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财政”能代替“土地财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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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脉策科技｜汤舸

最近数据要素市场化、数据资产入表、公共数据运营等概念异常火热，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新闻和热搜挂在朋友圈或者各类专业群里。脉策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数商企业，也经常会被拉入到类似的讨论当中。比如最近热议的话题，“数据财政”代替“土地财政”，是否可能？我们有若干小观点，在假期期间整理了一下，跟大家分享交流。抛砖引玉，仅供参考。

“数据财政”是否可能代替“土地财政”？

先不论结论，这个问题倒是观察“数据要素市场”的一个很有趣的切入视角。

简单回顾下“土地财政”。土地财政能够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重要公共收入，有很多历史条件和特殊的设计，在这个领域有汗牛充栋的相关文章，基本上写得非常清楚了（我个人推荐赵燕菁教授的）。简单总结下，土地财政的逻辑成立，大约需要这样几个基本条件：

1，分税制后的地方中央公共收入分成设计；

2，大量城镇化相关基础设施（一级市场及以上）的投资；

3，巨大的个人住宅市场化需求；

在这三个条件中，政府部门往往更强调前两者的作用。出于一种工作习惯，甚至在一定程度夸大了其作用。惯性地，前几年各级政府纷纷投资了大量的“新基建”项目，包括数据中心、城市大脑等等。在这些新基建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理所应当地汇聚了大量数据；整个进程可以被类比为土地财政中的“三通一平”和“土储整备”。但几年过去了，这些新基建的工作似乎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和土地财政时代立竿见影的传统基建投资截然不同。

为什么呢？

原因千万条，有新基建质量的问题、建设水平的问题、数据这种新要素尚未了解其性质的原因、顶层架构设计的原因。而最本质的原因则是：

对比土地财政的基本条件，其中条件3（巨大的市场需求）是缺席的。

我们知道，在“土地财政”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世界级的巨大市场：十亿+人口或者三亿+家庭的住宅需求市场。在房改前，中国人均住宅面积大约在3～6平方米左右。住宅不仅少，而且差，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的住宅质量严重落后。这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已经强烈到倒逼整个体制机制开始改革。有了这样一个基本需求的健康市场，从而又再生长出了投机市场、次生市场等，形成了一个空前巨大、极其复杂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究其本质，一个巨大的住宅刚性需求本身，才是土地财政得以存在的最必要条件。

回到“数据财政”，同样地，这个问题是作为第一性原理要被回答的：

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否存在一个如当年的个人居住需求一样的巨大市场呢？

显性地看，并没有。

当前中国的数据市场中，几乎不存在toC（个人）市场。几乎没有个人付费享受数据服务的成熟业务模式。个人也几乎没有购买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的刚需。既然如此，中国巨大人口这个最天然的市场优势就基本无效。

不仅如此，当前的数据服务市场，如果更狭窄地看纯粹的数据服务（把那些包装成数据服务的软件或其他服务剔除掉），国内为数不多的纯数商企业，几乎全部都是ToB。而且分布在极其有限的行业（行业的普遍特点是有钱）里，比如金融二级市场（wind）、一级市场（两企一查）；再比如房地产市场（脉策）等等。而众所周知，中国ToB的业务规模远不如toC，和成熟的美国toB市场有天壤之别。全国所有纯数商企业的市值总规模，总体应该不超过200亿，甚至不如美国一家Bloomberg的市值。

总结来看，由于缺乏广泛且庞大的市场需求，当前来看所谓的数据市场、或者数据要素市场，仍然是一个非常规模非常有限的产业故事。与土地财政背后的庞大的房地产市场规模（万亿级别）相比，大概还有数百倍的差距。

当然，我们讨论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那么，在未来，“数据财政”是否有可能代替“土地财政”呢？

当然一切皆有可能，但这个可能性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发现、或者创造一个足够大的新市场。换句话说，必须有足够多的人或者主体购买数据服务/产品，他们像排队摇号买房子一样发疯地购买数据服务/产品时，这个可能才会成为现实。

很显然，现在还远远不具备。

那么，该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一个小且简单、同时也是常识性的建议：

必须有足够多的、足够丰富、足够活跃的市场化企业主体参与到市场发现与创造的过程中，才能创造/发掘出一个新的市场来。

（在这里，我对于市场化企业的定义并不涉及所有制问题，更多讨论企业的市场化属性而非垄断属性有多少强。）

在这个建议的基础上，我们也对数据要素市场的主管部门有一点小小的建议：

可以尝试从土地财政时代政策与机构设置的惯性中摆脱出来，重新审视数据要素市场发展进程的不同。

在土地财政时代，由于最底层的市场需求是巨大且天然存在的，所以天然就快速有大量的企业参与了市场行为当中（因为很容易赚到第一桶金），几乎不用做早期市场的培育。因此，公共部门最重要的工作是提供公共资源供给和相关政策管理。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的公共部门从香港和新加坡那里学习到了很多经验。

但对于数据要素市场呢？

巨大市场尚未出现。

人们隐隐约约感受到它的存在，但是它的的确确并没有现身。并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入局，也没有足够多的资本进入。人们都在谈论它、都在憧憬它，但并没有那么多人见过它，也没人真正从那里赚到过钱。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早期市场。

那么，在一个早期市场，我们的公共部门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其实，在中国的主动性产业战略与实践中，我们很少培育过真正的早期市场；我们更擅长的是追随性市场，在一个相对确定的技术路线上或者产业路线上依赖行政和市场的双重力量迎头赶上或者弯道超车。

在这个领域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不多。

但如果去观察美国公共部门对于早期市场的培育，会发现：培育一个早期市场，要做的事情反而没有那么多，更加简单，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公共部门投入足够多的钱；

第二件事，鼓励足够多的企业进入；

然后让他们在市场上厮杀，最后看能不能有企业家创造出一个新的市场。（当然，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失败）

我们国家的公共部门其实很擅长做第一件事，地方政府甚至都逐渐“投行化”，资本水平和效率远超美国同行。但却不太擅长做第二件事。

因为第二件事，要做的是减法。要主管部门减少障碍，减少监管。

只有减少障碍，减少监管，才会放更多的企业进入；但太多的玩家进入，自然会有劣币效应，自然会鱼龙混杂，自然会有些投资打水漂，自然会国有资产流失问责，自然会存在行业泡沫化，这些都是巨大的考验。

但是，商业世界的本质就是蒙特卡洛算法。没有足够多的炮弹，就打不出最优解。

换句话说，没有泡沫就没有出路。

光伏产业如是、新能源车产业如是、芯片产业如是、数据产业也不会例外。

我们是一家企业。市场在哪里，往往只有模糊的影子，我们也看不真切。但不等看清，就要上路了。不往前走，那个影子就不会清晰。也许是幻影，也不要紧，再换个方向继续。

所以，在数据要素市场的热闹讨论中。我们想还是首先回到市场本身吧，回到愿意为数据产品/服务付钱的每一个客户。市场不会错，每一个愿意为你付钱的人更不会错。

而真理就在每一个交易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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