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票的道理：不可能的奇迹为何令人沉迷？

编者按：“人的出生，就像一场无法回避、贯穿人生始终的大型乐透游戏中的一张彩票，为每个人赋予了先天禀赋或社会优势。”法国著名哲学家罗歇·凯卢瓦已经洞悉，出生时人人手握一张彩票，这说的是先天的机运，包括出身、阶级、种姓甚至性格等等，彩票在此是一种比喻；至于出生之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上，有人买起了真的彩票，这里的彩票是一种实指，是具有赌博与风险因素的机运类游戏。

这真实的彩票，一方面“给那些毫无先天优势、在公平竞争中永无翻身之地的人——这些人必然是大多数——带来希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搁置工作，放弃隐忍、节省，转而追求一时好运”。个体从面额低、奖金高的游戏里获得投机与痴想的快乐和刺激，国家也能从中获利，开设官方彩票，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民众心甘情愿甚至是满腔热情地投入其中，为国库效力。

2014年5月14日，日本东京，日本“梦幻超级大乐透”首批彩票出售，头奖金额高达5.5亿日元（550万美元），数千民众排队购买，希望一夜暴富。图为日本动漫演员与大奖现金合影。

在单调乏味甚至令人饱尝折磨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憧憬一场逆袭，期待一种截然相反的、既激动人心又能立刻带来实质性提升的模式。”彩票广告和彩票开奖的画面让观众们多多少少把自己当成了竞争参与者，陶醉在赢家的胜利之中，误以为那份幸运和快乐也属于自己。

买彩票的人：

追求近乎海市蜃楼的可能性

现代社会趋向于通过设立社会原则，以及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会机制，扩大有规则竞争（亦即才干）的作用范围，降低出身或遗传（亦即机运）的影响。此种变革符合追求正义、理性和启用贤才的诉求。政治改革家因此而不懈努力，创设更为公平的竞争机制并推动其实施。只是他们的努力结果不尽如人意，预设目标显得遥不可期。

每个人到了反思人生的年纪，都会充分领会到自身大势已定，改写晚矣，无法跳脱自身条件的牢笼。若假以才干，也许能对自身条件加以改善，却绝不可能从中彻底挣脱，生活状况不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人们由此产生了走捷径的诉求，企盼一种立竿见影、可以功成名就（哪怕只是相对而言）的速成法。这种成功只能凭借运气获取，绝不是苦干和才能所能企及。

2024年1月26日，上海街头，人们在中国体育彩票销售点购买彩票。

很多人意识到自己资质平平、难成大器，而其他人更有才、更机智、更健壮、更机敏、更卖力、更有抱负，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或更强的记忆力，更讨人喜欢或更有说服力。他们自知不如他人，因此并不寄希望于可量化的公正较量。他们也会求助于机运，寻求一种对他们而言更为宽容的无差别原则，在竞争中胜出无望，则转向彩票与抽签。因为只有这样，那些愚蠢、懦弱、笨拙、懒惰之人，才有可能与有资源、有能力的人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共同接受另一种类型的公平原则所做出的随机决断。

在这种情境下，机运再次成为一种必要的补偿手段，如同竞争的天然补充。单一且明确的排名让未入列者走投无路，因此必须设计一条变通渠道。把决断权交到命运的手中，能让人更好地承受并不纯粹或太过残酷的竞争及其不公。此外，它给那些毫无先天优势、在公平竞争中永无翻身之地的人——这些人必然是大多数——带来希望。当出身的机运失去至高无上的古老地位，有规则竞争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数不胜数的替代机制也同步发展壮大，可以让极少数中选者获得令他们喜出望外的特殊嘉奖。

能满足此目的的首先就是机运类游戏，包括许多看似是竞争的变相机运类游戏。在游戏中发挥基础作用的是赌博与风险因素，以单一或组合形式存在。幸运的玩家可以从这些机运类游戏及考验中获得财富，也许金额不如他的期望值，但光是有期望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命运的青睐，这种近乎海市蜃楼的可能性，使得卑微者能更好地面对也许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平庸条件（除非有好运和奇迹发生）。

