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为何会因控制欲杀人？

控制欲是他们难以接受自己的无助感的常见原因，这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现出暴力行为。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难以理解有暴力行为的人和没有暴力行为的人在控制欲上的区别。毕竟，我们每天都忙于管理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和伴侣彼此依赖，我们的精神幸福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伴侣，所以我们努力让对方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而普通人对控制欲的需求和那些有暴力行为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都想要控制自己和周围的环境，而不同之处在于应对控制失败的方式。衡量标准就是我们是否能接受失控的状态，会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控制权。很多参加这个小组的男性把暴力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伴侣拒绝按他们的意愿行事带来的无助感。大多数没有暴力行为的男人承认他们无法对他人进行控制——即便他们想这样做。另一方面，有暴力行为的人很难接受“游戏规则”：为了控制自己的女人而采取的暴力行为要被约束。如果他们接受了，他们就会感到无助，不得不在痛苦和挫折中徘徊，并接受他们对亲密关系中的一些期望无法实现的事实。对伴侣采取暴力行为的男性，是因为他们的控制欲很大程度上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所以威廉·波拉克称之为“控制幻觉”。这种幻觉在男性关于自我价值的认知中起着核心作用，因为接受失控并不符合男性展示控制权和权力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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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端情况下，男人会因为控制欲和难以接受无助感的状态而杀害他们的伴侣。很多谋杀都发生在伴侣想要结束这段关系的时候，谋杀是对对方拒绝维持这段关系的报复。伴侣要求分开，这给他们带来了无法忍受和无法控制的痛苦，而谋杀的动机是通过最终控制对方的生活来消除这种痛苦。谋杀原本是想要控制伴侣，但同时也破坏了控制伴侣的可能性。因此，矛盾的是，他们的行为越是暴力，失去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大。控制欲通过暴力行为表现出来，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非但没有拉近和伴侣的距离，反而把对方推得更远。结果，伴侣的疏远强化了被抛弃的焦虑；为获得亲密感，他们又强化了控制的欲望。

正如我们在这张控制循环图中看到的，男人的情绪从渴望（01）变成请求（02），然后遭到拒绝（03），于是感到愤怒和暴怒。由于不接受无助感，男人增强了控制伴侣行为的手段（04）。当伴侣再次拒绝、不屈服于其个人意志（05）时，男性就失去控制，表现出暴力行为（06）。

图片来源：《施暴者心理》

常听那些遭受暴力行为的女性提到，她们好像嫁给了两个男人：一个是她们深爱的、关心她们的男人，另一个是暴力、失控、可怕的男人。这种经历描述了一个转折点，当男性在亲密关系中经历失望和无助时——他们拒绝接受这些情绪，如果能顺着他们的心意，他们可能表现得是个好男人；但当他们的意愿被拒绝或遭到反抗时，控制循环开始运转，他们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无法接受伴侣不能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一事实，与暴力控制手段被“激活”之间存在着联系。积聚的愤怒越多，他们就越会表现出强迫性的行为，来得到想要的东西。有暴力行为的人和患有强迫症的人很相似：这些人意识到他们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现实生活，就会强迫性、不情愿地重复一些行为，认为这样他们就能再次获得控制权。温斯托克和珀金斯指出，当男性的自控能力下降时，他们对伴侣实施肢体暴力的可能性可能会增加；他们对自己的控制力越弱，就越会通过增强对伴侣的控制力来弥补。很多时候，暴力行为会被隐藏起来，并表现出压抑、焦虑、反复的强迫性行为。

30岁出头的大卫，会跟踪伴侣，并要求通电话时一定要开视频。他认为对方有义务接听他的每一通电话，即便是开会的时候，也必须打开手机上的摄像头。有几天，他每天会给她打好几次电话，如果她不接，大卫就会惩罚她，疏远她，对她冷漠。这就是他的报复方式，因为伴侣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在他看来，这些要求是合理的。

就像一个患有强迫症的人，与之亲近的人越是屈服于他的突发奇想——为了减轻他的焦虑（他们的焦虑也会减轻），他的强迫行为就会越发加重，难以停止。即使对于遭受暴力的女性，她们越是想缓解伴侣的焦虑和取悦他——以维持“表面和平”，也越可能强化他的控制和暴力行为。大卫妻子的行为就属于这种情况——她确保接听他的每一通电话，并打开摄像头。这让大卫的控制行为得到了积极的强化。为了阻止这种强迫行为，重要的是伴侣和其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要在他们的关系中画定红线。如果这个男人继续他的强迫行为，甚至升级成威胁、肢体伤害或其他暴力行为，就得向专业的治疗师寻求帮助，甚至求助于执法部门。

