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之父普朗克：夹在纳粹和科学之间
仅一个多月后，1933年的1月30日，希特勒成了德国总理。2月27日，德国议会大楼遭到纵火，希特勒借此展开一系列夺权行动，形势急转而下。按照最初的讲学计划，爱因斯坦会在来年春天返回柏林，但这一次，他很快做了决定，永不再回德国。
3月10日，在即将返程之际，他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表明了立场——
“如果还有得选，我会活在一个这样的国家，其公民自由、宽容得到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可以自由表达个人的政治观点，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宽容意味着尊重他人任何的观点。而这些条件在当下的德国都不存在。”
爱因斯坦的离去在德国学术界也引起了震动。
一周后，已经75岁高龄，身为普鲁士科学院秘书、威廉皇帝学会主席的普朗克给爱因斯坦写信，抱怨其做法极不明智——
“你这么做，和你同种族、同宗教的人的情况非但不会变好，现在已经是极其的遭，反倒会导致他们承受更重的压迫”。在普朗克看来，支持纳粹的国家社会发展党（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在掌权后就会变得成熟，目前的动荡只是暂时的，在全世界面前公开这么说显然是不合适的。
事后看，普朗克过于乐观了。
不久后的3月23日，《授权法案》（The Enabling Act of 1933）获得通过，国会成了摆设，德国正式落入到纳粹的独裁统治。爱因斯坦的银行帐户被冻结，其在柏林的公寓上了锁，甚至他心爱的、位于Caputh的度假屋也遭到洗劫。从1929年至1932年，每年的夏季爱因斯坦都会来这里，在林中长途漫步，在湖面上驾船远航。
经过十几天的海上航行后，3月28日，爱因斯坦乘坐的邮轮停靠在了比利时的港口，当天即马不停蹄驱车前往位于布鲁塞尔的德国使馆——上交了德国护照，放弃了其一战后获得的德国公民身份。同样也是在这一天，爱因斯坦向普鲁士科学院递交了辞职信。信中说，“在当前情况下，我觉得我还在普鲁士政府下讨饭碗，是无法容忍的。”
爱因斯坦主动辞职还有另外一重私人原因，如果是普鲁士科学院先驱逐爱因斯坦，普朗克和物理学家能斯特（Walther Nernst）就不用去做无谓的抗议。正是这两人在20年前的1913年将爱因斯坦聘请到柏林，并向普鲁士科学院推荐爱因斯坦为院士。
在如今我们称之为“奇迹年”的1905年，年仅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包括狭义相对论在内的一系列论文，给物理学带来了一场革命。普朗克独具慧眼，最早对相对论进行了研究，并在德国学术界进行传播推广；在把爱因斯坦请到柏林后，尤其在一战后德国发酵的反犹气氛中，继续给予爱因斯坦以支持。爱因斯坦也不辜负众望，继续潜心钻研，创立广义相对论。1919年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得到观测证实，爱因斯坦一跃而起，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自然也代表了德国科学的荣光。引进爱因斯坦，是普朗克对德国科学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
然而，于爱因斯坦而言，20年的柏林岁月并不总是令人愉悦，他在一次通信里说自己是睡在德国科学这张好床上，却忍受着臭虫的噬咬。离开，往往不是一朝一夕的决定。
从1914年开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德国遭受了英法等国的抵制，在所有的国际会议上，爱因斯坦几乎是还被邀请的唯一的德国科学家。那个时候，他觉得如果自己离开，对于遭受凌辱的德国将带来双重的痛苦，无论是从私人关系还是科学上，他还想继续留在柏林。普朗克也曾极力劝说，除非情况已经糟糕到再明显也不过，还是先留下。
而此时此刻，随着爱因斯坦在世人面前公开宣告与德国决裂，普朗克知道，他已经无可挽回。
1929年6月28日在德国柏林，普朗克将普朗克奖章授予爱因斯坦
在3月31日给爱因斯坦的信里，普朗克说，新政权和犹太是势不两立的，而无论领导是谁，他都会跟德国在一起。他希望，尽管两人的政见有不可逾越的分歧，但私人的亲密友谊可以继续。爱因斯坦在随后的回信中向他保证了这点，但也并不掩盖自己的失望之情，“我只是对于德国的名誉有用，…… 可没人哪怕是有那么一念之间，觉得应该支持下我”。
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通信。此后爱因斯坦再不和德国有任何的瓜葛，即使是老朋友、普朗克的学生劳厄（von Laue）的邀请也没用。
