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届金熊奖来临，回看柏林电影节发展简史

当地时间2024年1月22日，第74届柏林电影节官方继短片竞赛、论坛、论坛延展、全景等单元之后，继续公布主竞赛单元及奇遇单元（Encounters）入选名单。今年主竞赛单元无华人导演作品入围，有两部由华语 / 华人制片公司和电影人共同制作的电影——《红茶》和《香巴拉》。

此外共有十余部华语片入选柏林电影节各单元，短片竞赛单元入围名单，共20部作品，其中黄树立《经过》、王裕言《月亮照常升起》、林诣涵《是日访古》、张文倩《热天午后》共4部华语作品，值得期待。

柏林电影节是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中成立最晚的。威尼斯电影节成立于1932年，戛纳电影节是1946年，柏林电影节是在1951年才成立。地理位置的相近使得三个电影节之间自然少不了一些比较和竞争。柏林电影节在1956年获得了由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颁发的“A类国际电影节”的荣誉。相较于威尼斯和戛纳电影节对艺术性，独立性的自我定位，柏林电影节的产生与发展，一直受政治理念影响，政治性内涵一直存在。随着世界格局以及电影内涵的发展与变迁，柏林电影节政治性虽在但也有了内涵上的改变，从直给式的政治体现转变为对民主话题表达的偏向。

二战期间，德国电影曾经历一段繁荣。二战后德国面临政治与国家的衰弱， 德国电影的发展停滞是自然现象。但电影带来的民众抚慰和经济效益仍被政府重视。电影创作者的人文关怀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资助电影的热诚推动着电影业的重塑。1950年，德国决定设立电影节，更为重要的是，柏林电影节创办的意旨之一，意在依托电影节带动旅游业，以激活经济。

从柏林国际电影节诞生的第一天起，以冷战为主的政治因素就已经存在，政治也是电影节无法绕开的主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一心要将电影节塑造成鼓吹西方文明制度。柏林这个曾经的东欧文化枢纽，此刻成为西德民主复兴的象征。同时行使“铁幕”的政治功能。包括将共产党国家的电影排除在外。电影节期间、沿着东、西德边境线上的21家电影院以低票价、广告宣传等方式，向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展示西方文化，这种有组织的特殊放映方式， 因为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的建立而停止。为了保持与民主德国的联系，联邦德国1963年决定，广播六个夜晚关于电影节的电视节目。威尼斯和戛纳可凭借电影节、阳光和美景吸引游客，而被战火彻底毁败的柏林以及被分拆的德国，不能利用这种轻松的方式。

柏林电影节设立之初就受到威尼斯以及戛纳电影节的排挤。国际电影制作者联盟在1950年9 月于威尼斯举行的会议决议，截至1951年，欧洲国际电影节仅限于威尼斯和戛纳电影节，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电影节大范围兴起，电影节的受益利润已经被严重挤压。尽管意大利和法国政府拒绝柏林电影节的成立。但两个国家的制片人联合会同意成员送片子到柏林。于是筹委会设立一个德国评审团，通过设立不同的奖励分类，多数国家参与同时美国也参与其中，提供本国最新影片参赛，甚至是一些在国际上还没有首映的影片。矛盾最终以妥协的方式解决。由于政治以及市场竞争等多方阻碍下，国际电影制片联盟在1956年授予柏林电影节A类国际电影节资格，柏林电影节才开始设立国际评委及国际陪审团。

进入A类国际电影节范畴，柏林电影节发展不可再单纯依靠政治推动，如何回归艺术性以及探索海外发行，投资机会是新阶段命题。

新局面的展开离不开阿尔弗雷德·鲍尔的作用。他担任了前几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组织者。他想通过努力让柏林重新回到欧洲文化版图的中心位置，再度成为电影制片和发行的枢纽。由于当时德国的分裂，西德电影人无法进入苏联控制下的巴贝尔斯堡制片厂和约翰尼斯塔制片厂，德国电影人工作地点分散，分裂而导致柏林无法成为固定的聚集地。电影人经常奔走各地，其中慕尼黑成为新的电影发行中心进而被视为与柏林文化抗衡的最大竞争对手。西柏林电影工会面对柏林电影工业的虚弱想依靠柏林电影节为平台链接人力与资源。政府和电影人共同重视柏林电影节的发展。

在西柏林经济与人口的劣势环境下，柏林电影节不具备类似威尼斯，戛纳电影节的资源能力。成本以及环境压力下，柏林电影节进走向大众策略，将上座率和影迷放到了重要地位，所以设置了露天电影、明星游行、签名大会的单元。特别是出于政治考虑，将露天放映场所设在东西柏林交界处，希望吸引东柏林的人前来。柏林电影节也将奖项的决定权交给观众。从第2届到第5届，观众投票来决定奖项归属。1956年，改成国际评审和观众共同决定奖项归属。1957年后，全部改为评审投票制度。在有影迷基础以及一定的地域影响力下，柏林电影节正式走向专业化。

冷战期间整个欧洲电影发展也倍感危机，戛纳，威尼斯电影节也不得不面临调整。在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电影反商业，美越战争，以及电影不断的革新等问题上，柏林电影节的发展倍感压力。1970年1月，柏林电影节原本计划在电影节期间， 开始一个名为“武器库”的计划，将不同种类的电影收录其中， 这个计划还包括关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先锋电影、 故事片和纪录片。但由于德国面临的政治环境还未脱敏，“武器库”计划对于许多人而言还为时尚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自此柏林电影节开启了向外拓展的道路。1969年2月25日，柏林电影节开始筹备邀请东德影片参展事宜。1970、1971年 的邀请均遭拒绝。1974年，前苏联的影片《和你在一起并失去你》第一次进入柏林电影节，尽管参展而非参赛，但这体现出政治气候已经开始变化。1975 年，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影片参赛，中国也有两部影片参赛。

进入80年代，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恢复参加柏林电影节，但仍未是冰释前嫌。在各种政治力量的牵制下，柏林电影节开始谨慎地进行调整，将视野更大程度的投射在电影艺术性和多元文化交流上。1980 年论坛的影片关注战争和战后的故事、母女的故事、年轻人，同时具备先锋气质。贾克琳·费勒（ Jaqueline Ferreri）的《请求庇护》（My Asylum）作为一部超现实主义的神话，获得评委会特别奖。同年金熊奖《飓风中心》表达战后年轻人品质。此时，柏林电影节表现出关注社会以及民生话题的气质。到1984 年柏林电影节明显开始关注独立电影以及小人物，亚文化等题材，澳大利亚、美国独立电影人作品、 美国的非主流电影得以展映，如亨利·嘉格隆（Henry Jaglom）的《她能烘制草莓派吗？》，讲述方式是本能的即兴创作。1985 年的柏林电影节，引入了具有批评性观点的美国电影。例如罗伯特·奥特曼的《神秘荣誉》。城市和亚文化题材的影片大量地进入柏林电影节的展映单元， 如表现纽约下东区的《美国佬》、《揭秘八点》。柏林电影节不仅从国际政治的攻守转向了社会、 心理与文化，更力促发掘流行文化的市场与商机，对于亚洲影片的关注度持续递增，印度尼西亚、朝鲜、中国香港、中国内地等影片也出现在了展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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