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AI焦虑环绕的时代，更需要“反共识”的能力

有一位灯光师，纵横央视媒体三十多年，颇得名声。任何表演艺术家只往台上一站，灯光师喊他走两步，最美的那束光便能勾勒出她们的轮廓，一颦一笑间，将舞台氛围烘托到极致。

直到有一天，某位老艺术家彩排时，一脸疑问地问导演：灯光老师怎么不喊我走两步？因为不需要了。电视台找来了一台能深度计算的人工智能灯光机，灯光会自动伴随着表演者的走动而跟踪、调节。这位50多岁的灯光师“失去了工作”。

这是吴晓波频道58系列对谈直播第一场中，吴老师讲的一个他朋友的故事。唏嘘之处，无非是我们一直相信，一代总比一代强，“前辈是用来厮杀的，偶像是用来推翻的，传奇是用来颠覆的”，但真正的悲剧在于，取代人的不是下一代，而是技术和工具。

或许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人工智能“替代叙事”中的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但这种焦虑甚至恐惧所引发的讨论却经久不衰：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到底该如何生存？

带着这个思考和答案，吴晓波频道直播间开启了第二轮系列对谈。

此次入席的嘉宾，一位是漆远，他一袭白衣，滔滔不绝，海归精英的气质立马扑面而来，现为复旦大学人工智能与产业研究院院长；另一位是徐立，商汤科技CEO，一个典型的理工男，但总能冷不丁地抛出几个梗，炒热了现场氛围。

三人对坐，相聊甚欢。

2014年，他们都来到了命运的转折点：吴老师骑到新世界的背上，创办了吴晓波频道；漆远放弃美国普渡大学终身教职，加入阿里巴巴，参与创立达摩院；徐立则和汤晓鸥一起，创立中国第一家人工智能上市公司。

事实上，对人工智能的震撼、焦虑与应变，一直伴随着他们。

从1980年代起，吴老师接受了《第三次浪潮》《数字化生成》《失控》三本书的洗礼，决定赶上“第四次浪潮”，频道算是最早一批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媒体，他还经常对员工说“我真为你们这代人担心”。

而对于那两位中国人工智能领域顶尖的科学家，ChatGPT的横空出世也让他们真实地感受到什么是“生产力工具”。而在此之前，IBM的深蓝，特别是谷歌AlphaGo战胜人类顶级棋手，同样带给他们震撼和思考。

他们认为，国际象棋是一个穷举搜索，只能算是算力突破，但围棋的复杂程度好比说，如果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是一个每秒钟1亿次的计算机，那么从宇宙大爆炸到今天都算不完所有空间。战胜人类棋手，意味着AlphaGo突破了两件事：

▶▷ 第一，人类真正地认为有人工智能，解决了“反共识”，很多行业兴起正是因为“反共识”，它重塑了认知。

▶▷ 第二，并非刻意模仿，而是突破了路径依赖，机器可能出现人类共识以外的可能性，给出对未来的猜想和解决方案。

可以说，AlphaGo的出现，实际上真正让人工智能从概念到完成落地，也让这些科学家和企业家思考“科学—技术—应用”的关系，从而出现一系列改变生活和解放生产力的产品和工具。

其中，“反共识”成为后来吴老师总结时反复提及的一个词。

在谈及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要的几种能力时，徐立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共识的凝聚、共识的形成太快了，特别是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下。而以前形成共识要花很长时间。”

而过快的共识，会产生一些问题。首先你有可能会怀疑自己。其次还会变成另一个极端，就是很容易被拖入到信念黑洞中，你用它来定义你的身份认同。有人挑战它，你认为是对你和族群的冒犯。在如今的舆论场中，就是出现种种非理性的行为。

最后，共识是一种实用主义，别人挣1块，你也挣1块，意味着会内卷。而今天中国商业的一大困境就是“一没共识就内耗，一没共识就内卷”。

因此徐立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要有“反共识”，也就是绝大部分人都不认可，但又正确的观点。

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商业共识是：利润是公司的核心能力。但亚马逊的贝索斯通过反共识的思考，认为核心是现金流，即有多少钱能够投向未来。最后亚马逊在华尔街的嘲笑声中，完成了Prime、FBA、仓储货运、AWS云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第二增长曲线。

在现场，OpenAI和它的语言大模型ChatGPT被反复提及，而它的诞生同样是一条反共识的路径：几年前的通用人工智能路径是“视觉—物理操作—推理能力—符号—语言”，而OpenAI则是从语言开始，语言是连接认知的桥梁。

“人工智能时代的我们，要构建反共识的能力，意味着要跳脱出原有的框架，去进行独立的思考。”徐立总结道。

在现场，徐立明显感受到观众在即将到来的“第四浪潮”前的焦虑。

当然在他看来我们是多虑了，还是应该关注好自己手上的事情，安静地接受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红利。

所以除了反共识，他和漆远还谈了谈一些看似“不重要”的能力。比如漆远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和乐观态度，徐立甚至认为我们要有同理心，站在人工智能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些观察被吴老师揶揄道很“文科”的同时，也不免让他想起康德的那句著名的墓志铭：“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一是我们头顶上璀琛的星空，二是人们心中高尚的道德律。”

总之，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思考人和机器的共存关系是一个躲不开的命题，它决定了我们是否能摆脱赫拉利所说的“无用之人”的焦虑。

对此，漆远也顺便提到了一本书，叫做《人有人的用处》，作者是美国学者维纳，阐述了控制论的基本概念。

维纳认为，人和机器在社会中扮演着相似的角色，即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控制和减少混乱度（熵减）。既然信息能影响社会，当信息能够造假的时候，人们的共识都有可能被信息改变，所以作者强调了人类许多价值，人本身不能被机器化。

换言之，这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一个社会中的不同影响。

徐立也对“人的用处”抛出了颇具哲理性的思辩。他说，人类的用处是什么？“用处”本身就是人类定义的，而人类的存在就是最大的用处。

添加企业微信，

领取周年庆4场直播精华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