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晴｜床虫随笔：美国恐怖故事

十几年前，我刚到美国威斯康星州读书时，住在校园内一栋1920年代建造的老公寓里。有天，我发现胳膊上多了几个奇痒无比的红疹，在忍了几周后，我终于去看了校医，被诊断为皮肤过敏。于是，我一边吃抗过敏药，一边把（无辜的）润肤乳、沐浴露、洗衣液全都换了新的。然而，身上皮炎似的红疹还没好转，脖子、背上又不断出现新包。

这回，新医生用放大镜观摩良久，又请来一位生活经验丰富的老护士一起研究了一番后，英明神武地总结道：“看起来像是有东西在咬你呢，今天在这，明天在那……”

噩梦就此开始。

我回家翻起床垫，在床垫的底部，发现一些米粒大小的棕黑色点，这才证实了亚里士多德书中就提到过的吸血床虱（bedbug）已入侵。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80后，我过去对这种虫子闻所未闻，于是立刻上网去搜索这个陌生的对手。

我看到许多受害人说，在被床虱侵袭后，他们经历了失眠、抑郁、焦虑、恐惧和羞辱感等精神创伤。如果说，我刚知道自己被臭虫咬只是有点难受，那么当我完全了解了这个对手后，我彻底头皮发麻了。

上一年，歌剧明星艾莉森下榻希尔顿套房时，被该虫咬了一百多个包，随后便起诉希尔顿赔偿六百万美元。我看到一些网友撰文讥讽她：“这个蠢女人第一晚就被咬了，但她居然在同一个房间又睡了五个夜晚，然后要求赔偿六百万。”

这无疑证明了在同一张床上无偿献血至少一个月的本人更是愚蠢。但幸好，许多床虱受害者跳出来声援艾莉森：天知道这虫子进化得多么人精！

首先床虱的体型非常扁平，几乎可以藏进任何缝隙里，譬如老房子的墙壁、地板、木家具、沙发、床罩，甚至电脑键盘的缝隙。它们白天蛰伏不出，只有等到黑夜降临，你沉沉入睡后才出动，并能准确感知二氧化碳和体温，直达目的地。

他们每次吸血时间3到7分钟，吸食血量是蚊子的7倍，但由于下嘴时分泌麻醉剂，你就算被500只同时在咬也毫无知觉。吸饱血后，他们毫不留恋地立刻原路撤退。而被咬的疹子最久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后才显现，让多数人一头雾水，只好解释为过敏性皮炎。

再者，它们的寿命虽然只有一年，但一生产卵量可达500个。当房子里没人住时，它们可以数月不吃不喝蛰伏着。它们和卵的适应温度在-17度到50度，可比人类强多了。也就是说，只有当你把它们直接放进50度以上烤箱烤几个小时，或者放进零下17度冰箱冰几个小时，它们才可能被杀死。

我当时住的城市冬天冰天雪地，户外温度零下30度，我曾设想过把暖气关掉，把门窗都打开，我自己出去躲几天再回来，但很快有朋友警告我，那样水管会冻裂，我自己也会被房东告上法庭。

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在整个房子里喷洒杀虫剂，毒死它们，但那样的代价可能比财产损失更严重——居住者自己的健康。

二战时这种虫子在全世界泛滥成灾，最终被化学杀虫剂滴滴涕（DDT）打败，在中国它也一度猖獗，跻身“四害”之一，同样也输在了DDT的手上。

但从1990年代后期起，产生抗药性的床虱卷土重来，进化为不惧DDT的强二代。在《国家地理》频道做的床虱专题片中，一名专家用浑厚的男低音说道：战争已经开始！

当我越了解敌人，就越感到战栗，不禁感叹这世界上怎么会进化出/被创造出这么难搞的物种。

这让我联想到，如果在国外参加高校周围的华人教会，会遇见很多理科教授、理科博士生，但文科教授、学生却极其少见。文科教授譬如咱人类学的，多半是无神论者，会从文化、历史、心理学、哲学去解构宗教的起源。而有次我听一个生物教授在教会讲座，他拿一种海洋生物为例（时间太久记不清是什么稀有物种了），表示这种东西的强大和神奇超出人类的想象，就像一台由更高等智力精密设计过的仪器，他无法相信大自然能进化出这么精细的作品，更相信这是万能的造物主的奇迹。

