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导演手记｜日光之下，当黑暗依然张牙舞爪······

文/简君晋（《白日之下》导演）

初心

2016年，一宗残疾院舍的黑幕报道轰动全香港，引来社会各界愤怒，我们一直追求社会安定繁荣，却有一些人连基本的生活要求和生存尊严也不能达到。这个专题报导一直深刻烙在我的脑海。我经常留意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新闻，但是这件事对我特别触动，当年看到的时候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我会联想起自己和家人。我问自己，作为电影工作者，可以为此做什么呢？日光之下，黑暗依然张牙舞爪，然而新闻工作者依然坚守岗位，让我找到《白日之下》的创作角度。

我开始搜集资料，访问了很多新闻工作者、前线社工、议员以及一直在做社会福利研究的学者等，也走访了一些真实事件中当事人的家属。通过曾经在报社工作的朋友，我找到报道该事件的两位记者。

采访中我发现，原来里面很多内容比现实更戏剧化、更荒谬、更残忍。

我一直觉得，曝光这件事情的两位记者做了一件很英雄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报道，令那间院舍被吊销牌照，我问他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有没有很多人感激他们？              

他们回答，有，但也有很多家属痛骂和指责他们，因为院舍被吊销牌照后，很多院友无家可归，十分狼狈。原来我们做一件动机善良的事，有时候结果却往往未必如我们所愿。

这是否代表我们不应再去固执择善呢？我们未必能做什么，但至少应该关注他们。正如，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应该向世界提出问题，让更多人思考。

但是，到底用什么手法，以哪个切入点讲这个故事会让观众更加投入？我一直在找这个方向，因为我们不是想拍一部时事纪录片，将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我们需要一个故事，需要一个切入点。

导演简君晋片场照

女主角

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一位当时追查这些新闻的记者和我分享了很多他个人的经历和遭遇，我们问他，看了这么多悲惨的事情，有没有哭过？那个记者斩钉截铁、一秒都不曾犹豫地说，没有。

这是很有趣的反差。

而且，我发现记者们，尤其我上面提到的那位，会用一种理性，甚至冷漠的态度看待这件事。我觉得这不是冷血，不是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感到麻木，而是他需要用专业性完成这份工作，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他将自己曾经的正义感藏在了心里，因为正义感外露可能会受伤害。这是我对记者的观察。也是《白日之下》女主角凌晓琪（余香凝 饰演）这个角色诞生的灵感来源。   

凌晓琪的过去一定是有正义感的，一定有一些强烈的情感，驱使她去从事记者工作。如果她真的很麻木，是不会去报道这件事情的。而这也正是一名记者矛盾和挣扎的地方，她的内心并不像她外表所展示出的那样。所以，凌晓琪最后忍不住为这件事流泪，我希望是她唯一一次的情绪释放，她一直压抑着，直到最后，当通伯说出那句话，她终于有所释怀。

我们也为凌晓琪在电影里加了一条个人的剧情线，她跟妈妈当年因为没有照顾好爷爷的问题起过争执，而这个争执恰恰带出了“人老了就成为了家人的包袱”这个话题，这正是一个切入点——电影虽然讲的是社会事件，但我们想要通过凌晓琪的个人经历，呈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以及给她为什么会去关注这个事件提供一个切入点。而观众跟随凌晓琪的视角去看整件事的时候，也会多一些人性化的理解和温度。

凌晓琪以家属身份暗访福利院舍的情节，也是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现实中那位记者就是以家属身份暗访的。因此，我们在剧本开头加入了“假爷孙”的关系线和情感线，让凌晓琪以通伯孙女的身份暗访。同时，因为她曾经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爷爷，爷爷离开后她对此事充满了愧疚，通伯这个角色，也给了凌晓琪一个重新救赎的机会，让她可以“再有机会去好好孝顺一次爷爷”。

《白日之下》剧照

选角

很多人认为我之所以请John哥（姜大卫）是因为他是我们监制尔冬升的哥哥，但实际上不是。我们有一帮导演朋友，都是新人，经常会聚在一起聊彼此的项目，互相出谋划策，当时有朋友就提起，通伯这个角色不如找John哥，我当时就觉得很好！毕竟，我们很久没看到John哥在大银幕上表演了，他和修哥（胡枫），大家认识他们大多是通过电视剧，但其实他们曾经都是影坛巨星，一个是60年代歌舞片的天王巨星，一个是70年代武侠片的天王巨星，当他们两位齐集片场的时候，那一刻我其实有点感动。

修哥和John哥两位无论人生经历还是表演经验都非常丰富，当他们阅读完剧本，对角色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已经相当深刻，非常接近我心目中通伯和水哥的形象。

