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班级倒数，到藤校优异毕业、拿百万融资：有时候，真挺庆幸自己来自“小镇”

几个月前，一位叫翟冠凯的山东学生、网络平台上的“壮壮学长”登上了他家乡的报纸《齐鲁晚报》。他年仅19岁，便从康奈尔提前一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且拿到了200多万人民币的创业融资。在三线城市济宁，如此多光环交织的藤校生算是难得一见。

和冠凯聊过后，外滩君发现他的升学之路真是挺神奇：

家里人也只是道听途说“出国可能还不错”，对国际化教育没有太多认知。包括冠凯给自己的定位，一开始也仅是小镇做题娃。

如今毕业后回看，他觉得至少对他而言，成长在“小镇”可能真的不完全是坏事……

一步步，发现天外有天

近些年互联网上家长的形象有点两极化，要么开明到近乎佛系，要么把孩子的生活、学业安排得事无巨细。

而和冠凯交流之间能体会到，他的家长不太“戏剧性”，主打一个真实：既希望孩子上进，又愿意让孩子快乐；有期望但不push，有安排却不精细。

跟挺多男孩一样，冠凯从小喜欢机械类的玩意。爸妈非常鼓励，支持他花颇多时间和精力参加航模兴趣班。冠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拼航模。

不过如此开明之外，冠凯爸妈也有随大流的一面，比如给儿子报钢琴班。似乎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不过身边的孩子都在学。倒也不是“赶鸭子上架”，只是钱已经花出去了，冠凯就硬着头皮一级一级地考。

“学钢琴的时候心不在焉，一玩航模就浑身兴奋。”学完十级，琴就没再摸过，航空航天的兴趣却持续至今。

冠凯成绩不好时，父母也会批评，但几乎没给他报过什么补习班，除了语文实在偏科到没眼看，才在课外补了一段时间，仅此而已。

爸妈不是什么教育专家，但冠凯心底里，家的基调无疑是暖色的。且父辈在制造业领域创业，敢闯敢拼，吃苦耐劳，对他“是很好的示范”。他好强不服输的个性，多少与此有关。

由于偏科严重，冠凯小时候自然不算标准意义的学霸。小学时他在班里排名还可以，到了升初中时，爸妈希望他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让他考济宁当地唯一的，也是最好的私立学校。开学第一次考试，他语文、英语分别考了55分和15分（满分100分），总排名班级倒数第四。

虽说是私立学校，但主要走的还是体制内路线。教室的墙上赫然挂着“做最好的自己”的口号，冠凯记得班主任严格管理，经常喜欢说一些鸡汤。这些鸡汤如今回想起来挺没营养，但对于那时啥也不懂的男孩来说倒挺受用。而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理科不弱，文科很快能赶上，因此中考时又“逆袭”成了班里的尖子生。

爸妈对他的升学很重视，虽然对各类国际课程体系一头雾水，但心里隐约种了念头，“出国是不是对孩子发展更好呢”，冠凯初中时，他们考虑等儿子高中时把他送到国际部。

“但是在小地方，大家对国际部的认知跟在北上广完全不一样，”冠凯道，“反正在济宁，很多人真的会觉得，只有成绩不行的学生才要去国际部混日子。”爸妈思来想去，怕儿子到国际部不学好，一时打消了念头。初三没结束，冠凯就与学校的高中本部签了约，打算“本本分分”地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参加高考。

转折点是高中国际部的副校长带来的。他听说冠凯家里有留学的想法，也觉得这孩子有潜力，便主动来当说客。办公室面谈了好几次后，冠凯家被说服，似懂非懂地把学籍转进了国际部。“爸妈也心疼我千军万马闯高考的独木桥太累。当然，那时候还不知道申国外大学可能比高考还卷。总之是一种比较茫然的状态。”

国际部的生源的确不如本部，这使得成绩提上来之后的冠凯“自信心爆棚”，一度觉得轻松进个世界名校不是事儿。

然而上了高一后，这种莫名的自信很快因为一件事被打破。

某次学校组织他到外地参加模拟联合国。地址在上海，举办方是上外附中和牛津大学。短短两天的上海之行，冠凯的脑袋有些发懵：

这些同龄人的英语怎么这么好？计算机怎么用得这么溜？技能怎么这么多？……

最戏剧性的事情是：他明明被选中作为韩国代表，但由于英语实在太烂，竟将其认作朝鲜，两天时间里别的孩子交流得热火朝天，他却“徐庶进曹营”，达成0次发言记录。

这事儿用后来的话说，是刺激到他了。

冠凯这才意识到，自己90分的中考英语水平根本不值一提，“换成考托福的话，那时候估计也就一二十分。”跟一线城市的孩子比，差太远了……

“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冠凯调侃，那时候的自己活脱是“普信的小镇做题家”。

努力+有主线，从小镇走出来

从上海一回家，冠凯就开始狂补英语，第一个学期就背完了几本单词书。平时周末也留在学校，不是准备数学竞赛，就是参加学校活动。

暑假的时候，由于济宁没有什么像样的培训机构，他就跑到南京的机构学英语，在高铁站等车的空隙都不敢放松。

高二的寒假他继续在南京学习SAT，为了节约路途上的时间，干脆在机构的教室里打地铺睡觉。

“作为在体制内走过的学生，我不怕考试”，冠凯用了一年时间准备，高一结束时第一次考托福，拿到了103分。半年后再考，托福已经是114分。SAT则是刷到了1550分。

