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美国反堕胎运动的全球影响；气候行动主义者的雄心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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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堕胎运动的全球影响
在美国，每年三月是妇女历史月，以纪念表彰妇女对美国历史和文化作出的贡献。这项“传统”滥觞于上世纪70年代地方团体的“妇女历史周”，直到1981年美国国会确立了第一个官方的全国妇女历史周，并于1987年将全国妇女历史周延长为全国妇女历史月。今年3月1日，美国总统拜登按惯例发布公告“颂扬那些帮助美国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社会的勇敢的女性”，并呼吁“愿我们大家继续努力打造一个值得所有妇女和女孩实现梦想和目标的世界”。美国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开辟专栏颂扬杰出女性。
与此同时，美国妇女通过半个世纪的女性主义斗争获得的生育权利正迅速被生育方面的不公正所取代，而且保守派对女性生育权利的攻击并不局限于美国本土，他们一直忙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给全球数百万贫困妇女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2024年3月22日，英国女性主义运动人士朱莉·宾德尔（Julie Bindel）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发表题为《美国对生育权利的战争应该引起世界各地女性的关注》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美国反堕胎运动对英国和整个欧洲女性的恶劣影响。
宾德尔写道，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该判决否定了妇女宪法赋予的堕胎权利。自此开始，28个州根据胎龄限制堕胎，禁令范围从6周到24周以上。除了少数例外，堕胎在另外14个州几乎完全被禁止。例如，在爱达荷州，只有在强奸或乱伦案件已向警方报案，或为防止孕妇死亡所必需的情况下，才允许堕胎。印第安纳州也实施了类似的禁令，而在肯塔基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除非出现医疗紧急情况或怀孕“医学上无效”（medically futile），否则禁止堕胎。
还有一些人变本加厉，不仅要确立胎儿的权利高于妇女的权利，甚至连实验室里冷冻胚胎的权利都高于妇女权利。就在上个月，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裁定，根据州法律，冷冻胚胎与儿童享有同等权利。这一令人费解的判决是针对三对夫妇提出的“非正常死亡”索赔而做出的，他们的冷冻胚胎在一家生育诊所被意外破坏。
法官引用《圣经》中的经文，裁定1872年的一项名为《未成年人不当死亡法案》的州法律允许已故儿童的父母寻求惩罚性赔偿，其中的条款“未成年儿童的死亡是由任何人的错误行为、不作为或过失造成的”可适用于“所有未出生的孩子，无论他们在哪里”。这项裁决将对美国体外受精的合法性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体外受精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它助长了代孕生意。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裁决对女性的身体自主权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意味着，任何让女性怀孕的男性——即使是通过强奸——都可以根据《未成年人不当死亡法案》起诉该女性在怀孕的任何时候寻求堕胎。
宾德尔认为，这场针对美国女性生育权利和身体自主权的公然战争不仅应该引起美国人的关注，也应该引起欧洲女性主义者的关注，尤其是作者所在的英国。不仅是因为我们应该揭露和挑战任何地方出现的对妇女权利的威胁，还因为在美国形成势头的文化规范和政治观点将对英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对英国妇女和女孩的权利和福祉产生重大影响。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反堕胎运动开始在美国取得法律的和政治上的进展，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自2015年以来，反堕胎全党派议会小组（the Pro-life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缩写APPG）一直致力于在英国各地撤回堕胎权。在过去的四年里，英国主要的反堕胎慈善机构“英国生命权”（Right To Life UK）一直担任这个跨党派组织的秘书处。2021年，当女性主义者发起运动，要求将堕胎完全合法化时，该慈善机构发布了广告，呼吁支持者阻止议会引入“极端”法律，即“在出生之前以任何理由引入堕胎”。
