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辞世：她以文学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

作者：叶克飞

来源：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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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所依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我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

——齐邦媛

3月28日凌晨，《巨流河》作者齐邦媛去世，享年100岁。

1924年2月19日，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赴台。1968年，齐邦媛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行学习与研究，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主任，1988年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此外，她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她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将大量西方文学引介至台湾，也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

上世纪六十年代，齐邦媛不甘于“台湾是文化沙漠”之说，与一众志同道合者合力将台湾文学推向国际，吴浊流、郑清文、司马中原、朱天文、王禛和、黄春明、林怀民和张大春等的作品，正是在她的推动下得以走向国际。在两岸文化交流中，齐邦媛也贡献良多。

齐邦媛最为两岸读者所熟知的，当属她在八旬高龄写作完成的《巨流河》。这部史诗之作纵贯百年，横跨两岸，记录着从大陆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的大时代跌宕。它不仅仅是个人的记忆，更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见证。2009年出版后，它迅速在两岸引发轰动。

齐邦媛的人生经历了大时代的一次次转折。她见证了民国的东北跌宕，经历过日军炮火，在内战硝烟中漂泊赴台。1947年前往台湾时，她所购的是来回双程票，结果在台湾一呆就是大半辈子，从此故乡仅在她的记忆和思念中出现。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巨流河》前半部分书写的重要人物。他十五岁时在天津接受英式教育，十八岁时考取官费日本留学，二十二岁时前往德国留学，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可谓天之骄子，也难免有理想主义的一面。

1925年末，郭松龄倒戈张作霖，兵败被杀。张作霖悬赏缉拿的名单中，德国留学归来后一直追随郭松龄的齐世英便在其中。当齐世英踏上逃亡之路时，齐邦媛还不到两岁。齐邦媛的童年时代，父亲这个角色几乎完全缺席。她在东北旷野中自由奔跑，在母亲的故事中体味人生。直到六岁时，她随着母亲从沈阳出发，乘坐火车来到南京，才见到父亲齐世英。

作为国民党官员，齐世英在东北沦陷后曾潜回东北从事抗日工作，齐邦媛也随家人辗转于北京和天津等地。后来在南京，她结识了一个从东北流亡而来的18岁学生。

这位学生的父亲是东北政府官员，因从事抗日工作，被日军残忍烧死。流落各地的他，在齐世英这里得到了家庭温暖，因此对齐世英夫妇以“爸爸妈妈”称之。正是这个少年，让齐邦媛情窦初开。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个名叫张大非的年轻人报考军校，改名张大飞。临别前，他送给齐邦媛一本《圣经》，在扉页上写道：“邦媛妹妹：这是人类的生命，宇宙的灵魂，也更是我们基督徒灵粮的仓库，愿永生的上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

在战乱中，齐邦媛就读于从天津转移至后方的南开中学，在张伯苓校长的庇护下成长，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父亲齐世英创办的《时与潮》杂志也成为她的思想启蒙。与此同时，张大飞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回国后加入了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

1943年，借所属部队在重庆换机的空当，张大飞赶到南开中学探望齐邦媛。两个年轻人不会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不久后，高中毕业的齐邦媛考入战时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并在教务长朱光潜的鼓励之下，从哲学系转至外文系。

1945年6月，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来信，信中附上张大飞绝笔。

张大飞写道——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

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

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

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

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在这之前的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壮烈殉国，年仅26岁。后来，张大飞的战友寄给齐邦媛一个包裹，里面是齐邦媛七年间写给张大飞的一百多封信。战友在附信中写道：“张大飞队长已于5月18日在河南上空殉职。这一包信，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两个月前他交给我，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请我按这个地址寄给你。”

1999年，75岁的齐邦媛前往南京抗日航空烈士公墓，在黑色碑林中找到了张大飞的名字。她也曾在《巨流河》中写道：“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到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

这段旷世之恋是《巨流河》里最动人的篇章，也是大时代的血泪见证，它纯美洁净，以家国大事为先，却又让家国大事成为奇缘的背景。个体悲欢就这样与大时代交织，在齐邦媛笔下娓娓道来。

