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着人皮的禽兽

清朝雍正年间，皇帝的心腹大臣鄂尔泰出任云贵总督。

一般认为，鄂尔泰此次调任是为了推行雍正的“大手笔”改土归流政策。实际上，他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打拐。

鄂尔泰上任的两年前，雍正二年（1724年），时任云贵总督高其倬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他发现云贵川一带人口拐卖问题十分严重（ “省境连川楚，奸人勾结，掠贩人口为害”）。

高其倬对此进行一番整饬，下令捉拿了一些人贩子，但仍有大规模的拐卖团伙隐藏于云贵山区，而人贩不断滋生事端，不利于社会治安与“改土归流”的推行。

在高其倬之后接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依照雍正的指示，进一步肃清拐卖团伙。他要面对的，是一种历史久远的古老罪恶。

有清一代，人口拐卖流毒于人间。

在《大清律例》中，拐卖人口罪被归类为“略人略卖人”。略卖，即以诱骗、强迫甚至是劫掠的方式，将一个活生生的良家百姓据为己有或卖给他人。

高其倬在人贩子活动频繁的云贵川交界考察时，发现当地已经形成一条拐卖人口的“产业链”。外地的人贩与当地的流棍相互勾结，靠买卖人口牟利。

流棍是本地的流氓团伙，他们为人贩子物色好对象，对受害者进行诱拐、劫掠，并接应人贩子将受害者运送出省。这些流棍作案前常藏匿于山林之中，一旦遇到只身一人的路人或无人看守的儿童，就将他们劫持而走。

人贩子从这些流棍手中收购人口，坐地分赃，可以带来几两到十几两的利润，然后他们将人口带入经济比较发达的四川、湖广、江浙等地，层层转手，又可以获利二十余两。

如果按照清代《巴县档案》中有关案例的记载，人贩子拐卖一次妇女儿童，赚到的钱比一个长工三年的工资还要多好几倍。

清代云贵川一带拐卖猖獗，也是因为云贵二省的人口价格较为便宜。

正如云贵总督高其倬在奏折中说的：“贵州接壤四川，四川人价颇贵，川贩（指以四川人为主的拐卖团伙）往往嘱托贵州土棍，土棍又复勾串诸苗（指贵州当地的少数民族），俾捆掠人口，互相授受。”

在古代，云贵高原山高地瘠，田野荒芜，百姓生活困苦，当地妇女又不擅长针线活儿。有时遇到荒年，底层的人只好将家里的妇女儿童卖给他人，以此来维持生活（“以致生计日窘，鬻卖与人”）。

于是，各省的人贩子纷纷来到云贵偏远山区，巧取豪夺，拐卖人口（“各省拐匪前往伙买, 藉此渔利”），被略卖的受害者大部分是贫民、灾民或流民。

人贩子将被拐卖人口运送出省时，大多走深山密林，白天潜伏，夜间行走，中途还有帮助他们渡江的船家和窝藏人贩歇脚的人家，官兵沿江巡查也难以将其抓获。

即便有人贩子落网，云、贵、川、广等省交壤之地形势复杂，界址多有不清，当地官员时常互相推让责任，造成管理缺失，“若一省拿获, 必递还本省发落, 往返既多时日”。

那时，人贩子的同伙接到风声，早已脱逃。

这些问题，着实让云贵总督高其倬头疼。

康雍乾时期，正是大清的盛世年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不断增长。与此同时，拐卖人口的隐秘罪恶也在多地蔓延，危害甚广。

无论是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云贵川交界，还是经济较为繁荣的京师、江南、广州等地，人贩子的生意都做得风生水起，而且拐卖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丧尽天良。

清代小说《红楼梦》开篇是一起儿童拐卖案。

在这个故事中，姑苏士绅甄士隐有一个独生女，名叫甄英莲。

一年元宵，甄家的仆人带着3岁的小英莲去看花灯。元宵夜街头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有个拐子乘甄家仆人不备，偷偷将小英莲拐走。可怜甄士隐夫妇大半辈子只生此女，从此日思夜想，天天啼哭，几欲寻死。

英莲长到十二三岁，被卖给了金陵公子冯渊。随后，美貌的英莲又被薛宝钗的哥哥“呆霸王”薛蟠看上。于是，薛蟠仗着势强人多，将冯渊打死，抢走了英莲，甄英莲从此改名叫香菱。作者曹雪芹给了她一句“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的判词，确实“应怜”。

且不说曹雪芹为何以这样一桩拐卖案为全书的引子，他肯定对江浙一带的人口拐卖有一定了解。

小说中借一个小沙弥的口，描绘了当地的人贩子情况：“这一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

如此手段，只是清代人口拐卖罪行中的冰山一角。

清代史料中，有大量关于拐卖犯罪的记载。

康熙十九年（1680年），山东人刘耀闾一家八口为了逃荒，打算北上前往蒙古地区打工度日，路上遇到巴天容、巴世忠等人假称正在雇佣人种田，一家人被骗到京师，卖给了人贩子陈三。

