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白日之下》海报
“白日”在艺术作品中总象征着光明和希望，白天是人类活动的主要时间，在阳光下，一切阴霾都将得到清扫、无处遁形，人们下意识觉得，只有等白日休眠、进入黑夜的时候，罪恶才会在暗处肆意滋生。但也许我们都忘了，最可怕的罪恶其实发生在我们无所察觉也没有防备的白天，正午的太阳高悬于头顶，罪恶混入其中，却照不到它的影子。
好在影片依旧在金像奖收获颇丰，也算是为主创和观众们提供些许宽慰：女主角余香凝夺得影后宝座；姜大卫在香港影坛拍了上百部电影后，终于凭借“通伯”这一出彩的男配角斩获人生第一座金像奖；梁雍婷出演的智力障碍少女也拿到最佳女配角的殊荣。
影片截至目前在豆瓣的评分为8.0，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但仅仅获得七百多万票房，属于典型的“叫好不卖座”。而这样直接反映尖锐社会问题的影片，在近几年的院线极为少见。在香港电影被落寞论调包围的当下，这部独具港韵的现实主义力作值得我们走进影院一睹真相。
制度之失
“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也保护不了？”
《白日之下》讲述记者凌晓琪（余香凝饰）为查明残障人士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真相，假扮为院友通伯（姜大卫饰）的孙女，并在其协助下揭露了社会福利机构背后暗藏的残酷事实。电影的剧情改编自香港本土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件。
电影中，张健华的名字被直接搬用为拥有相同发音的“章剑华”，主创有意直指真实的社会案件。导演简君晋也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提到自己创作电影的初心，“新闻的真相和残疾院舍的内幕不应该被人们遗忘，”而公义的失守、黑白的倒错、无法惩恶扬善的意难平，这一切不公的背后，映射出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
“彩桥之家”是电影用来放置罪恶的场所，院长章健华伪善卑鄙，院舍看护芳姐凶神恶煞如同地狱恶鬼。“彩桥之家”的楼下人来人往，却没有人过多关注过在狭窄的院舍之内，有人被虐待、有人被性侵、有人被毫无人权地当作物件，即使有路人看到芳姐在暴力拉扯逃到楼下的病友，也只是淡淡一眼，甚至充满嫌恶。在制度缺失的庇护下，人心险恶、人情淡薄。
“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也保护不了？”这句话是凌晓琪面对章健华被无罪释放后发出的灵魂叩问，如果不是因为制度的不健全，民众不会多次三番报警、投诉无用，受害者不会讨公道无果，更不会出现惩治罪犯无门的不公。
除了“张健华性侵案”，影片还涉及到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洗澡”、2016年“国宝之家残疾院舍烧卖烚菜送饭事件”以及同年康桥之家的“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的案件，因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健全，结构性的问题成为各个环节漏洞百出的保护伞，白日之下，罪恶在众生来去匆匆的身影中被一再纵容，相似的事只会日复一日发生，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记者与真相
“梦想值几个钱，我只想加工资。”
记者总被认为是理想灌溉的职业，但在《白日之下》中，“理想”一词好像不再是支撑新闻工作者前进的动力，反而时常出现在记者们充满自嘲和戏谑的语气中。
凌晓琪的出场并非传统意义上富有正义和道德感的记者形象，作为一个已经被现实磨去锐气的理想青年，和初入职场的新人相比，她早已失去势必要做出一番成就的昂扬斗志，余下的只有垂头丧气、默认和妥协。用她自己的话就是，当你做出一篇报道，但却看到没有一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只会变得麻木。
院友们被常年封闭在狭窄的房间内，面对明天，他们有的感到不知何去何从的茫然，有的则直面步步逼近的死亡，阳光不再直接落在他们身上。有智力障碍的明仔面对朋友小玲被性侵时无能为力，只能从高楼一跃而下，年轻的生命永远被定格在艳阳高照的晴空，朗朗白日高悬头顶，他的痛苦却不被接纳；院舍老人们出现在白日之下的时候，竟是毫无尊严地被放在露天场地中被水枪冲洗，太阳只会毫不怜惜地暴晒在他们衰老的肌肤上。
小玲被院长侵犯成为了彻底的导火索，凌晓琪再也无法再放任自己的麻木，即使她改变不了世界，也要试图去做些什么。
上司对凌晓琪说，“过两天谁都不会记得我们做过什么。”相似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大家不过是关注过后又淡忘，那这样的努力真的有意义吗？这不止是对凌晓琪的叩问，也不止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质询，这或许是对每一个依然关注真相并仍为之感到愤怒的人的追问。如果做了，世界并不会有什么改变，是不是就不做了？
影片最后并没有给人长舒一口气的机会，而是将沉重的包袱留在观众的心中。如果说我们不问责、不愤怒、不记住，那么这样的事将永远没有尽头。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这样的反高潮设置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现实本就如此。也是直到今年三月，电影原型张健华性侵一案才颁下判词，裁定原告方胜诉。十年过去了，真相本不该来的太迟。
影片中，在“彩桥之家”被关闭，院友们无处可去之时，凌晓琪成为了被众人责怪的对象，通伯对她说，“不要因为做出正确的决定而感到愧疚。”
或许这也是导演想借通伯之口告诉我们的，做了总比不做强，做了总比无动于衷强，理想只是我们面对现实时依旧愤怒的载体，即使理想磨灭，但生而为人的愤怒依旧，你无需为了正确的决定而愧疚。
弱者困境
“人老了，就是包袱。”
《白日之下》除了展现对残障人士身处弱势的困境，也聚焦养老困境的表达，可以说是有意地把残障人士和老年人进行了并列。
当你正值壮年时，可以轻易地赢得尊敬，但是当人一旦走向衰老，仿佛就成了弱者，成了“包袱”。
影片中暗示，凌晓琪决定做福利院报道或许还因为她已经过世的爷爷。爷爷生前一直住在养老院，从她对母亲的责备中可以看出，她对老人临终前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而倍感不满，但母亲拒绝接受来自女儿的责备，一句“我也会老，人老了，就是包袱”。打得凌晓琪措手不及。
凌晓琪母亲并非真的冷漠，从她远从中山来到香港替老人安置身后之事，便能看出她对长辈的尽心，只是对一个丈夫早逝的女人来说，她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每个人都会老去，这是恒定的自然规律，但社会并没能给子女养老提供更多帮助，中年人在负担巨大生活压力的同时，还要花费心力看护老人，好像最后给子女们留下的最优选项，只剩下将老人送进养老院。这又回到了文章开头提到的制度之失，私营福利机构管理不善、虐待院友，养老问题像无法逃脱的循环。
章健华给自己脱罪时说，“是他们的家人、是社会遗弃了他们，”此话虽然充满令人愤怒的诡辩，但部分逻辑依然有一定的可立足之处，这不禁让人胆寒，正是家人和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忽视和抛弃，才使得无数个“章健华”有了可乘之机，罪恶如同杂草在不被人注意的缝隙中慢慢生长，若不加以制止，或许终有一天也会将我们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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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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