再收到爱因斯坦辞职信的第二天，4月1日，普鲁士科学院对外发布新闻稿称，“爱因斯坦在国外的煽动行为尤其冒犯了科学院，…… 对于爱因斯坦的辞职，没有理由感到遗憾。” 这份声明起初是由律师Ernst Heymann起草发布，并未经过院士们的参与讨论。在劳厄等人的抗议下，院士们在4月6日开会正式通过了另一份声明，语气有所缓和，称“毕竟普鲁士科学院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是一个科学团体，我们完全意识到爱因斯坦的政治表态与其院士身份不符，因此必须但不无遗憾地失掉这位少有的杰出院士”。
这份声明看起来与劳厄、普朗克的态度较为相符，学者究竟要不要公开对政治、社会事务发声，双方存在着分歧。（5月14日劳厄就此写信批评爱因斯坦，26日，爱因斯坦回信说，“我不赞同你的观点：科学家应该在政治，也就是广泛意义上人的事务保持沉默。你恰恰可以看到这种自我约束导致的德国目前的情形 ...... ”。）
对于科学院的决定，正在西西里度假的普朗克没有立即返回，也没有表示任何的抗议。至少在表面上，他已经与爱因斯坦划清了界限。在5月份威廉皇帝学会的纪要中，普朗克说，尽管爱因斯坦的工作堪与开普勒、牛顿媲美，但很遗憾，和科学院决裂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在纳粹统治时期，“爱因斯坦”成了敏感词汇，德国学界一片缄默，无人敢越雷池一步，诚如爱因斯坦5月份在给波恩（Max Born）的信中所说——
“我从来就不对德国人，无论是道德还是政治上抱有特别的好感，但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残暴和懦弱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德国知识界缺乏勇气简直是灾难性的”。（实际的情形是，对犹太同事的不公待遇，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非犹太科学家敢于公开抗议，甚至不落井下石已经是一种善。犹太人、诺奖得主弗兰克（James Franck），第二物理研究所的主任于4月17日公开辞职，同事中有42位Instructor谴责其借公开辞职煽动反德宣传，等同于蓄意破坏。）
化学家哈伯。图源：普朗克学会
1933年4月7日，《恢复职业公务服务法》（The 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 ）出台，基本上禁止犹太人从事政府工作。几乎所有的大学、学院、研究所都有犹太员工，这一法令对德国学术影响巨大。仅仅一年之间，就有1700名教职员工被开除或主动辞职。此后几年，学术新秀、声明卓著的资深专家，包括已经是或未来的诺奖得主都陆续逃离。
这其中，有一个人的离去让普朗克尤其感到不安。他就是犹太人、化学家、诺奖得主哈伯（Fritz Haber）。在普朗克眼里，时任威廉皇帝物理化学与电化学研究所所长的哈伯可谓道德和学术的楷模。
这里的德，首先是哈伯对德国的热爱与奉献。
在一战时期，哈伯曾领导研发并部署了毒气战，获得过大尉头衔。尽管毒气战是非人道的，但哈伯觉得，为了德国，这都不算什么。他有句名言，“和平时期科学家属于世界，但在战时，科学家属于国家”。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反对丈夫研发毒气，他妻子曾当他面饮弹自杀，彼时哈伯亲自指导氯气用于第二次Ypres战役，导致67,000人死亡。可妻子没过世几天，他就再次奔赴东部战线，监督针对苏军的毒气战。
哈伯不仅在战时服务过德国，战后还与普朗克一起，克服经济上的困境，努力让德国科学保持领先水准。比如，他们在1920年曾筹划建立德国科学紧急联合会，从国内外募集资金支持科研机构、大学以及科学家。日本商人Hoshi Hajime、通用电气、洛克菲勒基金会都曾是重要的捐助者。他们还在1919年同赴斯德哥尔摩领取诺奖奖金，普朗克是因为提出了能量量子，而哈伯则是因为合成氨。
按照新法，战争的经历、战前已受雇，受洗归化多年，哈伯本人似乎可以继续当职，但普鲁士教育部要求他解雇所里的犹太员工，包括了三个部门领导、一些助手、技术员、秘书。哈伯痛苦万分，在实际已经靠边站的情况下只得在4月30日辞职。哈伯说，他雇人一向只看重其能力、品行而不考虑种族。（他的这句话在一周后遭到时任教育部长的奚落和反驳，不考虑种族“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在大学里面培养新一代的雅利安，否则我们就没有未来”。）
普朗克决意做些什么。公开抗议从来都不是选择，他决定采取上层路线，在面见希特勒时为哈伯求情。两人的会面最终安排在5月16日，星期二的早上11点。这场会面的情形均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普朗克的回忆——