人贩子都是团伙作案，他们将刘耀闾一家关起来，严加看管。刘耀闾后来回忆道：“我们略一声言，他就把我们绑起来往死里打，他要另卖我们，常有人来想看。”在这段苦日子中，刘氏的小女儿竟被活活打死。

刘耀闾全家被拐的案例看似荒诞，从中却可见当时拐卖团伙“凶焰日炽”的现实情况。

乾隆五年（1740年），江浙一带破获一起恶性拐卖人口大案，罪犯陈大、俞九龄、富子交及妻沈氏等8人拐带幼童，除了贩卖之外，还杀掉食用，并将其骨头制成药丸出售。

乾隆十年（1745年），嘉、湖二府的人贩子富大、陈大等专门用迷药诱拐儿童，“拐到子女，凌虐残忍，最为惨毒”。

此类心肠歹毒的拐卖行为，比比皆是。团伙作案的人贩子为了拐卖妇女儿童，往往还会犯下诈骗、杀人、抢劫、强奸等罪行，“竟有杀其夫而捆其妻者，杀其父母而捆其子女者”。

《清稗类钞》记载的一个人贩子谢明庵，不用强夺，却会智取。

谢明庵常行贩卖人口之事，有自己的拐卖团伙，听闻官员唐若卿喜欢大量蓄养婢妾，便假装把自己的婢女卖给唐若卿，暗地里嘱咐这个“婢女”与唐氏的女儿多加亲昵。

等到唐若卿的女儿对婢女产生信任，婢女就想办法将她骗走，带去给谢明庵贩卖，唐氏女儿从此下落不明。

针对人口拐卖的现象，时人痛斥道：“诱拐人家子女，贩卖远方，使人骨肉分离，最为可恶！”而民众对人口拐卖的传闻可说是风声鹤唳，就好像很多小孩子年幼时都听过这么一句恐吓：“再不听话，就把你卖给人贩子！”

清代《巴县档案》有一起因为老百姓担忧拐卖而引发的“张彝商诬控刁拐一女案”。

巴县农民张彝商有个老婆杨氏。有一天，杨氏不知因为何故，回娘家去了，事先没有告知张彝商。

张彝商干完农活回家，发现妻子不见，一时吓坏了，请来地主岐丰与同为佃户的于君尧四处寻找，却都找不到。

恰好此时于君尧的儿子于大伦进城收账，张彝商找不到老婆，就认定是于大伦将其妻拐走。

于大伦有口莫辩，因此锒铛入狱。

不曾想，过了几天，杨氏就在她舅舅的护送下回家了，当地官员这才知道于大伦被冤枉了，此事竟是一场误会。

这也不能全怪杨氏的老公张彝商疑心病重。

据统计，清代《刑案汇览》“略人略卖人”篇收录的案例中，受害者主要为妇女儿童，其中，女性受害人占86%左右。

被拐卖妇女被明码标价，其结局或是被卖入府邸为奴；或卖予单身男性作为配偶；或坠入烟花柳巷，沦为妓女、暗娼，一旦遭受拐卖，人身自由与尊严都将惨遭无情践踏。

即便是年纪大的妇女，也有可能被卖去当工人，如清代云贵川的人贩子常用船载妇女，从长江顺流而下，“至湖北沙市、汉口等处贩卖，少者卖为娼妓，老者卖往江西景德镇瓷器行工作”。

面对西南地区“略贩人口之风甚炽”的困局，总督高其倬hold不住了。

雍正四年（1726年），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即为了加强中央对西南的统治，废除当地土司，而代之以流官的政策）正在西南诸省展开，新任云贵总督鄂尔泰对当地的拐卖团伙采取派兵剿灭的铁腕手段。

这位出身满清贵胄的皇帝心腹，在总督云、贵的数年间，对当地人口拐卖团伙发起了两次大规模打击。

鄂尔泰的理由是，人口拐卖已经危害到“改土归流”的实施。他认为，大量人贩团伙藏匿于当地村寨，不仅对社会治安形成隐患，还有可能煽动蛊惑苗民作乱。

上任当年，鄂尔泰就要求各级官员“劫掠之事，即时擒拿，不使漏网”，派兵进驻人贩子聚集的柳罗塘、老虎硐等地，势如破竹地扫荡拐卖团伙的窝点，前后共抓获大小人贩子数百人，对其中的要犯“拟斩决各犯十三名、监候绞犯十三名”。

看一眼鄂尔泰搜获的人贩子名单，这些犯人叫什么阿捣、阿捞、李老二、邓胡子、任瞎子，名字都取得跟闹着玩似的。但由此可以推测，人贩子团伙的成员很多也是社会底层出身，他们见钱眼开，又深知底层的困窘，才泯灭良心，干起了拐卖人口的罪恶勾当。

雍正七年（1729年），鄂尔泰对云贵川人贩团伙进行第二次打击，又陆续擒获了多名人贩子。

史料记载，鄂尔泰在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向皇帝的报告中声称，他已经在短时间内连续侦破了10起人口拐卖案件。

