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效极致却流于空洞，《沙丘2》是怎么回事？

撰文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让我们从赫伯特的原著说起。事实上，认为《沙丘》是“白人弥赛亚太空歌剧”未免过于简化，也忽视了作者做出的诸多努力。正如《卫报》评价的那样，每部奇幻作品都反映了其诞生的时代，《指环王》讲述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二战创伤，《权力的游戏》是一部充满创业精神的新自由主义童话，《沙丘》则是典型的“水瓶座时代”作品，它关注环境危机、人类的潜能，以及反抗帝国主义的可能。赫伯特作为一个不信任中央集权、自力更生的独立撰稿人，特别希望在创作中实践乌托邦愿景。1960年，他还被介绍给著名的禅宗思想家艾伦·沃茨，两人曾在一艘船屋旁深入交谈，这也帮助赫伯特把《沙丘》从单纯的冒险故事转变为对时间性、个人身份局限性的探索。

《沙丘》系列英文封面

时间性是理解《沙丘》的钥匙。在小说中，主角保罗经常做预知梦，在梦里看到未来犹如“风中飘荡的纱巾”充满无数可能，然而随着剧情深入，保罗发现这些可能性都指向一个结局，也就是无法避免的圣战。圣战其实早已在历史上发生过——名为“思维机器”的AI与人类爆发过大战，史称“巴特勒圣战”，战争摧毁了人类的文明和技术，此后的帝国政府不再允许制造思维机器。这也是为什么《沙丘》中的人物只能使用冷兵器，而科技的发展重点变成了用香料提升人的内在精神。

著作《沙丘与哲学：心灵、单子细胞与穆阿迪布》一语中的地指出：循环往复的历史与开放式的时间之间的冲突，正是《沙丘》的核心。由此，我们不难读到赫伯特的某种焦灼和挣扎，他想要在作品中带来新的时间意识，让保罗作为全知全能的先知同时出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却因为人类想象力固有的局限，以及对历史教训的体悟而没能做到。也由于原著中赫伯特对于宗教执迷、历史循环往复的悲观态度，在电影《沙丘2》里，即使赞达亚扮演的契妮“人间清醒”地提醒众人，所谓先知只是政府的统治手段，也显得格外势单力薄。

《沙丘2》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于是，保罗这一角色的悲剧性，就不仅仅是作为宇宙的救世主、却无法阻止千万人流血死亡的痛楚，更是作为一名人类，想要超脱于历史循环而不得其法的无奈。这种无奈也体现在生态意识中，保罗对弗雷曼人做出保证，他会设计一个生态系统，把沙漠变成有流动水源、物产丰富的绿洲。但是赫伯特本人却对这个梦想怀着复杂的心情，在20世纪60年代，保罗·埃尔利希的《人口爆炸》成为畅销书，书中提出，为了避免人口增长造成的大规模饥荒，应当推崇生育控制和自力更生运动，而赫伯特担忧这会侵蚀他所珍视的个人主义精神。

那么，维伦纽瓦的电影是否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应？仅从叙事层面来说，很显然没有，维伦纽瓦对小说做出了忠实于情节的改编，也自然无法超出原作的思考范围。只不过有趣的是，维伦纽瓦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了与赫伯特相似的、对于时间的焦灼感。而为了超越或至少消除这种焦灼，他选择极端放大影院中的视听元素、为观众带来沉浸体验。正如导演在近期采访中提到的：“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我希望尽可能地隐身，尽力保留书中的诗意、氛围、色彩、气味。”

这样的情动体验的确可以带给人一种与日常时间截然不同的时间性。正如布莱恩·马苏米在《虚拟的寓言》一书中指出的，如果说情感（emotion）是主体的、可被辨认并命名的，那么情动（affect）就是还没来得及被辨认的“失落的半秒”，这半秒属于潜能的领域，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消弭、过去直接向未来敞开，但是还不存在“现在”——因为一切都太快了，“现在”还来不及发生。随后，主体的意志才开始出现、被限定，进入线性的情感和行动。当观众听到杰西卡夫人震慑人心的“音言”，看着哈克南主星在红外摄像机下呈现出的黑白色调的决斗场面，或听着耳畔沙漠的风声，无可名状的情动体验都如影随形。

《沙丘2》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维伦纽瓦在这方面可谓做到了完美。可是，潜能毕竟只是潜能，关键是潜能把观众带向了何处。其结果是，对于视听的绝对倚重，也让《沙丘2》原原本本继承了原著中的保守内核，甚至忽视了原作中值得进一步发掘的部分，最终流于一种空洞和虚无。

