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来次有关“北京时间”的城市漫步？

历经多年修缮，北京的鼓楼已经对公众开放。一层券洞首次亮相，被辟为多个展厅，展示钟鼓楼、中轴线相关内容，游客还可以拾级而上，登临二层远眺景山，一览周边风光。一同可参观的还有钟楼——它向北数十步之遥，与鼓楼晨昏相对、共同完成“晨钟暮鼓”的和弦。

北京钟鼓楼是全国现存钟鼓楼中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最高的一组古代建筑，是元、明、清三代北京城的报时中心，“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钟鼓之声定义了600余年北京城的标准时间和生活节律，恍若一根指挥棒，协调着整座城市的沉睡和苏醒。

本期城市漫步的路线是京城报时系统，起点就是钟鼓楼——沿着“时间”的脉络，从农耕时代元大都的齐政楼，一路穿越到建国后响彻“东方红”的电报大楼。十一假期，让我们不妨沿着这条路线，一起来探寻古老京城持续数百年的时间尺度。

沿着地安门外大街向北走，我在万宁桥上站了一会儿。忽必烈时代，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最终和元大都相逢，漕运船只得以进入皇城，最后一个闸口就是万宁桥。镇水神兽匍匐在河岸，桥头的火神庙香火不绝，时空穿越之旅开始了。

向北不远，就到了鼓楼脚下。这座高达46.7米的楼阁式建筑气势宏大，下层是砖石结构的墩台，上层是面阔7间的木构重檐建筑，灰筒瓦绿剪边，红墙在绿树的映衬下更显沧桑，不少游人在此拍照打卡。 

背后的钟楼看起来比鼓楼“瘦”了一圈，但个头要更高一点，全砖石结构。清代重建后的钟楼，被乾隆盛赞为“拔地切云，穹窿四际，岌嶪峥嵘，金觚绣甍。鸟革翚飞，震耀华鲸。”这里是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

“鼓楼在前，红墙黄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鼓楼胖，钟楼瘦。”上世纪60年代，刘心武从北京师专毕业后，去十三中当老师，在什刹海旁的柳荫街住了十几年，对银锭桥、钟鼓楼、烟袋斜街、鸦儿胡同一带无比熟悉。他后来创作长篇小说《钟鼓楼》，称其为自己青春记忆的沉淀。

又何止刘心武，从元代肇始到清末的600多年间，钟鼓楼塑造着一代又一代北京人关于时间的记忆。鼓楼在元大都时称“齐政楼”，文献记载其“飞檐杰阁，翼如焕出”，钟鼓二楼均位于元大都的中心地带。当时钟鼓楼的准确位置学界尚存争议，但报时的基本方法即“晨钟暮鼓”则大致相同，沿袭数百年。

“晨钟暮鼓”并非是早晨撞钟、晚上击鼓，而是每次报时均先击鼓后撞钟——古人把每夜划为五更，19时-21时为定更，开启第一次报时；21时-23时为二更，23时至次日凌晨1时为三更，1时-3时为四更，此期间只敲钟，不击鼓；3时-5时为五更，又曰亮更，完成最后一次报时，即每日报时始于“暮鼓”，止于“晨钟”，此为“晨钟暮鼓”。

击鼓敲钟的方法也颇有讲究，俗称“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如此两遍，共计108下，是一年的12个月、24节气、72侯（注：古代以5天为1侯，故一年有72侯）相加之和。姜文电影《邪不压正》中，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就按照这个规则敲过钟。

定更时分，钟声响，城门关，交通断，称“净街”。马可·波罗写道，“钟响过三下，就没有人可以再出城了，除非有急事如生病之类才能例外。要外出办事的人都得提着灯笼。”这时，在大小街巷游走的就只有京城的更夫们，他们手持铜锣、梆子，声音脆亮，号子悠长，伴着古老京城入梦。

鼓楼一层展厅内，有悬浮于空中的虚拟大钟，可以模拟敲击，一天还有数场光影秀，观众可以在钟鼓之声中，沉浸式体验钟鼓楼的时空变幻。

沿着极陡的69级石阶，我登上鼓楼二层，顿感豁然开朗。凭栏远眺，地安门大街的尽头是景山万春亭，那里曾是老北京城的最高点。目光向西，漫过什刹海的碧水、白塔，国家大剧院的玻璃穹顶正掩映在绿荫中。脚下则是连片的灰色屋顶，电影《邪不压正》中，李天然曾在这样的灰色瓦顶间肆意疾驰、跳跃。

二楼西侧墙边放着一面巨大的定更主鼓，由整张牛皮蒙制而成，现已伤痕遍体，破烂不堪，这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留下的罪证。原本还有代表24节气的24面小鼓，早已遗失。现在展出的主鼓和24面小鼓是2003年重新仿制的。