普朗克先是表示新政府可以信赖威廉皇帝学会，它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祖国建设，希望政府可以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希特勒说，这个不用担心。接着，普朗克说，像哈伯这样的犹太同事，为了德国的光荣而无私奉献，如果按照新颁的法律执行，可能会损害祖国。希特勒听了反应强烈，他说自己并不是反对犹太人，而是反对共产主义这个真正的敌人，问题是所有的犹太人恰好是共产党员。普朗克说，犹太人也不尽相同，他建议区分东犹太人和西犹太人，西犹太人努力归化，为德国做贡献，如果将科学界西犹太人中的佼佼者赶出去，无异于自我毁灭，不仅对于祖国是损失，而且将使其他国家甚至是敌国获益。希特勒不为所动，并开始变得狂躁、暴怒、失去理智。普朗克看几无讨论的可能，只得默默退下。
被迫离开德国后，哈伯辗转于巴黎、西班牙、英国。有些人不计前嫌给予他帮助，也遭到了不少冷遇，如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便不屑与之握手。老朋友爱因斯坦也戏谑道：“我很欣喜的看到，你对金发怪兽（blond beast，暗指纳粹）的挚爱有所降温了”。
最终哈伯获得了担任现魏茨曼研究所所长的机会。他在1934年1月出发奔赴巴勒斯坦，但中途心脏病发作，29日死于瑞士巴塞尔的一个酒店。（相关文章：为帮祖国还债，这位诺奖得主用七年时间“海中淘金”）
爱国者哈伯的结局令普朗克凄然。在其死后一年的祭日，普朗克组织了一场吊唁活动，当局明确禁止公务人员参与，敢于到场最终只有寥寥数人。普朗克在致辞中说，“哈伯一直信赖我们，我们也不能亏待他”。
虽然身体还算康健，但普朗克毕竟是一个退休的老人，面对高压甚至是死亡的威胁，余生还可以为他奋斗了一辈子、如今却渐行渐远的德国科学做些什么？
和希特勒会面后不久，普朗克开除了威廉皇帝学会四分之一的参议员。接着他在普鲁士科学院和威廉皇帝学会上宣誓效忠，不允许任何人“站在那里扛着枪却不战斗”，德国科学要和新政府站在一起。
对于被迫离去的犹太同事，普朗克没有什么公开抗议，为此也遭受了一些人的不解和责难。物理学家Emil Gabriel Warburg的女儿在1934年的日记中写道：“为什么他还呆在这个职位上，亲自解雇威廉皇帝学会的人，…… 为什么他只是弓背作揖、悲叹抱怨却不昂起头谴责这一切？”
化学家哈恩（Otto Hahn）曾试图征集30个签名，替这些犹太同事表达抗议，普朗克却拒绝签名。他说，“如果你今天聚拢30个人，那么明天就会有150个人站出来公开批判他们，因为想接替他们的位置”。哈恩只得作罢。
杰出的人才一个个离开德国，普朗克能做的只有劝阻。他常说的话是，目前的情况是暂时的，暴风雨即将过去。
生化学家纽伯格（Carl Neuberg）回忆说，“能斯特曾在1933年劝我离开，但普朗克告诉我作为德意志帝国的老雇员，我是受保护的，可之后我却被禁止离开德国。” 纽伯格在1936年被迫停了在威廉皇帝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工作，次年得以流亡海外。
作为后学的海森堡也曾就当前形势咨询普朗克。他回忆道，当在客厅里见到普朗克时，他笑得很勉强，看起来十分疲惫，普朗克说，“你跑来问我对这些政治问题的看法，恐怕我无法再给你什么建议，我看不到希望可以阻止这场席卷我们大学，甚至整个社会的灾难 …… 山体滑坡一旦开始，你是没办法阻挡的”。
也许是受普朗克的影响，海森堡也劝阻他的合作者波恩留下，他说希特勒在和普朗克的谈话中允诺，纳粹不会干涉科学，受影响的也顶多是一些初级的研究人员，向您这样资深的人是没事的。其实，早在三月份，波恩就收到过爱因斯坦的提醒，“纳粹正朝着更具破坏力的方向前进。” 波恩没有信海森堡的鬼话，打包行李前往了英国剑桥。
和普朗克家很亲密的核物理学家迈特纳（Lise Meitner），也呆到1938年的最后一刻才惊险脱身，对此她后悔不已：“今日我无比清楚的明白，在1933年的时候不离开，我在道德上犯了大错，因为说到最后，留下意味着支持希特勒主义”。
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普朗克已然无法发挥影响，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学术圈内部，挽救日渐衰微的德国科学。
即便是象牙塔，也已经不纯粹，一些毒瘤正在生长，如臭名昭著的优生学以及雅利安物理学（Aryan Physics）。
纳粹已经在利用优生学的概念作为种族清洗的法理基础，对穷人、精神病患者、盲人、聋人等我们今天认为的弱势群体以及特定族群，如犹太人进行隔离、绝育甚至直接展开大规模屠杀。普朗克反对政府资助所谓优生学的研究。
而在普朗克所在的物理学，发端于1920年代的雅利安物理学在纳粹的加持下变得更加猖獗。其实，雅利安物理学并没有自己的学术主张，它主要是反对一些他们认为把德国科学“带偏”了的科学家（主要是犹太科学家）以及理论化的研究倾向，由此相对论、量子力学都遭到了反对。
作为量子之父的普朗克，自然也免不了遭受攻击。