该怎么形容冠凯所在私立学校的语言环境呢？初中由于是体制内路线，几乎纯中文授课；高中国际部“理论上”是英文授课，但由于生源一般，导致多数时候实际仍是中文授课；至于外教，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他抛来会心一笑，“你懂”。

尽管学校的层次没法与大都市的国际化学校相提并论，冠凯表示，自己其实挺喜欢母校的环境与氛围的。

一方面是后来他知道，就算是大城市的国际化学校，学生靠自学、在外找机构也是常态，更多还是靠自己；另一方面，在自由度方面，母校可谓给他开足了绿灯。

“我被允许可以随意携带、使用电子设备到校，可以不听不想听的课，完全按照自己的学习节奏来，只要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就行。”

申请海外名校，光靠标化过硬肯定不行，冠凯开始有意识地各方面着手准备。在本地国际部包容、自由的环境下，他对申请国外的大学却表现出异常的清醒，绝非漫无目的。

从很早他就认识到——美本申请看似是要“全面开花”，以致于很多大城市的同龄人花了海量时间、资源在各式活动上，履历花哨到他这种小镇娃不敢想象——然而这往往是种误区。很多人只看到“全面”两个字，但名校要的根本不是“样样都行”的学生。

最重要的一个词，其实是“主线”。对于冠凯来说，这个主线很清楚，就是航空航天的爱好。而他要做的，就是围绕这条主线提升自己。

他再次感到庆幸，庆幸爸妈支持自己的兴趣，也庆幸自己不是出生在北上广大城市。

他后来跟上海的同学交流才知道，他们小时候卷的东西，济宁当地的家长可能听都没听过。“之后才发现，原来上海很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在辅导班度过的。还好我爸妈的信息相对‘闭塞’，不然我小时候可能也会卷这个、卷那个，航模的兴趣能否坚持下去真不知道。”

在济宁玩航模，也没有大城市那么多限制。如果是在北京，得跑老远到几环外试飞。而他小时候，拼完航模随便在家旁边找个公园就飞了。

最关键的，冠凯觉得小镇的好处，在于远离焦虑的中心，“没有那么多噪音，也不会传递那么多不安”，他就一门心思做好自己就行，反倒恰到好处地戳中大学招生官。

当然，小地方的资源毕竟有限，为了填补，冠凯高中的时候便习惯了乘坐火车到济南、南京等各个城市学习、参加比赛或考试。记忆中，他从没在哪个地方持续停留很久，一直在路上。

而在家的时候，他的“交通工具”就是互联网。“我挺擅长通过网络来寻找各种资源和机会。那时候刚好微信公众号兴起，有很多关于留学的优质文章确实帮助到了我不少。”

高一时，冠凯主动去做志愿者，为中国飞行员社群翻译马航MH370失事调查报告。后来，这件事成了他大学申请活动列表的第一个活动。

“其实美本申请的多元化完全可以顺着主线来走，比如我报名做马航调查报告的翻译，不仅体现了对行业的观察，也是一种志愿服务精神；而像所谓‘领导力’，我有在学校组织航拍活动；包括我参加的数学竞赛、物理碗，跟着Pioneer完成的‘驾驶舱人机交互’项目……其实每一项都跟兴趣主线有关。”

总而言之，脱离了主线的多元往往是事倍功半。

高二快结束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某第一梯队国际学校Y的外方校长看到了他的简历。在几次面谈后，校长对这个思维活跃而清晰、内驱力十足的学生表现了很大的兴趣，答应给他全奖来上海读一年。

“外方校长跟我聊了很久，在他眼里，我估计是个原生态、没被鸡过的孩子。”冠凯笑道。

高三那年，冠凯离开家乡来到上海Y校。和在济宁母校一样，“IB体系的Y校居然也不怎么管我，因为我之前的国际部走的是A-Level，我本身自学了AP，校长破格允许我不参加IB大考。”因此在Y校，他也成了奇特的一分子，最后是用A-Level和AP申请大学。

Y校的教学水平给冠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因为疫情，他实际只在学校待了半年。在Y校最大的收获，是外方校长特别给他安排的室友——同他有着近似的兴趣，后来读了美国最好的航空航天专业院校，如今已经做了飞行员。两人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

