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

温暖的大家庭对人生观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有幸诞生在这样的大家庭，其温暖结构的形成主要是我的外婆。她对我们晚辈几十人皆有潜移默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如果没有自己的职业，只做家庭妇女，判断其一生主要成就很可能极大程度上需要观察晚辈是否拥有正直、善良、诚实、团结的人格特质。

我的外婆罗婉淑(1911-2006)抚育成人的7个孩子，正直、善良、诚实而团结，还都在上个世纪不同时期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师。

外婆的家世 

外公家庭人多，能查到地方的家谱，大舅曾写过长篇的回忆流传家庭内部，因此家史丰富，主流说是“书香门第”未尝不可，但更准确的是“教书家庭”。

后辈对外婆的家世知之甚少，但肯定不是读书、教书为主。

外婆家也是江西省奉新县。她的父亲是学徒出身。从米店学徒成为米店老板。当年很穷的时候很刻苦。年轻时每天一早从乡下到县城，城门还没开。等到城门一开，每天第一个进城，到达自己的工作岗位，刻苦工作，不能排除曾为奉新县首富的可能性。据传外婆的父亲将遗产分了一半给自己的弟弟家，后者读了书成为了秀才。

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外婆的父亲娶了第二任，生了三个都是女儿，外婆最大。她父亲的大部分财产留给第一任妻子生的儿子。据传，这位哥哥因为不善管理、自己也不勤快而败落。到1949年初，他已经不剩多少财产了，被评为“破落工商业兼地主”， 太穷、太善了而很少被批。

外婆和两个妹妹出嫁的条件很好，陪嫁有黄金，每年还有娘家的礼物。

外婆家的事情，后人知道的不多，因为外婆很早就全心全意做妻子、母亲，照顾自己的家庭，对原家庭的事情说的不多。有时抹泪回顾“我哩姆妈”，好像也比较早去世。

外婆支持外公 

外公九兄妹，他有一弟弟、七姐妹。他不仅是长子，而且相貌英俊、读书很好，是其父母的宝贝。不仅数学很好，专业很好，还喜爱运动。

外公沉默寡言，但他肯定不是自闭症，因为一旦交流起来，与常人一样，只是不太发起谈话。但对同事和学生很好，在无辜挨整时，学生对他很好。去世后同事和学生谈起他时对他的爱戴和尊重溢于言表。

外公早先可能有过自由恋爱，但家里安排他与外婆的时候并不知情，至少他那位京师大学堂毕业的父亲说不知道，还补充说如果知道就不会强迫儿子另娶。对方也是奉新人，后来嫁到上海，嫁到的那家好像与纽约大学熊玠教授有远亲关系。她对外公的孩子们一直很好，一般去上海都见过她(只是不能回家告诉外婆)。我父亲在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也见过，可能父母在我小时候还带我去见过她。她的女儿后来曾送到江西农村，试试是否下放到我父母下放的同样村庄，但不久就回上海，没再来江西，可能去了香港，今天写文章的时候才找到她的外甥问到。那时我刚刚开始记事，记得上海人还有专门的塑料挎包装《毛主席语录》。

外公与外婆两家都是奉新人。两人同年，订婚时15岁、结婚18岁，属于当时典型的才和财的结合。太外公家虽然当时已在南昌，但可能当时被认为是奉新读书突出的，外婆家是奉新的富裕家庭。订婚后，外婆到南昌读女中。

1920年代末外公在上海读同济大学的机电系，学费由外婆家提供，外婆到上海陪读外公和另一位南昌去的学生(他自己家有钱)合买了一辆小汽车。外婆在上海怀了大舅回南昌生，大舅五十年代在北京读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生活工作，似乎命中注定了上海缘。

抗战开始后，同济大学搬迁大后方，留校工作的外公也一道去。后来外婆有意见，外公回到江西，抗战期间与太外公等都在赣州及其附近农村。外公对前四位子女影响主要在这段时期，包括给孩子讲相对论。

抗战后，外公在南昌大学工学院工作(具体地址是后来江西师范大学靠省政府的那个校区)。五十年代初，全国院系调整，并入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那时大舅二舅三舅都在北京读大学、我母亲在南昌结婚后也要读大学，外公外婆带后面三个孩子迁到武汉。1954年出生的我哥因为父母都读大学，送到武汉由外公外婆抚养。

外婆支撑家庭 

外公得到外婆很多照顾。

外婆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和资金，对保障外公和子女们的家庭生活的支持都很重要。其中一部分的陪嫁还在南昌的电政路购买了一栋楼，在外公无收入和持续低收入的年代，外婆先是出租、后是1940年代卖了这栋楼，用于支撑家庭生活。1970年代，外婆带我去看过，似乎当时住较多的人。当然，1970年代她不能直说她惦念这栋楼。等到外婆带来的家底都掏空的时候，外公做了机电系教授，工资能够经济上接力了外婆。可见外婆带来的经济贡献，保障了外公读书和全家孩子们前二十年的生活，虽然这样的生活并非富有，而是勉强到可以不为吃饭发愁。我年少时能接触外公的时间很少，每次见面又时间太短，我那么小虽然好奇他的机电书和他画的图，但完全不懂得他做的是什么。