物理学家Ernst Gehrcke在1936年4月发表文章，“黑体辐射的能量分布究竟是如何发现的”，意在从科学史角度论证普朗克根本是剽窃了实验学家的发现，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支持犹太科学圈子。
而作为雅利安物理学主将的斯塔克（Johannes Stark）也在公开场合批判普朗克，说他和爱因斯坦狼狈为奸；另一名主将莱纳德（Philipp Lenard）说普朗克做主席的威廉皇帝学会是犹太人蝇营狗苟之地，应该解散。当局媒体也攻击普朗克，说他支持爱因斯坦，是“白色犹太人”（也就是尽管种族上不是犹太人，但精神实质上气味相投）。
这些荒谬的“学术”主张伤害了德国科学的国际声誉。1935年，弗兰克邀请普朗克去丹麦访学，普朗克拒绝了。他说，“不，我没法出国，…… 之前出去，我觉得自己作为德国科学的代表很自豪，现在要出去了，只能羞愧地掩面。”
反过来，国外对普朗克的好感和赞誉却让他如芒在背。如1936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站立着的最后一位”，将普朗克描绘为坚毅的知识分子，挺立在内部反对纳粹政府。普朗克惊惧万分，他担心这些捧杀的话反倒会对威廉皇帝学会的犹太同事产生反作用。
从一战开始，德国科学已遭到国际学术界，尤其是英、法同仁的抵制，如今，要缓和甚至是重建这种联系已变得非常困难，普朗克只得尽力而为。他将1938年的普朗克奖章授予了法国科学家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当着法国大使的面，普朗克说，“在欧洲局势无可挽回之前，愿好运赐予德法两国可以能走到一起”。而法国大使也盛赞普朗克，不仅他的国家，整个世界都为他感到自豪。
然而，形势的变化已非个人所能左右。1939年，二战爆发。80岁的普朗克已经先后辞掉了威廉皇帝学会主席、普鲁士科学院秘书的职务。他苍老的身体和灵魂又要再次经受炮火的摧残。
一战时，他的大儿子卡尔（Karl Planck）在惨烈的凡尔登战役（The Battle of Verdun）中死去；小儿子艾尔文（Erwin）也曾被法军俘虏捉入监牢。那时，虽不像一些同事，如哈伯那样亲赴前线，普朗克还是很自豪儿子可以上战场，为国效力。
然而，对于二战，普朗克已经失去了热情，他在1940年给同事的信里写道：“我看目前的形势发展基本上是雅利安德国族群的一场无谓的自我斩首…… 只有老天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结束”。
最不幸的噩耗即将降临到这位老人身上。
1945年1月23日，他心爱的小儿子艾尔文，因为被当局怀疑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被执行了死刑。此前，普朗克曾试图写信给希特勒，祈求宽恕——“如果我，就像您说的，是国家的宝藏的话，请大发慈悲”。显然，他的恳请完全被忽视。
普朗克与前妻的最后血脉断掉，余生只剩苟延残喘。随着德军的节节败退，二战进入了尾声，第二任妻子搀扶着87岁的普朗克四处逃亡，最后在Elbe河西岸的小镇Rogatz被美军俘获，当时他们正和奶牛场主一家挤在房内准备吃午饭。普朗克夫人后来回忆，当他古老的身躯被美军驾上吉普车时简直是痛哭流涕。
无论如何，战争结束了。在医院养好伤后，普朗克回归了日常的生活，尽管老迈，他也依然参与到战后德国科学的重建中。当威廉皇帝学会被盟军要求改名为普朗克学会时，他欣然应允，他说，他希望留存这样一个学会，献身于科学真理，而不受特定时期各种事务的干扰。
1946年7月，作为唯一一位被邀请的德国人，普朗克还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的庆典。主持人在介绍他时说，欢迎无国籍的普朗克上台演讲。此时德国已被四个不同的国家接管，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当即纠正道：“刚才的介绍应该是，欢迎来自世界科学（Science of World）的普朗克教授”。
老迈的普朗克极速走向了生命的尽头，1947年10月4日，因跌倒和脑出血去世，终年89岁。也许，在他闭眼的那刻，稍感宽慰的是，自己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德国科学虽不复往日的辉煌，也没有再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这些力量经常看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本文于2023年8月14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赛先生》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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