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学毕业生，涌入兼职大军

“我们班今年毕业生有30多人，而至今找到正式工作的人不超过9个，其他大部分人选择去做兼职。”在韩国生活了12年的中国学生许琪，11月16日对《看世界》表示，“每当我打电话向他们了解就业情况，他们（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总是态度很差，怨气很大，甚至直接挂了我的电话。”

许琪13岁来到韩国，今年2月，她在韩国完成了本科学业，但并没有选择正式工作，而是一边做兼职，一边备战韩国的研究生——每到周日，在备战研究生的同时，许琪都会去便利店兼职做店员。

与许琪的身边同学一样，今年韩国很多毕业生，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正式工作，而选择去做兼职。这其中，有不少人还将成为终身兼职者。

近日，韩国统计厅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员调查工作形态附加调查》显示，截至今年8月，韩国拥有大学学历的兼职劳动者达到115.6万人，比去年增加7.9万人——该数据已是连续15年增长了，今年更是达到了2003年进行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

对于这一问题，韩国前教育部部长将其原因归结于韩国面临着“教育泡沫化”，并表示，由于韩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比例过高，从而导致学历贬值——如今，求职者必须获得更高的学位，才能胜任以前要求较低的职位。

“在过去，为了能够入职名企，学生们艰难地考上了名牌大学。”韩国经济研究所通讯主任Sang Kim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然而如今，即便拥有顶尖学校的学位，学生们也很难以找得到他们想要的高质量工作。”

前些年，毕业于韩国顶尖学府的赵敏京，尽管拥有学校设计奖以及英语水平测试近乎满分的成绩，但是在求职的时候，他依旧遭到包括现代汽车在内的韩国多家名企的拒绝。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当第10份求职申请被拒绝的时候，赵敏京几乎放弃了求职的希望。“我还不够好，像我这样条件的求职者太多了。”在经过无数次被拒绝之后，赵敏京最终才被一家日本汽车企业接纳，并担任该企业的工程师。

为了能够应聘到更好的工作，另一位韩国年轻人穆恩在大学期间，修了经济学和西班牙语两个学位，并且还出国镀过“金”。然而，在2016年求职的时候，她依旧吃了三星、现代、LG等韩国八家名企的“闭门羹”。不过，穆恩并没有气馁，而是一边在星巴克做兼职，一边准备第二次参加LG招聘的面试。

同许琪一样，在韩的中国留学生刘子琳也是今年毕业。今年8月毕业的她，至今也还没有找到心仪的正式工作，因此只能先选择当兼职老师，参与到母校首尔大学与韩国政府的一些教学合作项目当中。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拥有教育学硕士学位的刘子琳，虽然希望能够同她的韩国丈夫一样，考取到韩国的编制教职，然而却由于籍贯因素，受限于“非韩籍”不能报考的要求。对于当兼职老师，刘子琳表示，这主要是为了完善自己工作的履历，为将来从事教育类相关事业的职业规划打好基础。

不过，在严重内卷的韩国社会，即便刘子琳拥有韩国国籍，其考取公立学校的教职，依旧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对此，刘子琳也有着另一番规划。“我和我先生打算明年回中国待上一年时间，看看在中国有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刘子琳告诉《看世界》。

或许是厌烦了社会的内卷，受够了老板的剥削，在韩国毕业生这一群体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将“兼职”视为过渡的工作，而有相当一部分人，将其当作自己的终身的正式工作。对于这一群体，社会有专门称呼他们的词语，叫作“freeter”。

该词最早出现在1987年的日本，由英语单词free（自由）和德语单词arbeiter（劳动者）合成，专指那些在高中或大学毕业后不会开始职业生涯，而是通过做“兼职”谋生的群体。

《什么都不想做》剧照

在今年7月，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5月份400.5万名就业年轻人当中，有26.0%每周工作时间不足36小时；其中有近一半，即48.9万人，是因毕业、退学、结业等原因完成学业的年轻人。该统计数据证明了，相当多的韩国年轻人更愿意从事兼职，过着“自由工”的生活，而不愿意做全职工作。

对此，许琪也向《看世界》证实道：“由于疫情等诸多因素，我身边挺多同学这两年都没有选择毕业，而早在他们大三大四的时候，就选择休学去做兼职了。”