当男性来到我们的小组，抱怨他们的伴侣对他们提起诉讼，让他们“吃官司”，还得抽出时间进行情感治疗时，我会告诉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为此感谢自己的伴侣。事后看来，很多男人拒绝感恩，但也有一些人确实感谢了他们的妻子。乌迪就是其中之一。在小组告别会上，乌迪称他感谢妻子起诉他。三十出头的乌迪新婚不久就和妻子吵架。吵架之后，他把妻子推了出去，并把她锁在了公寓外面。他的妻子毫不犹豫地报了警。在被起诉后，他被缓刑官移交到治疗中心，然后加入了小组。据他所说，他在参加小组后意识到，如果他的伴侣没有起诉他，他很可能会继续他的暴力行为，甚至会不断升级。此外，他还提到，在被起诉之后，他学会了正确处理他们之间冲突的方法。其中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就是，和她一起坐在咖啡馆里——营造一种愉快的谈话氛围，听她说话，并告诉她他觉得难以和她沟通的地方。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像乌迪那样，在离开的时候能够停止暴力行为、恢复亲密关系。他们来寻求帮助时的年龄越大，就越难恢复彼此间的信任——因为双方信任被破坏的程度也越深。

为了理解亲密关系中控制需求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我基于理论观点和临床经验发展了一个模式——统一整体与控制幻觉信念模式。该模式基于以下假设：暴力行为发生源于这两种情形：(1)施暴者无法接受或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伴侣有自己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不一定与其需求相符；(2)施暴者不能或不愿意接受无法控制别人的事实。换句话说，该模式试图解释，现实在任何时候都按照其需求进行（统一整体），并使其产生“控制幻觉”（认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实现对对方的控制）与他的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该模式的基础是一个普遍的假设，即这些施暴者希望任何时候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这种普遍的愿望就是我所说的“统一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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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家汉斯·洛瓦尔德在他的新生儿发展理论中提到，在诞生之初，自我和他者，或者自我和外部现实之间是没有区别的，他把这种经验称为“统一整体”，即婴儿无法区分自己和世界。每次需要什么，都要求立即得到答复——不知道其他人也有需要，因为根本没有他者的概念。但婴儿很快就会明白，并不是任何时候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进而知道别人也有需求和欲望，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并与之和平相处（尽管很痛苦）。根据梅勒妮·克莱因的说法，这是婴儿的抑郁阶段——接受令人失望的母亲，无论多生气和失望都会继续爱她。因此，婴儿接受生存限制和由此产生的挫折感的能力，有助于其适当地接受失望。即使作为成年人，我们也没有失去这一“天生愿望”——想要别人在任何时候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统一整体），但又不得不顺从地接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如果男性不接受这个事实，不认同这种观点，就会把伴侣视为随时随地都应该满足他需求的人，而不能接受这只是一种幻觉的痛苦事实（即使伴侣已经尽力按他的意愿行事，但她也是人，也有局限性）。因此，他们在经历挫折的时候，会企图运用控制手段，但这也是一种错觉——因为一个人无法控制另一个人。所以要摆脱这种痛苦，必须接受这种现实。明白“控制幻觉”和“统一整体”的人会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应对挫折和失望；而认同“统一整体”观点（一切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发生），并且相信他们可以控制别人的行动的人，只会以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他们会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出强迫性和暴力的行为，迫使伴侣按他们的意愿行事。

强迫症是一种为了达到预期结果而不断重复的行为。比如一个男人给女朋友一连发了20条短信，直到她回复才停下来，这就是强迫症。又比如一个男人必须时时刻刻知道妻子在哪里，或者她花了多少钱购物，这也是强迫症表现——它源于控制幻觉。男人使用的手段越多，就越担心失去控制。愤怒的爆发，是由于伴侣拒绝按照他的意愿行事，或犯了错误导致他的意愿无法实现。它是男人所经历的失望和挫折投射出来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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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整体和控制幻觉信念模式是对暴力循环过程的完善。一个男人的“控制幻觉”越强烈，他对伴侣的愤怒就越多，意味着强迫性行为可能会升级成暴力事件。关于亲密关系中的分化感，从鲍温的理论中可以找到对统一整体和控制幻觉与暴力行为之间关系的支持。根据鲍温的说法，区分自己的能力，以及在伴侣需要和自己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与家庭凝聚力的程度和基于个体需要产生的焦虑有关。在凝聚力高但不平衡、需要控制家庭成员的家庭中，我们会看到为了防止“不同”而采取的更高程度的暴力。

根据我的经验，治疗有家庭暴力行为的男性时，重要的是提高他们运用情感的能力和克服表达情感时的羞耻感。同样重要的，是关注他们的愤怒情绪，区分在亲密关系中促成愤怒和极具破坏性的暴怒的原因。此外，要意识到控制手段的表现方式，以及与无助感和攻击行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在治疗中来讨论认为他人可以被控制的观点与强迫性行为和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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