开放后的鼓楼，每天有数次击鼓表演，鼓手们身穿红白相间的绸子衣裤登场，手持木槌，有节奏地将鼓面锤得震天响。清朝，钟鼓楼上也有17名钟鼓手，每夜7人轮值，薪水“每月每名银二元”。

当年，每当钟鼓声响起，“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鼓楼一层展厅里，还专门设计了一套“四九城里听钟声”互动装置，游客戴上耳麦，选取所处位置，就可以听到对应的音效。钟鼓楼附近自然最为宏亮，而相隔愈远，声音愈低。我选内城最南部的正阳门，按下按键，钟声犹如金石投入湖中，似水波荡漾，余韵悠长。

钟鼓二楼之间有一块广场，面积不大，初秋的上午，不少附近的住户在这里遛弯儿、踢毽子、跳绳、打牌，甚至还有一位阿姨在旁若无人的舞龙。一支年轻的骑行车队来此集合，乌央乌央的，很快又离开，骑向了下一站。

此番热闹融洽的景象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片危险的“三不管”地带。清朝时，北京城依中轴线一分为二，以东属大兴县，以西属宛平县。律例规定，在前门大街或者鼓楼前大街发现命案，如果人体正在街道中心，若头朝东，就由大兴县公署处理，若朝西，则归宛平县。但律例未提及钟鼓楼之间的这块空地的责任归属。因此，如果这里发生事故，两边都会借故推诿，甚至出现过大兴县公署半夜命人把尸体移到西边，宛平县发现后又移到东边的奇谈。

为了解决争端，后来又规定，这里的案件由步军统领衙门、大兴、宛平两县公署会同办理。但可想而知，多头管理约等于无人管理，三个衙门都踢起了皮球，这儿就成了“三不管”地带，直到民国成立，才交由京师警察厅统管。

史料记载，1926年，这块空地被辟为“平民市场”，一时间，说大鼓书的、耍把式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算命的、卖蛐蛐的……五花八门全都来了。据说相声大师侯宝林小时候，就在这里说过相声。自然也少不了各式风味小吃，清真马记的豆腐脑、茶汤李的茶汤、年糕王的豆䜺糕……每天游人如织，虽寒冬酷暑不减。

时人回忆，广场北头儿有个戏棚子，小蜜蜂儿（张秀峰）、白牡丹（姓薛）在里头唱“丁香割肉”“小姑贤”“鞭打芦花”“老妈儿开唠”……唱一段收一回钱，观众想坐板凳还要单加钱。还有三间茶社，早晨卖清茶，午后有杂耍，都挂着“衣物自看”“莫谈国事”的木牌。

一位在广场边休息的老人还记得，每逢春节庙会，这里更是人头攒动，大人带着孩子盛装出游，路边有套圈、打气枪的游戏摊子，一家老小皆能尽兴而归。鼓楼一层的展厅以声音的形式收集了当年的盛况，游客把耳朵贴到一面红白相间的声音墙上，就能听到各式叫卖声不绝于耳。

建国后，钟鼓楼一带历经拆迁改造，格局面貌已与当初不同。快50岁的张哥住在钟楼后面的王佐胡同，他记得，小时候这里路面不好，一下雨就没法走路，得扔石头垫着，冬天取暖要烧煤，他还做过煤球，后来煤改电，家里接了电暖气，干净省事儿了许多。只有媳妇儿在门口发现的一只血迹斑斑的死耗子还提醒，这里是老胡同，夜里有黄鼠狼出没。张哥以老北京人特有的乐观解释，这说明现在保护动物的意识强了，这要是搁以前，黄鼠狼全被抓去做狼毫了。

从古至今，钟鼓楼地区都汇聚了数不尽的人间烟火气。张哥现在是半退休状态，他平时最喜欢戴着墨镜，踩着电动平衡车，在鼓楼附近转悠，买买菜，遇到老街坊就聊两句。和许多老北京人一样，他的嘴里总是有很多“大人物”朋友，某知名人物小时候还被他“抽过嘴巴子”。

他过的，想必就是刘心武咂摸出的滋味，“钟鼓楼是北京市民在生活中最亲近的伙伴。故宫是威严的皇权集中地，而鼓楼一带，则是从皇家威严到子民平凡生活的过渡。”《钟鼓楼》里讲述了附近胡同薛大娘家办喜事的故事，底子就是一个四合院里几户人家琐碎、日常却又有滋有味的生活。

现在，鼓楼大街还是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各具特色的酒馆、live house装点了鼓楼的夜生活。民谣歌手赵雷曾在钟鼓楼附近生活了14年，当时他每天都坐107路公交车去后海酒吧街唱歌。他在《鼓楼》中写下：“当107路再次经过，时间是带走青春的列车”。