来自韩国全罗道的金俊宇，在2017年大学毕业前，曾找到一份在中药包装厂的工作。然而，他还没干多久，就选择辞职了。“我讨厌像机器一样工作，”金俊宇说道，“（中药包装厂）150万韩元的月薪，让我觉得做兼职更好。”

自此，金俊宇开始了他以“兼职”为谋生手段的人生道路。在兼职的过程中，金俊宇曾为照相馆、网吧、快餐店等多家商店打过工。而在大学毕业之后的一年内，金俊宇通过兼职赚取了4000万韩元（约合22.4万元人民币）。相比中药包装厂的薪资，该收入并不逊色，甚至是有过之无不及。此外，每过一段时间，金俊宇都能够给自己放几天假，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便利店新星》剧照

对于金俊宇的职业选择，他的父母起初非常担忧，总是不断地问金俊宇“你将来如何买房？”或者“你打算怎么结婚？”之类的话题。不过，他们后来也慢慢地被金俊宇说服了。面对他人的担忧，金俊宇表示，他并不觉得自己需要一份正式工作，因为他更加倾向于做自由职业，而不想再次成为某个团体或大型组织的一分子。

针对全职与兼职的差别，刘子琳认为，虽然全职工作所拥有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要远好于兼职，但是全职工作所赚到的钱，并不一定就比兼职赚到的多，同时兼职就业则拥有比全职工作更加灵活有弹性的优点。

不过在许琪看来，就算找兼职工作，也要找签合同那种，只有这样，工作才会多些保障，多些安全。此外，在韩国忠南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廉明培看来，在社会上，越来越多年轻人更喜欢兼职工作而不是“终身工作”，这种选择有利也有弊。“从教育的角度来看，选择与专业无关的工作可能被认为是不明智的，但是对增加就业市场的灵活性是有好处的。”

除此，社会对“freeter”这个群体，也是褒贬不一的。在20世纪80年代，“freeter”这一群体，是被社会认可的，因为在当时人看来，其意味着社会经济繁荣、有许多不同的工作机会，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和探索其他工作。然而在千禧年前后，“freeter”开始转为负面意义，被视为社会的负担。

如今，在老一辈人看来，“freeter”这个群体，更是在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相对于超市店员、酒吧服务生、餐馆外卖员等常见的兼职，韩国社会还盛行着一种特殊的兼职，那就是去参加医学临床试验，充当“豚鼠”。这种特殊的“豚鼠”兼职，也吸引着韩国大学生的参与。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对于当“豚鼠”这一行为，韩国健康权利医疗活动团体联合会政策主席郑亨俊表示，很多急需金钱或失业的人，会反复被其吸引而来。“你躺在那里三天两夜，抽血，盯着手机，就能赚钱。”

如今三十多岁的韩国人金康泰，曾在读大学期间，作为“豚鼠”，参加过5次医学临床试验。每次当“豚鼠”，金康泰都要到医院住院两次，每次住两晚。而每次当“豚鼠”，金康泰都能获得500美元至800美元的费用。

这些费用全都被金康泰用来交学费。“（韩国大学）学费太贵了，这给了我喘息的空间。”金康泰说。

2018年，金康泰根据自己在大学的这段经历，写了一部名为“豚鼠”的戏剧。对此，金康泰表示：“有些人似乎认为这（当豚鼠）是年轻人寻求一条简单的道路，但我想讲述一个无法为他们提供有价值就业的社会故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二十岁出头的韩国年轻人李浩英，花完她和父母信用卡的额度后，她治疗自己慢性皮肤病的昂贵药物已经所剩无几。在餐馆、酒吧和超市等商店无法提供兼职的窘境下，她最终选择同金康泰一样，参加医学临床试验，来获取“救命”的金钱。

《便利店新星》剧照

据说，与金康泰、李浩英一样，如今兼职当“豚鼠”，越来越成为急需金钱的韩国年轻人最后的选项。

对此，郑亨俊却认为，此举构成了一个剥削性行业，与现在已被禁止的卖血行为没有差别——而卖血曾经是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的收入来源。

与此同时，首尔国立大学法学院临床教授金南熙也认为，此举存在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

不过，对于这些兼职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或许绝大多数韩国年轻人并不在意，而他们更多在意的是，由于这些兼职的存在，他们还活着，自由着，开心着。

（文中金俊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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