国家彩票：

把巨额收入转化为节庆与诱惑

“奇迹”一直都属于机运范畴，正因为如此，机运类游戏才会持续繁荣。国家也可从中获利，故不顾道德家的抗议而开设官方彩票，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民众心甘情愿甚至是满腔热情地投入其中，为国库效力。哪怕国家不出面经营，而是将这份收入来源让与私营机构，也依然可以对各类赌博运营方征收重税。

参与机运类游戏意味着搁置工作，放弃隐忍、节省，转而追求一时好运。这份好运能瞬间带来一生辛苦劳作、节俭克己都无法获得的财富——除非是借助运气或投机，而投机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属于运气范畴。为了吸引更多参与者，彩票的奖金额度必须足够高，至少大奖要如此；彩票的售价必须足够低廉，且易于拆分，不同阶层的玩家才会趋之若鹜。当然，大赢家一定是极少数，但这只会让最幸运的玩家的所获显得最为可贵。

举例说明：巴黎大赛赌金独赢的赛马赌博（Sweepstake）的大奖金额为1亿法郎，在大部分彩票购买者眼中，这绝对是一笔巨额财富（普通工人的月薪约为3万法郎）。如果按照工人平均年薪40万法郎计算，这笔奖金等同于他工作250年的工资所得。彩票一张卖18,500法郎，比他月薪的一半还多，超出大部分工薪阶层的承受范围。于是，他们只买彩票的1/10，相当于花2000法郎换取赢得1000万法郎的可能性（等同于他工作25年的劳动报酬）。这种天降横财具有绝对吸引力，意味着个体生活条件的根本性改变——这一点仅凭寻常劳作无法实现，只能由命运恩赐。

当地时间2023年1月12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蔓越莓超级迷你超市，一位顾客购买了超级百万彩票，一个超级百万的标志显示了估计13.5亿美元的头奖。13日晚，美国“超级百万”彩票头奖获奖者诞生，奖金高达13.5亿美元。获奖者来自缅因州。

这种人为设置的“魔法”效果显著：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1955年内，仅在国营机运类游戏中法国人的消费就高达1150亿法郎，产生税收460亿法郎，相当于平均每个法国人纳税1000法郎。同年，约250亿法郎奖金被瓜分。大奖金额在奖金总额中的占比持续提升，显然也是为引发大众“致富梦”而精心设置。民众对此十分买账，仿佛自己就是下一个幸运儿。

那些一夜暴富的大奖赢家，都会或多或少地被强行拉入非正式广告。当然，报纸可以应赢家要求为其匿名，但社会风气促使报纸对赢家的日常生活和未来计划进行详细报道，仿佛是在邀请广大读者再去碰碰运气。

当然，不是所有国家都以全国性大型彩票形式来开展机运类游戏。失去官方色彩与国家支持，机运类游戏的规模迅速缩减，奖金总额随参与人数减少而下降，赌注与奖金之间的差额不再被无限拉大。但是，奖金额度的减少并不会导致投注总额的减少。

恰恰相反，抽彩不再是重大且稀有的操作，抽彩频次的提高充分弥补了单次赌注下降的缺口。赌场一开门，荷官们便在十几张赌桌旁忙个不停，按照赌场主指定的节奏不断发出轮盘钢球并宣读结果。在世界赌城多维尔、蒙特卡洛、澳门和拉斯维加斯等地，持续流动的现金额也许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庞大，但大数定律使赌场主可以从快速不断的操作中获得几乎恒定的收益。一个城市或国家足以从中获得可观而骇人听闻的财富，并露骨地将其转化为热闹的节庆、极度的奢华和渐下的世风。这又形成了一种公开的诱惑，如广告般怂恿人们一试。

2024年2月13日，上海，春节期间，即开型彩票销售火热，南京路步行街彩票亭围满买彩票的游客。

赌城尤其会吸引一批短期游客，暂时融入当地刺激、随性的氛围之中，最终又回归辛劳、严肃的日常。赌城为游戏爱好者提供了一处庇所、一个天堂，仿若一座大型妓院或烟馆，得到某种程度的纵容且有利可图。闲散好奇或沉迷成瘾的“流动户”在此驻足，每年700万游客为拉斯维加斯贡献约6000万美金，占内华达州财政收入的40%。游客在赌城的短暂停留不过是他们寻常生活中的小插曲，其文明模式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以机运类游戏为生存之本、收入之源的大城市，彰显了人们追求好运的本能冲动。但最能体现这一强烈冲动的还不是这些特殊的赌城，普通城市里采用同注分彩法的博彩同样吸引了众多参与者。他们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地参与，无须亲自到达赛马场。社会学家发现，工人阶层常常组成各种俱乐部，拿出较高的甚至是与他们收入水平脱节的金额参与赌球。这同样也是文明特征的显现。