摇滚歌手何勇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住鼓楼旁边的大石桥胡同。上世纪90年代，写《钟鼓楼》这首歌时，他刚从外地回来，一进二环，看见钟鼓楼，“那个亲切啊，心里一下子就安静了，就知道了自己是谁。”他在歌词里流淌出这种眷恋，“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火做饭，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干……”

出了钟鼓楼，沿鼓楼西大街西行400多米，有条铸钟胡同，因明代铸钟厂建于此而得名。如今，铸钟厂早已不存，就连老住户也不知旧址在何处。午间安静，在狭小的胡同中穿行，我努力去想象叮叮当当的金属敲击声，但听到的只有两边敞着门儿的大杂院中传来的锅铲碰撞声。

史料记载，明朝永乐年间，铸钟厂曾造过三口大钟，一口是举世闻名的“永乐大钟”，通高5.6米，重46.5吨，钟体内外铸有23万铭文，是一口代表皇权的“朝钟”。铸成后先悬挂于皇城内的汉经厂，后移至西直门外的万寿寺，又因寺内钟楼坍塌，于雍正年间移至觉生寺，即现在的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第二口是曾经悬挂在钟楼内的一口报时铁钟，后因音色不佳遭弃，长期废置于鼓楼北墙外，历经风吹雨打，和拾荒者共眠，1983年才移至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现悬挂在寺院内的一间凉亭里。

第三口就是目前钟楼上的报时大铜钟，通高5.55米，重63吨，是全国现存最重的古钟，和“永乐大钟”素来有“古钟之王”之争。大钟悬挂在二楼正中央的半圆形屋顶下，钟楼结构设计巧妙，通过拱券式声道、半圆形屋顶、天井与券洞的结合，形成共鸣腔，既能放大钟声，又能使声音更加饱满圆润。

这样的庞然大物是如何铸造出来的？钟楼和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里详述了制造工艺，包括泥范法、分铸法等，但在民间，却流传着一个神秘传说。

上文说过钟楼早先悬挂的大铁钟音质不佳，为当时的皇帝所不喜，认为有损国威，限时80天造出一口新钟，否则就把全体工匠斩首。但铸造过程很不顺利，连续几次失败，领头的老铜匠终日愁眉紧锁，被女儿华仙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临近最后期限，又到了铸钟的日子，铜水在炉中沸腾，取样几次都不合格，眼看又要失败，大家惶惶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华仙想到了干将莫邪铸龙泉剑的故事，心想，莫非这炉铜水也缺少点“灵性”？于是，她纵身一跃，跳入炉中，老铜匠只抓住了女儿的一只鞋子。

华仙跃入炉中的瞬间，炉火升腾，铜水翻滚，悲痛欲绝的老铜匠高呼：“铸钟！”大钟果然铸成，当人们用木槌敲响的时候，大钟发出宏亮的声音，而绕梁的余音却像在喊，“鞋……鞋……”

后人赋诗赞颂华仙的义举，“昭昭孝烈树纲常，亲志能完祀事芳。百八声中余韵远，似闻步蹀响空廊。”还在铸钟厂附近建起了一座“金炉圣母娘娘庙”，也称“铸钟娘娘庙”，就在今旧鼓楼大街路西的小黑虎胡同内。

走进小黑虎胡同，娘娘庙所在24号现在是座大杂院，原始格局消失殆尽。一位老住户说，她20多年前搬来时，就已经没有娘娘庙的任何痕迹了，她家的位置大致是娘娘庙的最北边。考虑到这儿曾是庙，她还专门找人打听过，“能不能住？普通人能不能顶得住？”

娘娘庙里原来有块石碑，附近住户说，以前拆庙建房子时被埋在了大门的地底下。在北京胡同大肆拆改的年代，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还有不少石碑被当成石料砌到墙里。在邻近另一座佛寺旧址，我看到一个疑似须弥座或柱础的石头残件，被旁边的居民拿走垫在自家的门柱下。

华仙娘娘的故事代代流传，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之初，还出过一档子“华仙显灵”的故事。一个夏天的傍晚，有市民发现，鼓楼“冒烟了”。西北角的飞檐上，一缕缕青烟缓缓上升，而且越来越浓，太阳落山后才消散，接连几日都是如此。

传言不胫而走：“华仙娘娘显灵了，要她那只没带走的绣花鞋呢!”还有人暗中搞事情，“鼓楼冒烟儿，八路要颠儿！”

当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人心求稳，这种谣言不可小觑，有关部门迅速组织消防员登梯查看，发现原来是鼓楼年久失修，瓦面塌陷，形成一个2平方米左右的水洼，蚊子在此繁殖滋生，群起乱飞，在夕阳下如同烟雾。将水洼清理、瓦片修复后，鼓楼就再也不“冒烟”了。“鼓楼冒烟儿，八路要颠儿”的传言自然也就不攻自破。