《巨流河》并非全无缺点，对郭松龄和父亲齐世英的书写，就有拔高美化之嫌。但瑕不掩瑜，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做到了一部史诗应该做到的全部，即感情充盈而克制，记录详尽却不刻意。即使笔下兵荒马乱、生离死别，笔调依然平淡内敛。她与张大飞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自然会成为导演眼中的好题材，可同样被她婉拒，因为不愿“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部热闹的电影”。

也有人认为，《巨流河》算不上史诗，因为它并没有铺陈整个大时代的变迁。齐邦媛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她曾在访谈中提到：“开始我想写大的历史。但我发现这样我没法写。像东北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我写当年我父亲的事，也都是根据他的口述史资料。但我的资料实在是不够，我也不能随便写。而从个人记忆角度切入，以文学的方式呈现，是可以多写，可以少写的。”

但也正因为这种客观超然的态度，让《巨流河》成为真正的史诗。齐邦媛与《巨流河》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一种女性视角的书写。这种视角超脱纷繁政治与社会动荡，关注个人情绪，反而触及到了更深层次的时代内核。正如《巨流河》中所写道的一段话：“那一年我二十岁，面对重重威胁的人生。觉得随时可能失去一切，孤苦无依。唯一必须留下的是自己的心灵，这一颗切切思慕知识、追求善和美的心灵。”

人类步入现代文明后，曾屡经波折动荡，但不管时代如何，个体对知识和美的尊重与渴求，都是得以度过难关的关键，齐邦媛的经历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也正是因为这种渴望，她无比珍视求知的机会。在美国留学期间，她曾不顾身体虚弱，搏命般修了六门功课，在海量资料和参考书单中寻找心灵依归。她曾言“自问这一生做事，无不力尽所能”，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齐邦媛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她早早洞悉了人生最该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她崇敬自己的父亲，感念于上一代人的努力，但她还见到了理想的幻灭。所以她深深明白一点：“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事实上，政治是一种专业，并非人人适宜从政。在卷入政治之前，必须先有政治认识，也必须有自知之明，最好还有些具体的理想。”

她的幸运还在于，一路走来，总有人或环境包容她的追求。抗战时期的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虽然只能迁至大后方办学，但教育依然完整，水准相当之高。从校长到教师，对世界文明都有深切感知，对知识充满尊重，对教育极具信仰。

大四时，齐邦媛选修“但丁《神曲》研究”课程，老师是意大利留学回来的田德旺博士。这门课只有齐邦媛一人选修，但课程仍照开不误。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老师也绝不会因此而懈怠。在左派同学狂热沉迷于苏俄书籍时，齐邦媛却放弃“俄国现代文学”这一热门选修课程，在《神曲》中探寻西方文学的脉络。

这样的包容，着实令人怀想。多年后，齐邦媛重返大陆访问，发现许多旧友早已去世。年少时的挚友鲁巧珍已是肺癌末期，在医院里，鲁巧珍对齐邦媛在台湾的生活满心羡慕。齐邦媛也曾想过，如果自己当年留在上海，必然因为出身问题而难逃历次运动的侵袭，“即使幸存，也必须耗尽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巨流河》中也写道：“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从前移民，出外流亡的的人因生活灾荒所迫，挑着担子，一家或一口去垦荒，希望能落户。而我们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却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聚散漂泊或湮没。五十年后我回北京与班友重聚，当年八十多个女同学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一九五〇年后，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

也正是这一次次幸运，让齐邦媛的人生保存着原本的洁净。这种洁净和高贵，就像人生短暂而灿烂的张大飞，也像极了二人之间的纯美之爱。

《巨流河》中写道：“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生者不言，死者默默”，这样的历史，当然需要被记录下来，齐邦媛的温和洁净，恰恰可以跨越一切沧桑，让人们为之动容。毕竟，就像齐邦媛所说的那样：“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本文部分首发于《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