自由化、对外开放和汇兑自由化等方面的改革，并没有真正实行私有化改革，并未有效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相反，在某些领域还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而且仍然没有走出举债发展的老路，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急剧增长，最终导致陷入债务危机。 

1980年阿根廷再次发生经济衰退，1981年经济就濒临崩溃了，比索贬值400%，通货膨胀率达100%。

抵押贷款利率高达100%，大批债务人濒临破产，无法偿还贷款，也导致大量私营企业无法偿还美元债务。国家被迫将这些私人债务国有化，致使公共债务剧增。

1981年，德奥斯下台，新上任的经济部长随即改变了阿根廷的经济政策。

1982年4月英阿马岛战争爆发，阿根廷高估了和美国的亲密关系，英美等国家开始对阿根廷实施经济封锁。

8月拉美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整个拉美地区陷入长达10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至此，阿根廷第一次自由主义改革的尝试彻底失败。

（智利总统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

阿根廷虽然从1983年开始摆脱了军政府的统治，但整个八十年代经济越来越差。

1989年5月在一些大城市发生了社会动乱，当时民主选举产生的阿方辛政府被迫提前下台，刚当选的正义党总统梅内姆上台执政。

从通胀率和物价可以看出梅内姆面临的阿根廷局势，1989年7月通货膨胀率高达196%，1989-1990年，消费物价增长了20594%。

梅内姆作为正义党人，是打着庇隆主义的旗帜上台，但是上台后很快就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内外政策也从中左派转向右派。

当时国际上流行新自由主义，梅内姆也全面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开始实施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经济改革。

从今天看，梅内姆的这些政策和米莱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这三方面着手。

其中比较重大的政策有以下几条：

1.全面私有化；2.全面对外开放市场；3.全面金融自由化；4.建立货币局制度和联系汇率制度，比索按照1:1的汇率盯住美元；5.改革国家政治体制，总统和国会的选举都从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6.调整对外政策，奉行亲美外交；7.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建立新的养老金、医保基金、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8.改革劳动市场，但由于国内阻力，有关就业和劳动保护的劳工法等法规未能修改。

面对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阿根廷，梅内姆的改革初期效果显著。

从1991年起经济就保持连续增长，90年代成为阿根廷20世纪最后30年中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年平均增长率约4.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989年的2605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9084美元，增长了近3.5倍。

另外恶性通胀也得到有效控制，通胀率下降到个位数。

外资流入大幅上升，改革期间流入总额达650亿-1200亿美元之间，有力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增长。

进出口总额从1990年的260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在1999年达到了280亿美元。

宏观经济结构上，阿根廷的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和大型商业等也得到较大发展。

但这一时期阿根廷出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那就是贫困化与经济同步增长，甚至是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都成倍增长。

按理说，经济增长是一个普惠的过程，但在阿根廷，这10年却是贫困人口增长最快的10年。

在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贫困化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迅速增加，实在令人费解。

根据阿根廷官方统计数字，1999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重比10年前增长了1倍以上；贫困率从1991年的7.2%升至1999年的14.5%；极端贫困率从1993年的9.3%升至1999年的14.9%；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29.4%。

1999年，阿根廷全国约有1200万贫困人口。2001年，贫困率突破40%，2002年达到53%以上，2003年升至54.7%。

同样令人不解的还有就业形势，一般情况经济上行就业率肯定会增加。

但是在90年代的阿根廷，就业形势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反而不断恶化，失业率持续上升。

在梅内姆执政的10年间，阿根廷总人口增加了21.5%，而失业人口却增加了156.3%，失业人口绝对数激增。

长期的高失业率导致社会贫困阶层扩大，进而形成了一个由失业者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

长期累积的贫困，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2001年，随着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加剧，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愈加严重。

12月初又实施了冻结银行存款等措施，阿根廷经济陷入瘫痪，人们的怒火也被点燃，随即爆发了席卷全国的抗议和暴乱，成千上万的商场惨遭洗劫。

最终在2003年的大选中，人们不再相信新自由主义那一套，转而支持正义党左派候选人基什内尔，使他在第一轮选举投票中就以78%的支持率胜出。

基什内尔上台后，全盘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开始强调社会公平和公正，走上了另外一条路线。

新自由主义在阿根廷的实验，就这样以前半程高歌猛进，后半程潦潦草草而收场。

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不禁让人追问，阿根廷再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阿根廷总统 卡洛斯·梅内姆）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和逻辑。那就是市场是什么，市场能带来什么？这不是一个宏观问题，而是一个微观问题。