自2022年10月以来，刘易斯选区的保守党议员玛丽亚·考尔菲尔德（Maria Caulfield）一直担任负责妇女事务、心理健康和妇女健康战略的议会副国务卿。考尔菲尔德支持削减堕胎时间限制，并投票反对在堕胎诊所外设立缓冲区。她是APPG的副主席，曾投票反对北爱尔兰堕胎合法化。
宾德尔抨击道，这样一个公开而自豪的堕胎权利反对者被任命为妇女部长，这一事实本身就令人震惊，这表明政府与那些限制英国妇女权利和自由的企图同流合污。
考尔菲尔德称英国1967年的《堕胎法》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堕胎法之一”，该法案允许在英国注册的从业者在某些情况下堕胎。但这是不真实的，英国拥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堕胎法，至今仍有妇女因“非法”堕胎而被送进监狱。
事实上，就在2023年6月，一名英国妇女在2020年COVID-19封锁期间，因超出怀孕24周的法定限制后堕胎而被判处28个月监禁。在上诉后，她的刑期被减为14个月并缓期执行，但这起案件对所有女性都是一个明确的警告，即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她们身上。
女性主义者现在要求彻底改革导致这位44岁的三个孩子的母亲被判刑所依据的过时法律。这些法律可以追溯到1861年的《侵害人身罪法》（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根据该法案，所有的堕胎都是犯罪行为——除了那些为了拯救母亲的生命而进行的堕胎。1967年的《堕胎法》使由授权提供者提供的堕胎合法化，但这仅仅是对1861年法案的修正，而后者从未被废除。因此，在英国，除非满足某些条件，否则故意终止妊娠仍然是非法的。
《堕胎法》最初允许在28周内终止妊娠，到1991年这一限制被减少到24周，即胎儿在子宫外可存活的时间。如今，在英国，只有在生命有危险的情况下，或者她怀的孩子可能会患有严重的残疾，女性才可以在怀孕24周后堕胎。《侵害人身罪法》规定的罪行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起诉是罕见的，但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信息自由法》获得的数据，2012年至2022年间，有67名妇女因“非法堕胎”而受审。
虽然罗伊诉韦德案的推翻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英国的堕胎法，但它无疑为反堕胎运动人士壮大了声威，其中许多人与美国同行联手向公众进行宣传。一些堕胎诊所外的反堕胎活动也在增加。宾德尔认为，这是因为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放弃了联邦堕胎权利保护，许多反堕胎活动家开始对他们在英国实现变革的机会感到更加乐观。
宾德尔表示，在英国，在我们能够声称站在妇女生殖健康和选择的一边之前，还有许多战斗要打。直到最近，在北爱尔兰，只有在最特殊的情况下才允许堕胎。尽管从理论上讲，堕胎现在是允许的，但卫生部经常拒绝委托堕胎服务，使得许多妇女仍然不得不前往英格兰行使她们的生育权利。这一问题也不仅限于北爱尔兰——根据支持堕胎的组织Back off Scotland的说法，那里的许多妇女被迫前往英格兰进行中期堕胎，即在第13周至第26周之间，因为苏格兰的卫生委员会实际上没有在法定限制的24周内提供堕胎护理。在2019年至2022年期间，至少有170名苏格兰堕胎客户被医生转介到英格兰进行堕胎。
在英国，寻求合法堕胎的女性面临着官僚主义的噩梦，而声量巨大、非常活跃的反堕胎主义者则在叙述中不断地发表反堕胎的恼人言论。
宾德尔写道，这就是为什么当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时，许多英国人的反应是愤怒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带着恐惧和担忧看着美国生育权的不断倒退。我们支持美国的姐妹们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我们也知道，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将对英国产生影响。
在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堕胎权将成为首要议题。这次选举将决定美国妇女来之不易的生育权利是否会面临进一步的攻击，抑或有机会与致力于修复罗伊诉韦德案逆转所造成的损害的政府合作。然而，无论这次选举的结果如何，世界各国的女性，包括我们英国的女性，都将继续遭受美国最高法院决定不为堕胎权提供宪法保护的连锁反应的影响。
相较于英国及欧洲妇女对美国反堕胎运动的抨击和反弹，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妇女则面临更加残酷的影响。3月18日，富勒项目（The Fuller Project）华盛顿分社社长和高级记者乔迪·恩达（Jodi Enda）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发表题为《美国反堕胎运动的可怕全球影响力》的长篇报道。报道以一个名为艾迪塔·奥钦（Editar Ochieng）的肯尼亚基贝拉贫民窟妇女的痛苦堕胎经历开篇。虽然过程很痛苦，但奥钦已经比肯尼亚的多数妇女更加幸运，至少她活下来了。