冠凯的大学申请文书，从一次汽车爆胎后的驻足仰望星空讲起，叙述自己在航空航天方面的学术热情，没有任何无病呻吟和拖泥带水，一如他充实而目标明确的高中生活。最终，剑桥、康奈尔纷纷给他投来橄榄枝。“修改这份文书，我大概用了100个小时。”

从小镇走到世界名校，从不明不白到越来越明白，冠凯渐渐有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往前走，别纠结

挺绝的。冠凯上大学的时候，正是疫情还比较严重的2021年。美国一时是去不了了。

好在康奈尔有临时安排，跟中国国内的高校有合作，冠凯又阴差阳错地拿到了北大的学生证。在上康奈尔网课的同时，他可以在北大任意选课。

这一年时间他没闲着。在北大的航空俱乐部，带同学一起造火箭。顺便还找了个字节跳动的实习。

大二时回到康奈尔本校上课，由于靠标化成绩换算了不少学分，读了两年便提前毕业。

如此，冠凯算是同时体会过中美两国的一流高等教育。冠凯倒觉得，如果真要比较的话，自己似乎更喜欢北大一些。

“康奈尔的人太实际了一些。北大给人的感觉，相对更象牙塔——这在我的理解里绝不是什么贬义词。教授们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谈笑有鸿儒，这是北大。”

在冠凯看来，以前听说美国的大学博雅教育一流，但事实好像不完全是这样，他看到颇多人一上大学就开始准备工作，也不太追求自己的兴趣，“很有目的性地卷”。

在康奈尔读书的这两年，冠凯最后以亮眼的绩点毕业，但校园和课堂本身对他倒并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影响——刚到美国后，他立马考了驾照，在美国境内自驾了几万公里，亲眼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最远的一次他和几个同学轮流换着开，行驶了将近五十个小时。他觉得在行万里路中，学得一点也不少。

“越开越觉得，我对美国祛魅了。”

波音飞机第一次出事时，冠凯上高二。他看到新闻第一反应，“一定是飞行员的问题”，像波音这么伟大的公司、“人类之光”，怎么有会纰漏；而三年后他上大学，波音再出事故，他第一反应却是，一定是生产线上的某个美国工人在摸鱼拧错螺丝了。

在美国公路自驾游的一路上，冠凯见到过很多制造业工厂。“可用衰败形容。很多机器都生锈了，排放一眼看上去，这种厂子如果放在国内早被关闭了。”

他独对美国的乡村地区印象很好，景美人美。有次车子在伊萨卡深陷泥地，当地农民二话不说开来了拖拉机帮忙，不要任何报酬，口里念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冠凯觉得他们真是没经受过城市的污染，心里干净得没灰尘，“我以后能去伊萨卡养老就好了。”

大三感恩节自驾到北极圈

冠凯大三时被投资人看中，从8000人中脱颖而出拿到两百多万人民币的创业融资，毕业后从事智能飞艇的研发。他发现这种消费级产品如果想造出来、或者以较低的成本造出来，大概率已经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

这两年他担任了康奈尔的校友面试官（不负责具体招生，主要是加强康奈尔与世界各地的学生的交流和了解）。前阵子一位深国交的学生问他，学ECE（电子工程）以后就业是剑桥好还是美国好，冠凯跟这位学妹说：你要搞电子工程，最应该去的地方就是深圳家门口啊。

冠凯觉得，他在康奈尔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别人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在美国IT市场还比较红火的时候，有很多文科生转码；甚至说不上转，上几个月‘代码集训营’‘编程集训营’就可以直接找工作。虽然现在市场不行、卷得厉害了，但‘大学教学生怎么做火箭，学生进了大厂还是拧螺丝’的逻辑，没有改变。”在冠凯看来，想好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真的挺重要。

在康奈尔实验室，

项目负责教授是前NASA的首席技术官

这些年都在说文凭通胀，但他相信跨越阶级这个事儿，本来就不是教育的任务，因为它从来都只发生在快速变革的时代。

他也相信很多学弟、学妹过于纠结、迷茫是没有什么用的。前阵子有高三的同学请教他怎么衔接好大学，冠凯说先别想这些，多花点时间探索一下自己喜欢什么。“内心充盈是快乐的唯一秘诀。”

和百度前总裁陆奇合影

对于创业，冠凯自己的心态也比较沉稳。他清楚地知道，创业一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比起做出一个风靡一时的奇怪摆件，他更希望自己的公司可以成为一个可以长期为用户带来价值的企业。“我发现做企业和做人是一样的，思考清楚自己的核心优势，持续秉持着‘利他’的原则，你就一定会有收获。”

稀里糊涂的开头，到愈发清晰的自我定位、“打怪升级”，冠凯说，他的人生“似乎总在阴差阳错中找到最优解”。

*图片提供自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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