只要有两个人自愿交易，这就形成了市场；而基于自愿和自由交易的市场，能够同时改善交易双方的处境。简而言之，交易创造财富，而且没有受害者。

这个概念和逻辑，两个人适用，三个人也适用，扩展到一个地区和国家同样适用。自由交易就能够创造财富，就能够造福所有人。

也就是说，理论上阿根廷的市场经济改革越是成功，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就越是可以惠及更多人。

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贫富差距增大的情况，但不应出现经济增长反而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还在增加的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有什么原因阻碍了交易的达成和经济的发展。而这种阻碍背后，往往是对私有产权的侵犯。

只不过，有的侵犯行为比较明显，而有的则隐藏的比较深，不容易看出来。

我们先说隐藏的比较深的。政府层面，阿根廷没了“富贵命”，却得了“富贵病”。曾经的“富贵命”短短几代人就被折腾没了，但“富贵病”却被继承了下来。 

二战结束后，阿根廷就建立了与欧洲类似的福利主义制度，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较高，对贫困人口的救济和补助也比较高。

原有的《劳工法》和《工会法》等，对保护劳工利益作出了严格规定，并赋予工会很大的权力。

很明显，国家层面统一的高福利有别于某个企业自行实施的高福利。

法律强制统一下的过度保护和高福利，不仅会加重企业负担，造成生产成本过高，降低劳动生产率和人们工作的积极性，而且还会让企业失去自我调整的弹性。

一旦企业遭遇到经营困境，很难通过降低福利来度过难关。

实际上，梅内姆执政初期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劳工法》和《工会法》正严重阻碍阿根廷的企业和经济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但是这项改革触及的利益涉及到千家万户，正所谓“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

结果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承诺发放福利很简单，但想要削减民众福利，那简直比登天还难，这两项法律的改革一直拖到梅内姆的第二届任期快结束了还没有完成。

今天米莱也在削减民众福利，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工会要组织抗议了。

不仅如此，旧病未去新病又来，阿根廷政府还染上了新时代的“富贵病”。

《劳工法》和《工会法》的余毒还没有清除，1993年阿根廷又通过了新的《社会保障法》，建立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新的养老金制度、年金委托管理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障制度等等。

而且，《社会保障法》对企业和个人投保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并非是基于市场自由自愿的可协商条款。

《劳工法》、《工会法》和《社会保障法》，成为压在阿根廷企业上方的“三座大山”。

而究其本质，不过是对企业产权的侵犯，本应是企业和雇主之间协商解决的交易问题，却被法律僵化地固定下来。

大企业或者国企可能还能承受住这些成本，而中小企业就扛不住了。

一项数据可以说明这“三座大山”的威力，当时阿根廷出现了一个现象，在正规部门就业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黑工”却大量存在且不断上升。

所谓“黑工”，就是指没有在劳动部门登记的非正规就业人口，其收入一般比正式工人低一半。

“黑工”属于阿根廷低收入阶层中最低的人群，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也没有法定的带薪假期。

根据官方统计，1999-2001年，“黑工”人数约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30%以上，2002年这个数字升至48%。

也就是说，2002年快一半的就业人口都是“黑工”了，而“黑工”意味着雇主需要承担违法的风险和道德谴责，“黑工”自己实际上也不愿受到法律的约束。

因为严格按照法律要求来的话，他们就连“黑工”的工作也找不到。

我们也正是可以从这里看出，《劳工法》、《工会法》和《社会保障法》这三座大山，是如何压垮阿根廷经济的。

一同压垮的还有阿根廷财政，本来严格财政纪律，保证收支平衡，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本要求之一。

但是阿根廷改革期间，一直没有认真落实这个要求，结果出现了连续10年的高额财政赤字。

赤字额从1991年的16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97亿美元，数量增长了4.3倍，GDP占比也从0.8%上升到3.4%。

赤字的原因之一，是“造血”功能不足的同时还要“输血”。尽管阿根廷已经实施了私有化改革，但经济增长对公共支出的依赖依然很大。

据估算，1990-2000年，阿根廷GDP增长了859.71亿美元，但其中40%，也就是350亿美元是公共支出的增长带来的。

1994年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一开始就处于赤字状态，政府不得不通过财政进行“输血”。