国家彩票、赌场、赛马场、各类采用同注分彩法的博彩等，都属于纯机运范畴，严格遵循数学意义上的公正性。

实际上，除去运营费用和政府扣款，看似庞大的赌场盈利数目其实与每一个玩家的投注严格成正比。现代社会还有一项卓越的发明，我称之为“变相彩票”：它无须投入赌金，从表面上看是对能力、博学、谋略或其他才干的嘉奖。但这类才干因其性质使然，未能经过客观评估或法定认可。一些文学大奖确实可以给作家带来财富与荣耀（至少在若干年内如此）。其他数千种奖项跟风而起，虽然奖品不值一提，但无一例外都借用了大奖光环。一位年轻女子在逐级挑战数名劲敌之后，最终当选为“环球小姐”，最后成为电影明星或是嫁入豪门。以此为范本，数不胜数、超乎想象的各类女王、小姐、缪斯、女神竞选纷纷效而仿之，胜出者可以在某个赛季享受令人羡慕（但也招人非议）的盛名，入住豪华海滨酒店，享受表面光鲜（但无深层根基）的生活。各类人群都想选出自己的“女王”，没有任何限制，就连放射科医生都选拔出“骨骼小姐”——由18岁的女孩洛伊丝·康威（Lois Conway）当选，她在X光射线下展现了最美的人体骨骼。

观众：陶醉在赢家的胜利之中

这类考验有时需要事先准备。电视上有一种每周播放的节目，谁能答对关于某个领域的一系列问题（问题难度逐级加大），就能获得一笔小小的财富奖励。特定的参赛人选和煞有介事的配套设施，使节目显得庄重严肃；经验丰富的主持人持续与观众互动；一位十分上镜的女郎充当现场助理；身穿制服的干事假装在监督节目组展示在众人面前、令人垂涎三尺的奖金支票；一台电子仪器以不容置疑的方式选取问题；可供参赛者独处，却仍暴露在众人眼前的小隔间，以供参赛者思考酝酿，直到给出具有决定性的答案。出身平凡的参赛者们紧张兮兮地站在无情的“审判团”面前，电视机前成千上万的观众既替他们捏一把汗，又乐于成为这样一场考验的见证者。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为了测试参赛者知识面而有意逐级提升题目难度的考验，属于竞争范畴。但实际上，它由一系列赌博组成，胜出概率随奖金额度的增加而减少，这也是为什么此类节目常常被命名为“清零或翻倍”（quitte ou double）。这样的命名还体现了游戏局面变化快的特点——不出十个问题，游戏风险就变得极大，奖金也变得十分诱人。在美国，通关者一度成为类似民族英雄的人物，受到媒体与大众的热捧：稔熟意大利歌剧的鞋匠、写得一手好字的黑人小学生、爱读莎士比亚的警官、热衷于研究《圣经》的老妪、精通美食的军人……每周都有新星出炉。

这类由接续性赌博组成的游戏激发了民众的极大热情，有关电视节目广受欢迎，无疑说明它符合一种普遍诉求。如同选美大赛一样，在这方面做文章是有利可图的。突如其来的好运看似是对某项成就的嘉奖，实则是对社会竞争的缺位予以补偿。因为，真正的公平竞争永远只发生在同一阶层、同一生活水准、同一认知水平的人之间。此外，日常竞争严苛无情、单调乏味，无法带来欢愉，甚至令人心生怨愤、饱受折磨、丧失信心。仅凭才干带来的回报很难使人摆脱现有条件，每个人都憧憬一场逆袭，期待一种截然相反的、既激动人心又能立刻带来实质性提升的模式。当然，只要稍加思索就能认清：这样一种竞争所能提供的补偿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广告在不断扩大宣传，胜出者的数量比在家“观战”的观众数量少得多。观众们多多少少把自己当成了竞争参与者，以代表（délégation）的方式，陶醉在赢家的胜利之中。

《游戏与人》
[法]罗歇·凯卢瓦 著 余轶 译
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