每一个孩子在迈向社会之前都受原生家庭的环境影响，而虽然外婆是上个世纪以家庭为主的女性，像温暖地把家人聚合起来对我们后代起到相当正面又积极的影响。

外婆团结家人 

外婆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不是钱，而是对子女的爱。

外公外婆都影响子女的善良和诚实，待人不势利、不趋炎附势、不嫌贫爱富。但外公太不说话，感情不外露，对孩子表现爱非常困难。

虽然以前的中国人可能无言的爱比较普遍，但外公还是比较特别。外公与他自己的父亲一样少言寡语。典型的形象是吃完饭后一手拿烟、一手拿德文书。

家里主要是外婆操持。外婆不仅是好妻子也是非常好的母亲。

与外婆形成对比的是外婆的婆婆、我的太外婆。后者作为母亲是不够好的。小时候是听外婆抱怨，后来担心是外婆的偏见而问过其他人，得到的结论确实是太外婆做的不好。太外婆的唯一优点可能就是长相，而缺点很多，包括爱钱、公开偏心、不关爱小的孩子和出嫁后穷的孩子、打麻将太多等。她还遗传脑血管和心血管疾病。我的大舅、二舅遗传了他们祖母的心血管疾病，都逝于心血管疾病。我母亲也有心血管疾病，但症状轻。三舅没有心血管疾病，不知道是因为没遗传到，还是因为从小注意锻炼身体抵消了其祖母的遗传。后面三位都没有，但不可能是锻炼的结果。

孩子多不能成为做不好母亲的理由，外婆的孩子也多，但与太外婆相反，外婆是非常好的母亲。

外婆外公生了8个子女，四子四女。前面三子一女，后面三女一子，中间有间隔。第二位女儿小时候在楼梯上迎二哥下学回家时不幸滑了摔下去身亡，外婆为此痛不欲生。

长大的7个孩子很团结，原因是外婆形成良好的家庭环境，一家融融乐乐。一家还都保持了太外公传下的学习习惯，个个爱学习，也有相当几位做了老师、甚至有后代“好为人师”。

这样的结果，不仅母亲一代很亲近，而且我这一代也经常去外公外婆家，互相都比较熟悉。一个关系很好的家庭，对后代的生活和世界观影响很大。

外婆在搬到武汉之后不久，不再雇佣保姆，而自己做家务。也就是说，她的经济支持了全家的前期，而后期变成了自己给全家做饭。大多数第三代，认为她是家庭妇女，而不知道她当年对家庭的更多意义。

我哥小时候生病，相当不容易带，现在还记得外婆背他从远郊的华工到武汉城里求医的艰辛。三舅的儿子也在武汉待过几年，但有二姨和姨父积极参与带，对外婆不是那么大的问题。我小姨的儿子是第三代最小的，外婆坚持要自己带才亲，在年龄很大后也费了精力。最难带的恐怕还是我哥，家人多认为外婆因此溺爱他。但我哥除了比较有主见，其他没有与一般人所谓“溺爱”的副作用。

外婆对外公遗传后代的影响

太外公、外公都有比较强烈的与世无争的倾向。

往好里说，是个人高尚；往副作用说，是家人容易在外面吃亏。

他们读书非常好，而且都有后代读书非常好。太外公的孙辈中三人读北大本科。外公的儿子是本省高考状元。

外公那时高考是分学校考试。他考同济之后，安排了清华的考试。但他的江西同学，在与他一道考同济后，等到考清华的那天清晨，把闹钟拨晚了。他的理由：我肯定考不取清华，你也别去考清华，还不如与我一道上同济。这位同学家庭富裕，后来也与外公共享小汽车。以后他们从江西到武汉华中工学院的时候，他分配到制图教研室，作为工科辅助教研室，他和外公对换教研室，他去机电系，劝外公：你聪明，换个专业没困难。制图里面立体几何、射影几何，对我太难了，对你算什么问题。外公就这样被换到了工学院的次要专业。

我的四舅也错过了清华，但原因不同。虽然他是附中前两名，但校长和班主任在他应该申请清华还是华工犹豫不决，最后班主任给直接填了华工。四舅是利人的罕见典范。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里，不声不响，但观察何时自己可以帮忙，一旦发现立即行动。文革后，四舅回华工工作到退休，对家人有更多无私的故事。

如果全家人人都是这样，恐怕在社会上要被欺负，就是读书再好也不能对消社会的欺负。

外婆的基因一定程度缓解了外公基因中被人过分欺负的问题。

~80%成员

去世的原因：环境与基因

外公70岁去世，估计最大可能是吸烟导致的肺癌。

统计上已知，如果全人类不吸烟，肺癌就是罕见病。肺癌迄今仍然是常见病的第一大原因是吸烟。有人吸烟不患肺癌，有人吸烟患肺癌。吸烟不是必定导致肺癌，而是大大提高人群肺癌率。具体很可能是某些基因与吸烟是否患肺癌有关，但目前我们不能从基因推断吸烟是否患癌症，只能是不吸烟来减少肺癌可能。

以前是不知情。而在今天科学建议不要吸烟的情况下，对于家庭先辈有吸烟肺癌历史的，当然不应该吸烟，否则是拿自己的家庭开玩笑，拿自己的孩子做实验：孩子的父亲吸烟看看会不会得肺癌，看看孩子是否丧父。

外公去世后，外婆到各地儿子、女儿家住，与我父母在一起时间最久。最后几年有老年认知障碍，九十六岁在南昌去世。去世前，不仅见过我的两个孩子，也见过我弟弟的女儿。

外婆一生很少生病，临终的疾病，估计是基因造成，但后代不一定都遗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