1995年这项开支占财政赤字的73%，直到2000年社保基金赤字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今天更是阿根廷的一大难题。

实际上，社保问题也是当今全世界的一道难题。

财政赤字的同时，货币局制度限制了政府通过发钞稀释债务的能力，所以只能通过借外债来弥补财政亏空。

结果举债发展的模式导致债务负担过重，经济造血能力又跟不上，最终导致阿根廷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债务危机，并陷入周期性恶性循环。

这也是制约阿根廷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因素之一，但根本原因还是隐藏在背后的管制和不切实际的高福利体系，本质上还是对私有产权的侵犯。

（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

阿根廷这“三座大山”所造成的成本和后果，也许并非阿根廷政府本意。

不同时期的领导人也许是为了选票，也许是因为不懂背后的经济学原理，缺乏保护私有产权的意识。

他们或许是为了阿根廷更好地发展，但他们带来的客观后果，实际上是阻碍了阿根廷的自由交易和经济发展。

阿根廷的经济持续恶化，失业群体的增加，还形成了一个失业者阶层。这些人在工会的组织下，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社会组织，被称为“断路者组织”。

顾名思义，他们习惯通过阻断交通的形式来组织罢工和抗议，经常会引发极端暴力冲突，一言不合就打砸抢。

毫无疑问，这也是非常明显的侵权行为。而阿根廷政府对这部分人的纵容，也让他们更加嚣张，并成为阿根廷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面说，阿根廷经济在上行的同时，贫困人口却在增加，而其中中产阶级返贫是当时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

这一现象在经济衰退时更为明显，这是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左转的最大原因之一，也是基什内尔后来在2003年大获全胜的原因之一。

至此，背后的原因不难看清。政府层面，《劳工法》和《工会法》的包袱没有甩掉，还自己背上了一个新的《社会保障法》；民众层面，“断路组织”有组织无纪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让阿根廷陷入混乱。

这两个层面对产权的破坏，一个“杀人于无形”，一个明目张胆地“杀人”，阿根廷民众就这样被摆布着，普通人就想找个工作，都成了一件难事，不得不去打“黑工”。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横向对比，1990年代同时期的中国，我们也处于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也有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等难题，我们也有下岗工人，也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但幸运的是，我们挺过来了。那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更没有什么福利保障可言。

我父亲就是当年下岗的煤矿工人，1997年从国企说下岗就下岗。

我当时正好在念高中，家里处处需要用钱，他后来曾经走街串巷去卖糖葫芦，曾经赶年集卖鞭炮被没收，磕磕绊绊最终也没做成什么大生意，也就这么苦苦撑过来了。

虽然我时常看到他抽着烟眉头紧锁，但我从来没有听说他要去上街游行，去要个说法什么的，从来没有。

很多人像我父亲一样，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下岗了换个地方接着再干。而今天回头看，那个年代恰恰是中国经济蓄势待发的时期。

那个时期有的人被迫转型，有的人主动下海，很多人转型成功，既为中国经济做出了贡献，也为自己赚足了回报，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纵向对比，阿根廷失去一百多年前的往日辉煌。而阿根廷经济最辉煌的时期，也恰恰是一段自由世界贸易史，没有各种七七八八的福利和管制，很多人甚至连选举权都没有。

阿根廷上个世纪这两次所谓的自由主义改革，相比于其辉煌时期，管制和不切实际的福利有增无减、只多不少。

所以我认为阿根廷的这两次改革，都是不彻底的改革，虽然某段时期内有了明显好转和改善。但是根子上的问题没解决，改革不彻底，结果就是等于彻底不改革，进一步退三步重新回到了错误的老路上。

米莱是第一次当总统，但阿根廷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过河”了。

米莱能否让阿根廷经济续写一百多年前的辉煌，能否给世界带来一个“样板”，不在于他是否信奉奥地利学派，关键在于他能否撬动压在阿根廷头上的“三座大山”，能否搬走“断路组织”这块绊脚石，能走真正做到保护私有产权，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

说什么不重要，做什么、怎么做才更重要。

2024年01月23日，本文首发《南方周末》“自由谈”，略有改动。

6000字长文，创作不易，欢迎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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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致谢：阿根廷的裘老师推荐的沈安老师的著作《阿根廷危机的回顾与思考》，这本书是沈安老师在阿根廷当时的一线观察，本文很多史料和数据均出自这本书，但我对部分历史的看法可能和沈老师有一定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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