床虱，可以说是一种最不起眼的小害虫，但在许多方面却比人类强大太多。如果都丢到荒岛生存，就靠它这个繁殖力，过几年后人类可能已经自杀灭绝了。

在失眠了一夜后，我终于打电话通知了房东这个噩耗，她当即支了虫害控制公司的人上门。她前所未有的高效更证明了该虫名不虚传。

很快，一名大汉提了罐药水就来敲门了，只工作短短15分钟，收费500美元（由房东买单）。但他连手套都没戴，让我对这种“环保药水”的效果产生深刻怀疑。

我还去买了许多除虫粉末，洒在床垫的背面缝隙里，并采用最原始的壕沟战术，把床支起来，四面不着墙壁，四只支脚周围堆上除虫粉末。后来听说奶奶辈的美国人当年就是这么睡的，外加一条：不能让被子掉地上。

“Sleep tight and don't let the bedbugs bite（睡个好觉，别让床虱咬了）。”原来不是哄睡的甜言蜜语，而是鬼故事。

由于我的经历，我也逐渐从身边的外国同学那里听说了不少床虱完胜人类的恐怖故事。譬如有一家人花了数万，耗时两年，依然无法彻底清除大房子里的床虱——每次刚平静个把月，床虱又卷土重来：要不就是休战的成虫又出来觅食，要不就是未被清除的卵又孵出了新生命。

他们最后只能把房子贱卖、携带金银细软逃走，把灭敌任务留给了继任。至于他们有没有如实告诉买家这个房子里藏了大部队，我就不清楚了。

不得不承认，我在了解完对手后在心理上先怂了。杀虫剂加上除虫粉末和壕沟，让我暂时没有新的包，但这并不代表床虱真的被消灭了。当然我也没有机会再验证，因为我在两个多月后找机会搬离了那个公寓。

到最后我也没弄明白，床虱究竟是本来就藏在那个公寓里的，还是被我从楼道里捡回家的二手沙发带回来的（检查了那只沙发倒没有发现）。那时每到毕业季，在路边和公寓楼道里捡电器、家具已成了留学生的日常。我捡过微波炉、塑料转椅、小桌子、面包机……有时发现自己不需要的新废品，还会奔走相告，让其他人来捡。

当年出于心虚，我从来没有动过要让房东赔偿的念头。而某些床虱受害者则理直气壮许多。要价最高的那个官司出现在2006年，一对芝加哥夫妇在某度假村被咬了亮闪闪的五百个大包后，要求赔偿两千万美元，因为“他们的心灵和身体都留下了创伤”。

现在甚至还有一些专门打床虱官司的律师，教人怎么起诉房东、酒店或者民宿。通常原告需要证明业主事先知道房子里有床虱并且没有采取行动清除，这样才有可能胜诉。这时候，你被咬了多少个包就尤其重要了。这里面的逻辑是，当你被咬得越多，就证明这房子里的虫灾越严重、存在的时间可能越久，那么房东不知情的可能性就越小。

至于赔偿的金额嘛，就要看你的身体和精神受到创伤的程度了。各州法律的判决不同，少则几千美元，多则上百万美元。譬如2018年，陪审团裁定一个租赁物业管理公司赔偿一家人160万美元，差不多一个包值上千美元吧，这足以让“被献血”的英雄们一夜暴富。

这次和床虱过招的经历给我造成了严重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床虱的形象在我心中幻化为魔鬼一般。我在许多年中都杯弓蛇影，只要身上一有红疹，就怀疑房子遭到了床虱的入侵。我还会像祥林嫂一样，对不了解的人孜孜不倦地科普它有多么可怕。

在我读博士的后期，搬进了自己买的公寓。有天我发现背上有两三个包，而刚到美国的我妈身上也有几个。虽然我翻起床垫底后没有像上次那样发现明显的黑点，但我确实找到了一些极为微小的白色颗粒，疑似为虫卵。

我又上网搜索新闻，发现那个冬天，芝加哥等周边城市都爆发了床虱灾害。于是像我这样的悲观主义者几乎立刻相信了这种可能性：我的新家被床虱入侵了，且这回没有房东可以买单。

