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哥大学生和我们发来一段话，学校已经下“最后通牒”，表示不会撤资，示威抗议学生再不解散就停学。
从4月17日哥大校园内搭起一座座帐篷开始，蔓延到哈佛、耶鲁校园内的示威抗议活动，这把火再从东海岸烧到西海岸，据说现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名校纷纷响应，已经成为了全球性事件。学生们的诉求只有一个：要求学校从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族隔离、种族灭绝和占领中获利的公司撤资。爸爸真棒找到了在哥大读本科的小花同学，身处示威抗议中心的她，有着自己的一些思考和观察。最近社交媒体上最火的话题可能就是美国各个学校学生和学者们自发组织的支持巴勒斯坦行动，从抗议到扎营示威，再到警察进场，听起来很让人担心。作为哥大学生，住在离校园仅有一墙之隔的宿舍，我也经常收到来自父母和朋友的消息，问我是否安全。今天写下这篇文章，希望能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我眼中的哥大学生抗议。首先要说明的是，哥大，以及全美绝大多数私立大学，都是一个复杂的商业集合，而不只是学校这一项“业务”。
他们接受校友和外部人士或企业的捐助（endowment），并且通过复杂的方式（私募基金、离岸信托等）将盈余用作投资。哥大就通过多年的商业运作成为了纽约市最大的私人地产拥有者，光是房产就有接近40亿美金。如此庞大的规模，也注定了学校的各种政策往往牵扯到各方利益，除了学生、学者、教授之外，还有各种校董会、投资人。校长的作用就是学校的教学与行政之间的桥梁：既要保证学术质量，又要保证有稳定的捐赠和投资。
这次学生抗议最重要的诉求就是撤资（divestment），也就是要求哥大完全取消对于以色列的政府、军队、企业、学校的投资。此外，还要求取消哥大的成人教育学院（School of General Studies）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的双学位项目。这个项目输送了大量支持以色列的犹太裔学生进入哥大，其中有不少甚至本身就是以色列军队（IDF）的退伍士兵。
△网络视频片段
作为国际学生，我们对于美国政治往往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大部分的政策与政客和我们并不直接相关，但是身边人的政治参与又让我们觉得好奇；然而由于背景和观念的差异，很多时候对于政治的看法只能求独善其身，能够稍微了解一下两边的看法就已经十分不易。网上各种报道里，最让人担心的也许是学生的安全：不管是4月18日的警察进场，还是校外人士的聚集，都给人一种人心惶惶的错觉。安全方面，我认为要分成两方面看待。
一方面是在校内的活动，如果你不靠近驻扎的营地，完全可以正常进入教学楼，营地内部的一些志愿者和学校的校工也会在周边维持秩序，保证大家通行顺利；
另一方面是校外的抗议者，经常在学校大门附近两个街区喊口号和抗议，这种集会一般都有大量警察在旁边，偶尔有一些言语冲突甚至逮捕，网上流传的那些举火把或者互相喊口号的视频，多半来自于不受学校管控的外部抗议者。
不管是我身边的朋友，还是校园的主流讨论里，最牵动大家神经的反而是关于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在沙菲克校长授权警察进入学校逮捕学生之后的两周，教职工们自发组织了不少抗议活动。比如4月23日，几十名教授身穿自己的博士毕业袍（这个袍子是这些教授们拿到博士学位时发的，一般只在每年毕业典礼这样隆重的场合才会穿）聚集在校园，表示对学校的行为感到失望、希望能保证学生的言论自由。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哥大几年前的排名造假新闻，那个“吹哨人”，哥大数学系教授 Michael Thaddeus，也接受了校园媒体采访。他也表示，学校授权警察抓捕学生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教授群体内部的很大不满，也有不少资深的教授会多花时间在营地周围站着，因为“如果真的再有警察来，也许他们看到年纪大点的教授就会收敛一些”。最近两天局势升级，校长下了“最后通牒”，也能看到教授们穿着亮橙色马甲组成人墙，还举着“不要伤害学生（hands off our students）”等标语。能够造成如此广泛的反对，学校的强硬态度“功不可没”：在18日授权警方抓捕学生时，可以算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校长说警察抓学生是因为这些学生已经被停学了，因此扎帐篷属于“非法闯入”学校，所以警察可以抓人；然而这些学生收到停学通知则是在被带进警察局、登记了身份后才收到学校的停学处分。今天（4月29日）学校更是发了警告信，劝说学生在下午两点之前签署同意书，接受一年的disciplinary probation（大概意思是观察期，一年内不再违规则撤销处分，否则处分加倍），而拒不离开的学生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因为校方已经能够知道大部分扎营的学生姓名了”。不少关于此次事件的文章里都会提到哥大的1968年抗议：哥大学生为了反对哥大拨款支持越战，以及在学校附近的晨边高地公园建立一个有种族隔离意味的“私有体育馆”，直接占领了学校的好几个教学楼，最终有700多名学生、教职工被逮捕，但是也导致了学校从越南撤资、取消了体育馆项目。这次行动的影响体现在哥大从此被叫做“抗议者藤校(Activism Ivy)”，但是更体现在制度上的胜利：学校自此有了一系列限制校长的条款、每年不同的学院在选举学生代表的同时也会对某些政策进行投票（Referendum）、也组建了University Senate等学生和教授组成的监督小组。