恩达写道，大多数面临意外怀孕的肯尼亚妇女没有好的选择。在他们生活的文化中，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几乎没有自主权，他们经历着高度的贫困——三分之二的居民每天生活费不到3.2美元，还苦于应付该国2010年宪法中规定的堕胎法与仍在执行的更旧、更严厉的刑法之间的冲突。由于刑法将堕胎定为刑事犯罪，只有在保健专业人员确定她们的生命或健康处于危险之中，或者她们的怀孕是被强奸造成的情况下，才能合法地进行堕胎手术。最后一项例外2019年后才施行，而且很少适用。
尽管存在禁令，每年仍有50多万肯尼亚妇女堕胎。少数有能力的人可能会找到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愿意进行秘密但安全的堕胎。很多时候，女性会选择冒险的方式，让人想起美国在罗伊诉韦德案之前的“衣架时代”。该国的堕胎权利倡导者说，她们利用编织针，并摄入危险的化学物质。如果不能堕胎，一些妇女就会杀死健康的新生儿，把他们扔到河里，或者用可口可乐毒死他们。这是该国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妇女的情况。
如果操作得当，堕胎被认为是极其安全的。但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全世界每年7300万例堕胎中有近一半（45%）是不安全的。其他人认为这个比例甚至更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四分之三的堕胎被认为是不安全的。世界卫生组织证实，在全球范围内，不安全堕胎每年造成3.9万例孕产妇死亡和数百万例并发症，这是一种可预防的祸害，却仍在折磨着发展中国家的妇女。
恩达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反堕胎政策。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利用财政力量迫使较贫穷的国家遵守美国保守派的反堕胎价值观，或者放弃对计划生育的援助，以及最近对其他医疗保健的援助。这些政策被吹捧为减少堕胎，但实际上却大幅推高了堕胎数量，导致数万名不必要的孕产妇死亡。
反堕胎政策会导致更多的堕胎似乎违反直觉，除非考虑到那些执行、咨询和教育人们堕胎的组织通常也提供避孕套、药丸、宫内节育器和其他形式的避孕措施。如果卫生保健提供者放弃提供堕胎，他们可能会损失包括避孕在内的更广泛的卫生保健服务的资金。更少的避孕措施等于更多的意外怀孕；更多的意外怀孕等于更多的堕胎；在严格限制堕胎的国家，更多的堕胎等于更多的不安全堕胎；更多的不安全堕胎意味着更多的孕产妇死亡。
哪怕其他国家的内部政治和文化冲突不应归咎于美国，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健资助者，它的所作所为至关重要。从本质上讲，这个国家让世界各地的妇女别无选择，只能寻求私下堕胎，一些人被送进急诊室，另一些人被送进坟墓。
报道接下来详细分析了美国对墨西哥等其他国家堕胎政策的影响，及这些影响的形成机制。恩达在文末引述了文章开头肯尼亚少女奥钦的话语：奥钦和其他堕胎权利倡导者说，如果华盛顿结束那些安抚美国保守派却危及美国境外妇女健康和生命的限制性政策，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这种影响在拥有广泛堕胎权利的国家最为明显。即使在肯尼亚这样的地方，它也会减少不安全堕胎和孕产妇死亡的数量，并有可能开始改变压迫文化。奥钦说:“当美国做出任何决定时，现实情况是它直接影响到一个身处实地的妇女，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妇女。”“我们不能等到这么多女性死去才做出改变。”
气候行动主义者的道义战线与法律困境
2022年10月份，两名气候行动主义者在英国伦敦的国家美术馆，朝着梵高的名作《向日葵》泼了一滩番茄汤。或许得益于梵高的知名度，这批关切气候变化的环保主义者的行动也得以在大众舆论发酵，引发争议。由于有玻璃镜框保护，梵高的名作并未遭到损坏，而两名“突袭”画作的女子随后则将各自的一只手掌粘在了《向日葵》边的墙壁上，并开始大声呼喊她们的诉求。这两位气候行动主义者都是一个名叫“停用石油”（Just Stop Oil/JSO）的环保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一直致力于呼吁人们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和过度开发。
两名行动者在事发当场也大声质问，“什么更重要？艺术还是生活？它（艺术）比食物更值钱吗？比正义更有价值吗？你更关心对一幅画的保护，还是对我们星球和人民的保护？……数百万饥寒交迫的家庭负担不起化石燃料；他们甚至买不起一罐汤。”随后，两名行动者随后也被警方逮捕。且不论其提出的论述逻辑如何，JSO组织一直在行动，并在当时将目标集中在了美术馆和博物馆。就在梵高和《向日葵》之前，达芬奇和《最后的晚餐》、波提切利、透纳以及康斯泰布尔等一众名家名作也被JSO成员盯上，它们“遇袭”的方式也大同小异。
尽管JSO对于艺术品和美术馆的突击已经是将近两年前发生的事情了，但其他气候行动者们——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之后——都未曾停止抗议的脚步。2019年夏天就有一批绿色和平的气候保护行动者登上了苏格兰克罗马蒂的石油钻井平台，试图抵制进一步的海上石油开采工作。当然，各种来自官方渠道的数据和预警都在支撑着气候行动主义者们所作所为的合理性。近几年来，联合国对于高温的预警几乎没停过，并且每一年都在刷新历史平均高温纪录；越来越多的“气候难民”因为环境变化而被迫迁徙。与之相对的，在美国，该国的电网系统则尚未准备好向清洁电力过渡。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布雷特·克里斯托弗（Brett Christopher）近日就在《时代》杂志投书，直言“资本主义挽救不了气候危机”，哪怕全球范围内清洁能源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也注定了清洁能源的开发瓶颈。因为大多数国家主要依靠私营部门来推动更快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而私营业者则在预期利润的基础上进行投资，然而，可再生能源的盈利能力一直被打上问号。