鄂尔泰通过严刑峻法对当地拐卖团伙进行威慑，该判刑的就判刑，该杀头的就杀头。

▲鄂尔泰画像。图源/网络

《大清律例》中，对人口拐卖本就有严格的处罚规定，“略人略卖人”一条的律文提到：

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为奴婢）及略卖良人（与人）为奴婢者，皆（不分首从，未卖）杖一百、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诱卖不从而伤被略之人者，绞（监候），杀人者，斩（监候）。

根据律文的意思，将良人拐卖为奴婢的人贩子，判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将良家子女卖为妻妾、子孙者，杖一百，徒三年，而在这一过程中对受害者有过侵害的人，轻则绞刑，重则斩首。

康熙、雍正以后，针对“略人略卖人”有增修的条例，总体上是更加严厉。如前文说到的，用迷药诱拐儿童的情况，“为首者绞立决，为从者发配为奴”。另有一条，如果是团伙开窑，拐卖良家妇女儿童来此，“为首者，拟斩立决，为从，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清朝对“略买略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还有“买卖同罪”的原则。

如果买方知道被卖之人是被拐卖，却还参与人口买卖，将被判处和卖方同等的处罚，只有在被判死罪时才可以减一等处罚，人贩子的中间人也要被判处减卖方一等的刑罚。

在西南地区，对于参与牵线、窝藏包庇人贩的人，之前高其倬在任时就采取了严厉打击。

他规定将为首的人“割断两只脚筋”，从犯“割断一只脚筋”；或带上枷锁，并在两边脸上刺上“拐贩”二字。由于刺字过小，经常有些犯人用药水腐蚀掉字迹，政府便规定刺的字每个长宽一寸，且刺完字后要在衙门关三天再放还，避免有人耍小聪明。

对于审理人口拐卖案的官员，也有一套赏罚制度。

一年之内，地方文武官员如果能够捉拿人贩或捆掠人口的流棍，都将记录在册，抓获越多，奖励越多（“再能多获者，照其递加”）。

而那些在拐卖案中渎职的官员也会受到处罚。假如一地出现人口拐卖而未能抓获犯人，反而被别处官员查获的，原事发地的官员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每五人罚俸一年，十人罚俸二年，十五人降一级调用，二十人降二级调用，满五十人者革职”。

在高其倬、鄂尔泰等人的治理下，西南地区的人口拐卖现象一度得到缓解，但仅靠几次行动，并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人贩问题。

人类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了这种买卖同胞的生意，一时难以考证。

可以知道的是，清廷在打击非法拐卖的同时，也支持部分人口的“合法”买卖。

从《唐律》到《大清律例》，法律中除了以士、农、工、商划分良民，还有所谓的“贱民”，包括奴婢及娼优、隶卒等。

清朝允许贱民的正常买卖，设有“人口市场”，与马市、牛市、羊市等并列，北京顺承门（今玄武门旧称）外就曾有专门买卖奴婢的“人市”，王公大臣的府邸中盛行蓄奴之风。

清朝对贱民买卖的许可，给人贩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也造成拐卖犯罪的横行。

人贩子团伙分工合作，四处奔走，或以各种手段拐骗良家妇女，或以低价购买贫困人家的子女再转手倒卖，甚至直接用暴力手段劫掠人口，将良民包装成贱民大肆买卖，酿成无数骨肉离散的惨剧。

政策对人口买卖的的默许，也造成官员的懈怠。

鄂尔泰在云贵时发现，当地官员大多希望平安无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有差役小吏收受贿赂，借机收敛钱财，给人贩子打掩护。 

鄂尔泰上奏折说：“川贩勾通黔棍，略卖民间子女，向来文武各员惟利无事，并不实力拿惩，而差役兵丁遂尔得钱纵放，互相容隐，以致毫无顾忌。”

他跟皇帝说，对于参与人口拐卖的犯人“当尽法处之，再严加访缉，务令此风尽息方可”。

当时，在经济富裕的江苏清江、浦口等地，也有人贩子将贩来的妇女数十成群，分藏舟中，直驶江左，一路上没有遇到查察而截留者，官府种种文告不过形同虚设。

政策的默许、官员的纵容以及人贩子的猖獗，导致清代人口拐卖现象屡禁不止。

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改土归流地区土民叛乱，鄂尔泰平叛时有所失策，遭到削爵降职处罚。这位治理西南有功的封疆大吏，凭借雍正帝的信任，晚年回到朝中。

人口买卖的流弊仍在蔓延。

雍正之后，拐卖团伙再度活跃于西南地区。嘉庆十七年（1812年），有贵州官员给朝廷上奏说：“黔省近年略贩人口之风甚炽，地棍、关役窝藏包庇，且有隐语，目为贩卖‘高脚驴’。”

人贩子将拐卖的人口贬称为“高脚驴”，贩往湖广、江浙等地发卖，“地方官俱不行查办”。当初高其倬、鄂尔泰为之痛心的黑暗买卖再度出现。

直到王朝即将覆灭之际，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终于颁布禁革人口买卖的法律，规定：“买卖人口不仅奴婢一项，亦有为妻妾子孙者。今既以不准买卖为宗旨，自应一律禁止。”

清廷想要从法律上彻底禁绝人口贩卖，但各种形式的人口买卖罪行并未就此终结。

但愿天下无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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