而这次抗议中，沙菲克校长的不少行为可以说是对这些制度遗产的完全蔑视：她引用了学校制度的Section 444（“如果校园内有明显的危险，校长可以和University Senate的管理层进行商议，引入外部人员来制止”）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实际上管理层只是开了会，并没有同意警察进场。
在今天（29日）早上发的声明里，校长又表示学校“不会从以色列撤资”，但是学校多个学院（法学院、本科院Columbia College、本科院 School of Engineering、盟校巴纳德学院等）的公众投票（Referendum）里，“撤资以色列”、“取消特拉维夫合作项目“这两项提议都是以绝大多数优势胜出；这刚出炉的投票结果就被校长赤裸裸地无视，也引起了不少学生的反感。前面提到了教学与行政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校董会成员虽然公开可查，但是其背后往往有更错综发展的关系，而学校的投资本身也经过层层转移，很难完全查到每一笔钱都花在了哪里（举个例子，哥大每年披露的财务数据只需要精确到“某年某月给某基金投资”，但是这个基金后续把钱花到哪里，哥大就不会详细说明）。在新发的声明里，沙菲克校长也是深谙这套流程：她同意把投资监督会（Advisory Committee for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的提案流程加快审理，但是实际上这个监督会对于学校的投资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她表示会开始对加沙地区的教育进行投资，但是在轰炸之下加沙地区根本已经一座大学都不剩下。作为国际学生，家长，或者只是对这次行动感到好奇的人们，其实很难准确地把握具体的发展，尤其是当局势以小时为单位在变化时。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相信自己对于信息的鉴别能力，也通过这件事情校正自己对学校乃至美国大学的制度的认知。这次活动中另一个受人关注的热点就是媒体的参与，很多自媒体会说，学校现在明明封校了，却又很多媒体带着相机话筒“混进来”。实际上这是一个谣言，因为学校在上周就公开声明，虽然校园暂时只对学生开放，但是媒体可以联系学校申请入校，我见到的进校报导的媒体就既包括主流的Fox等电视台，也有支持以色列的Jesuralem Post。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校园媒体的持续报道：Columbia Spectator作为学校历史最悠久的校报，基本是每小时就有新的稿件发出；Bwog做更多深度报道，上文提到的Michael Thaddeus采访就是他们发的；WKCR是哥大学生自己运营的24小时电台，过去三周内派了几十名学生记者在营地附近实时报道，在校园里总能看见他们的成员四处奔波。也许这些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但是事实就是在这样层层递进的错误转述中获得了完全不一样的含义：这场抗议到底是狂热又暴力，还是冷静又平和，这个结论是由我们获得的信息累加而成的。我们常说某件事复杂，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这次抗议中也是如此：
我这几个月观察下来，最大的感悟也是学校内部各种集体的关系之复杂：从学生、教授、讲师、行政人员，再到校董、校长、捐款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议价权，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如何平衡不同群体、如何包容每一种声音、如何将这个讨论过程制度化，则是永远值得探索的问题。
△上：Ilhan Omar在营地，下：Mike Johnson要求沙菲克校长辞职，来源：Columbia Daily Spectator有人开玩笑说，2024年毕业的大学生是最不容易的：刚入学时疫情，大二大三时美国很多学校又有教职工罢工抗议，临毕业了又因为巴以冲突而改网课、甚至毕业典礼也可能取消。这当然有些道理，但是情况既然已经超出我们的控制，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重新审视自己的目的：求学和看世界，往往需要我们突破自己的常识，接受从未听过的观念与思想，也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局限与矛盾。也许在这样不断的调整之中，我们能够窥见一些关于外部与自我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