读过赫伯特小说的读者或许会发现，其魅力之一在于通过大量对话交流，构建了微妙多变的政治氛围，无论是正直的保罗还是阴险的哈克南人，他们都对权力有着马基雅维利式的敏感，经常从对方的表情和用词中洞察更深层的含义，然后在犹豫不决中做出相应的行动。然而对维伦纽瓦来说，纯粹的图像和声音才是电影的力量，他本人也抱怨过电视剧般的琐碎对话会破坏电影的体验。虽然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媒介，可人物对话的减少也使得人物的思维过程和心理活动被大大简化，比如，小说中的杰西卡要与恐惧、忧虑以及对儿子保罗的爱和敬畏作斗争，而在电影《沙丘2》中，她更像是美丽而符号性的“圣母”，心无杂念，只让儿子成为传说中的先知。

更重要的是，原作故事充满诱惑和分歧，在数十年间引发着不间断的学术讨论，这些也在影片中消失了。比如，赫伯特会在章节前摘录伊勒琅公主的作品，其中记录着保罗的生平、帝国的历史和政治，以此来构建一个可信的世界，仿佛整本书都回荡着伊勒琅公主的声音。而在《沙丘2》中，公主作为角色之一出镜，她用录音机写作的画面仅作为几格镜头，碎片化地出现在了电影里。

《沙丘2》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书中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也被转移到了弗里曼人身上，并被模糊了种族特征。英美文学学者约瑟·德利迪（Yosr Dridi）看到，虽然《沙丘》原著是东方主义的，但是它至少出于一种真正理解对方的愿望，小说也用了大量阿拉伯语构成了沙漠星球居民的身份和精神，维伦纽瓦的东方主义则不同，他对这些知识“公然表示不感兴趣”。

事实上，维伦纽瓦的导演策略以及在想象层面的失败，在他的作品《银翼杀手2049》（2017）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2049》的前作也就是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银翼杀手》中，复制人与人类几乎相同、难以分辨，电影也用大量诗意的表达确保了内在的模糊性。相比之下，《2049》一目了然，复制人被明确定义为“生物工程人类”。在这个新故事里，原作中的瑞秋和戴克生下了一个孩子，此后瑞秋死于分娩、戴克活了下来并躲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破旧酒店里。主角K一度以为自己就是那个孩子，最终发现自己只是复制人，于是他牺牲了生命，让戴克和他真正失散多年的女儿重逢，最后，故事以K落寞悲伤地躺在雪中结束了。

《人类世作为电影景观：<银翼杀手2049>中的时间、物质与种族》一文认为，《2049》重新引入了线性、渐进的时间性，把机械人即将获得的解放演绎成了合法、平等的家庭团聚，从而，人类血统中父子（女）传承秩序没有被动摇，反而被加固了。“这个故事起到了一种抹杀的作用，其中的未来只是对过去的投射，那是一个人类不曾受到污染的时代。”

《银翼杀手2049》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前文提到，赫伯特的《沙丘》原著没能成功引入开放的时间性，而此中原因与维伦纽瓦的《2049》如出一辙：《沙丘》中一个备受诟病的设定是，即使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中的女性们都冷静强大、充满魅力和智慧，她们拯救人类的方式却还是通过缜密的优生学计划，生出一个基因完美的男性继承人。对血脉出身如此看重，无怪乎赫伯特无法逃离历史的循环。但是正如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中指出的，能够带来认识论乃至本体论动荡的，反而是一种机器与有机体的纠缠：“机械人作为军国主义和父权资本主义的非法后代，对自己的出身极不忠诚。毕竟，他们的父亲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或许可以说，只有真正意识到主体与客体、人类与机械界限的消弭，维伦纽瓦试图在他的电影中呈现出的情动体验，才具有它应有的变革力量。不然，其结果就会像加拿大政冶哲学家布来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在《虚拟的寓言》中所说的：半实现的行动和表达像海上波浪一样出现，然后，大部分立刻返回显性意识的大海，再也寻找不见了。

维伦纽瓦的另一前作《降临》（2016）也与《沙丘》共享了同样的主题，然而这部改编自特德·姜的科幻小说却能为我们提供更多启发，在母性、语言和时间性上，它都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思考。在电影中，语言学家路易斯通过接触外星生命“七肢桶”、学习外星语言，获得了超越线性时间的感知，从而得知了未来丈夫会离开自己、女儿将早早死去的宿命。路易斯与《沙丘》中的保罗同样能够预知未来，也同样面临“当你已经知晓结局，该如何说服自己活下去”这一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