我甚至分析出了可能的感染路径：家人到达我家之前，曾在芝加哥酒店停留过一晚，可能是其中一只行李箱或是扔在酒店沙发上的外套，把床虱捎来了。我还根据包出现在人体的哪个部位，推测床虱可能已经在客厅沙发和主卧床上布阵。

那时距离上次遇到床虱已经过去了六年，我也比刚到美国时更加成熟和坚强了，我决定全力以赴打赢这场家园保卫战。

我当即上网站搜索灭虫公司，找到了一家自诩本州No.1的控制虫害公司，他们的主页上有一个白人男子牵着一条大狗的照片，介绍这条叫“本”的牧羊犬是从FBI退役的K9，接受了专业的闻床虱训练，准确率高达99%。

我那会儿斗志昂扬，立刻拨打了咨询电话。“本”出动一次10分钟收费250美元。我咬了咬牙，把他们请到了家。

狗主人上门后，便要求我们全家人都出门回避，说不然这么多人在场，会影响“本”的发挥。好吧，我们一家人只能把房子让给他们，去楼下草坪散步。但过了五六分钟，狗主人就叫我们回去了。他告诉我，确实如我所料，本在主卧床上和客厅沙发的一件大衣上发现了床虱。

接着他递给我一个公司广告册，告知按照这个两卧公寓的面积，他们采用杀虫剂灭一次收费3500美元，如果我当即决定，还能有200美元的优惠。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当噩梦成真时，我的心情还是沉重的。当时博士生助教工资每个月只有一千多美元，我表示这么大笔的支出，我还需要考虑一下。

那是灰暗的一天，我在网上闲逛，想寻找有没有更便宜的替代品。我发现另一家收费3000美元，而且杀虫前可以派主页上那位看起来很严谨的史密斯先生上门免费检测。既然是免费的，为什么不换一家再来看看呢？

在我拨打电话后，第二天一个戴眼镜、地中海发型的瘦削男子上门了，全身穿着防护服，拿着工具箱。他首先进入卧室，把床垫翻了起来，手持放大镜仔细检查每个缝隙和角落。然后他起身告诉我，他没有发现床虱。

“那这些呢？是它们的卵吧？”

他捏起一些说：“这不是卵，是织物纤维。”

我不敢相信，让他再看看其他卧室和沙发，他前后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深吸一口气，用很确定的口气告诉我：“你家没有床虱。”

幸福来得那么突然。

我们后来在这个公寓住了两三年，从没有被咬过，而当时的几个红疹可能只是皮肤过敏罢了。事实证明这位免费的史密斯先生是对的，而差点敲了大竹杠的“本”是错的。也或者，这不是“本”的能力问题，它只是太能读懂主人的心思了，便故意给出违心的反应，讨主人欢心。

我后来读到一个2014年的研究，研究者对受过训练的K9进行多次试验后发现，他们嗅出床虱的平均成功率只有44%，而给出假阳性的平均几率有15%，并且这种几率和团队的经验以及资质都没关系。也就是说，主人再拼命考这证、那证的，犯错也是狗狗们的常态。

狗狗犯错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类替它们打广告时，在主页上写下并不科学又不容质疑的99%。如果只是嗅床虱给出假阳性，再严重的后果也无非是损失几千美元灭虫费加上杀虫剂对全家人的健康危害，但如果这些嗅觉犬在案件侦破中犯了这样的错误，又被广泛宣传“从不出错”呢？那付出的可能是一个人的声誉和冤狱的代价。

现在床虱已不再令我闻风丧胆，我甚至可以好好端详它的照片，拿它当一个广告的引子自嘲。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经历床虱时以及此后多年遗留的负面感受——压抑，紧张，恐惧，无力，逃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的弱小。

这种弱小既源自刚到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处事能力的不足，也源自经济上的捉襟见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抗风险能力低，负担不起任何一个意外。

而床虱恰恰代表了一种生活中最可怕的风险：它起先几乎隐形，难以被预防，也难以被检视，而你即便发现它，也难以轻易将它彻底打败；任何忽视或者放任，会导致它在看不见的角落迅速繁殖，最终成为吞噬你的沼泽。

如果人生中必然要和“床虱”这样的意外交手一次，发生得早一点也不是坏事，有时忧虑和害怕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可以让你在以后的道路上富有战斗经验。

作家、人类学博士；

公众号“没药花园”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