《白日之下》片场照

同时，两位资深的“老”演员在现场经常会给我一些惊喜的即兴创作。比如通伯最后和凌晓琪在大雨中对话的那场戏，通伯说完“不要为做对的事情而内疚”，然后上车离开。但John哥脱下自己的帽子，戴在余香凝的头上，这个动作在剧本里是没有的，完全是John哥现场发挥。他觉得如果他是通伯，就会把这顶帽子送给这个女孩，代表他对她的关心和保护，这个“即兴”的确令通伯这个角色一下子就立住了。

四年前筹备《白日之下》时，并没有想到邀请林保怡饰演章剑华这个角色，当时，《手卷烟》的导演陈健朗和《金都》的导演黄绮琳都提议，不如邀请林保怡来饰演院长这个复杂的角色，他是一个很专业，且时刻想要突破自己、挑战自己的演员。但林保怡因为档期撞车而我也因为一些困难没有按照预想中开拍，当时就不了了之。

时过境迁，当我再次有机会开拍《白日之下》的时候，我觉得他曾经推掉章剑华这个角色，可能因为不喜欢，也就没有继续跟进。但后来我找的演员都推掉了这个角色，只有古天乐，他说要是没人愿意演，他来演。恰好有一天晚上他要和林保怡吃饭，问我有没有考虑过林保怡来演章剑华，我告诉他，我最先找的就是林保怡，只是在几年前被他推掉了。古天乐就跟我说，“没有理由啊，有没有搞错啊——”吃饭的时候，他又帮我问了林保怡，当保怡再次拿到剧本的时候，兜兜转转就同意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就很喜欢这个故事，只是纯粹因为没有档期。   

和保怡讨论章剑华这个角色如何定调，是个蛮有意思的过程。没有一个反派会觉得自己在做坏事，他一定有自己的歪理，有一种他认为的，扭曲的“所谓道理”在推动他做这些坏事。保怡也认同这点，也从这个角度设计他的表演。章剑华是个视觉障碍人士，我们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调研，请了一位视障人士提供帮助，保怡在这位视障人士身上学到很多，他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融合到了表演里，呈现出的效果我很满意。

《白日之下》剧照

拍摄

开拍之前，我一直在和监制尔冬升先生讨论视觉语言的呈现，我不希望做那些古怪花哨的镜头移动，每一个镜头都要帮助剧情推动。比如，后来被多次提到的那场天台上给老人洗澡的戏，我和摄影师流星聊过，一定要用一种平视的角度去拍。我们虽然用的是慢镜头，但目的是要聚焦在多位演员的表情上。因为这场戏除了要凸显震撼人心的感觉，对后面的剧情也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需要点题——在这样的机构里，人的尊严何在？为了拍好这场戏，甚至在做后期的时候，我们仍然在讨论如何剪辑、如何配乐，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平视角度和效果。那场戏我们拍了一整天，演员也都非常专业，他们看过剧本了解我们的想法后，现场非常配合。

这场戏的配乐也是尝试克制的处理，我不想给观众渲染和加强某种情绪。我喜欢近年简约风格的流行音乐，但又不想做得“去旋律化”，我希望电影中的旋律可以给观众留下印象，在日后听到这段旋律，就会想起《白日之下》中的画面。因此，我和配乐朱芸讨论了很久，虽然预算有限，但我们希望给观众呈现最好的，于是去意大利罗马邀请著名配乐大师莫里康内的工作室负责演奏和录制。

另一场对我来说很重要且印象很深刻的戏，就是雨中通伯告诉凌晓琪，不要为了做正确的事而内疚，然后将自己最珍贵的那顶帽子送给她的那一幕。这场戏最难拍的其实是凌晓琪在车里落泪，因为有个时间点——太阳出来的时候她恰好收起眼泪。虽然镜头很短，但需要配合演员的情绪和表演，还要配合太阳光线。制片组找到一个地方，提前计算好道具车辆经过转角处配合好阳光洒下来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半小时。我们做了很多次排练确认那个时间点，稍有差池，就要再等一天。

《白日之下》片场照

后记

影片在世界各地放映时，很多观众跟我说这部电影让他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想起他自己身边的人，想关心对方多一点。影片完成后，我也经常会产生一些思考。

《白日之下》里每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而电影不论题材，终归都是关于“人”。这部电影不是要道出某个领域的辛酸，是透过他们紧守自己岗位的执着，回归到我们作为“人”应怎样面对和回应世界的各种荒谬，观众在看《白日之下》时，即使语言不通或者文化不同，但相信每个地域的观众都能找到自己的共鸣。观众也未必能完全理解那件事有多不公义，重要的是能感受到里面的情感。我们有很多人的声音没有被听见，我希望从小事开始，去珍惜、了解和帮助身边的人，社会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原文载于《电影评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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