而就在3月15日，在美国纽约百老汇的剧场舞台上，气候行动主义者们再一次吸引了舆论的目光。一群抗议人士在易卜生的剧目《人民公敌》上演过程中打断了演出，数人脱下自己的夹克，向在场众人展示了呼吁关心气候变化的口号。而在社交媒体上，抗议也同步进行：这几位气候行动主义者们的行为被他们的同道发到了社交平台X（推特）上，并直言气候行动主义者“不是‘人民公敌’，像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这样的化石燃料罪犯才是”。最终，这几名抗议人士被纽约警方带走，但目前并未遭到指控。这一次，欧美的气候行动主义者们似乎将目光对准了剧院，因为不久前在伦敦西区的《悲惨世界》剧目演出过程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不过比起针对在美术馆和剧院开展这样更具舆论吸睛作用的行动，从3月中旬开始，不少欧洲的环保人士则像2019年登上克罗马蒂钻井平台的人们那样，接力试图封锁北海周遭各国的基础设施，作为反对新的北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动的一部分。德国、荷兰、挪威和瑞典的抗议人士率先展开行动，封锁了这四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码头、炼油厂和港口。据信，北海地区的六个大型化石燃料生产国都不准备停止钻探，以符合巴黎气候协议设定的标准。在挪威，抗议者们高喊“北海无石化”（Fossil Free North Sea）的口号，谴责该国政府及其他北海地区国家罔顾巴黎气候协定的共识，执意开采新的石油天然气资源，这将会使得气候危机进一步恶化，给世界其他地方带来不可避免的灾难。而在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在欧洲最大的炼油厂也遭到行动者们的封锁；与之遭遇相同的还有瑞典哥德堡的石油港。在苏格兰人们开始张贴标语并加入封锁行动之后，预计丹麦的抗议者们也会紧随其后开启抗议活动。
不过，尽管欧美的气候行动主义者们在诉求上展示出了挽救气候危机、拯救地球和受灾者的远见与魄力，但他们的破坏行动却有可能在接下来遭到法律的制裁，特别是在英国。在诸多参与气候危机抗议活动的人士里，有不少人是在英国的执业医师，但《卫报》在3月16日就推出报道，指这些医生一旦被行业内的纪律检查部门证实有越轨行为，那么他们的医生执照就将被吊销。报道中提到一位名为莎拉·本恩（Sarah Benn）的医生就面临着指控和调查。此前她在伯明翰地区担任全科医生，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参与直接行动抗议政府对气候变化的不作为，包括曾像JSO成员所做的那样，把手粘在商业、能源和工业部门的大门上。本恩也因此屡次收到警告，包括涉嫌封锁高速公路以及在受限区域使用无人机等。她在沃里克郡金斯伯里石油码头的行动违反了当地的民事法律，也因此被拘留31天。如今她面临医疗委员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 GMC）的医疗人员仲裁服务（Medical Practitioners Tribunal Service, MPTS）组成的专门法庭，以确定她是否可以保留执业执照。她将是今年因气候行动主义而面临被辞退的三名医生之一，并会在4月份第一个提审。
除了针对医疗专业人士的专门仲裁之外，上周一英国上诉法院也裁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参与气候行动的人们，如果有损害财物等行为，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在过去一年的诉讼案例中，抗议者的自我辩护和脱罪策略往往是指称，一旦财产所有者们知悉了行动者们的抗议目标和气候变化的真实危机，他们或将认同抗议者们的一切行为。如今这一策略将在法律层面上被遏止。上诉法院并表示，被告的“政治或哲学信仰”以及“理由和更广泛的动机”与刑事损害的判定相去甚远，不构成合法理由，并表示被告关于气候变化事实的证据不为法庭所接受。当然这种裁决在气候行动主义者们看来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英国当局并未意识到气候危机带来的真正损害，而当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屡屡发出预警却又被无视时，挺身而出的人们（至少在英国）也将失去法律的保护。可以预见，针对气候变化的抗议活动和对这些行动者们的压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变成一场更激烈、但也更显权力不对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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