1924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延续了600多年的“晨钟暮鼓”画上了句号，钟鼓楼也随之“下岗”。此后一段时间，北平取而代之的报时方法是午时鸣炮。鸣炮地点在宣武门城楼上，使用的是两尊退役的德国克虏伯野炮。据说，由于动静太大，首次鸣炮就震塌了附近的两间民房，于是只好把其中一尊挪到北城。每天正午时分，两个城楼之间靠电话约定同时放炮。

民国时《最新北平指南》记载：“午炮有两处，一在宣武门以东的城墙上，一在德胜门以东的城墙上。每日午时燃火药炮一声，声震遐迩，用于城中人们对时之用，人称‘宣武午炮’。”一张1937年的测绘地图中，亦标出了两处午炮台的位置。

当年还闹出过笑话，由于条件所限，有时会出现南、北城鸣炮不同步的情况，人们一中午听到两次午炮声，搞不清到底该跟着哪一声对表。午时鸣炮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上世纪30年代，最后由于费用太大，不得不终止。

据2010年8月的《北京日报》报道，为了纪念这段过往，西城区政府将在地铁4号线宣武门站周边，设置包括“宣武午炮”石刻浮雕在内的一系列宣南文化雕像群，还配有文化墙，展示旧时宣武门地区地图、著名景点、老照片等。然而我走访宣武门地铁站周边，却没有发现这些雕塑和展示，或许是2020年底宣武门地铁站为了缓解客流压力，在路面新增两个出入口时拆掉了？真真是无处可凭吊了。

午炮制度之后，北平还有过一段“标准钟”报时的历史。标准钟是政府安装的一种提供标准时间的钟表。城内共设了7处标准钟，均在天门安、王府井、东单、西单、鼓楼等繁华所在，供市民查对时间。如今，也只能在一些老照片中觅得它们的踪影。

一个小插曲是，日军侵占我国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后，曾强令在东北使用日本本土的东经135度标准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日伪华北政权也想在沦陷区使用东经135度标准时，所幸最终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原新华广播电台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时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称“北京时间”。

百年风雨，历经磨难，“北京时间”终于开始了。

上世纪50年代末，西长安街上，73.37米高的北京电报大楼拔地而起。它是我国第一座新式电报大楼，也是当时的长安街上除了北京饭店以外仅有的高大建筑。1958年，电报大楼投入使用当年，中国邮政还专门发行了一套2枚的纪念邮票。

站在西长安街11号仰望电报大楼，楼体黄白相间，略有欧式风格，楼顶的钟楼四面均装有塔钟，白色表盘上，红色的秒针醒目地走着圈。从早晨7点到晚上10点，每逢准点，塔钟就会播放《东方红》的片段——这是周总理亲自选定的曲子。

不过，历史发展到此刻，电报大楼报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仪式感，因为当时家家已有钟表，即便走时不准，也可以跟收音机里的广播对点儿，不需要依赖电报大楼的钟声。后来高层建筑和机动车越来越多，报时声能传播的范围也十分有限了。

事实上，电报大楼的主要功能也并非报时，而是发电报、打电话。大楼一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电信业务综合营业厅，24小时营业，在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市民需要靠电报或公用电话来和远方的亲友联络。当时发电报按字算钱，一个字最初是7分钱，后来涨到一毛多，可谓“字字珠玑”，如果不是有大事急事，一般家庭不会轻易发电报，人们也怕收到电报，因为上面往往写着“母病速归”之类的坏消息。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两三天内，发往唐山的电报从几十封突增到上万封。有报务员回忆，“真不知道多少个一米高、半米宽的大桶全被电报装满了。传送带上的电报在楼上楼下跑个不停。”焦急的人们渴望着一封回电，“平安，勿念”。

后来，随着电话的普及，电报日益淡出了人们的生活。2017年6月15日，电报大楼一层营业厅正式停业，后来成了中国联通的办公区。停业前，一位老报务员给自己发了最后一封电报：“吾于1982年入职北京电报局，目睹35年变迁，时代变革天翻地覆，无以言表，故以此纪念。”

转眼间，电报大楼告别“电报”已经5年多，唯有《东方红》的旋律仍日复一日在长安街上空响起。如果说当年听钟鼓楼报时最清楚的地方是附近的钟楼湾胡同，那么听东方红最清晰的，莫过于电报大楼西侧不远处的钟声胡同。

老贺今年快70岁了，在钟声胡同住了一辈子。他告诉我，钟声胡同以前分两段，一段属于兴隆街，另一段叫大栅（zhà）栏胡同（不是前门的大栅shí栏），北京电报大楼建成几年后，就把两段连在一起，于1965年改名为钟声胡同。

老贺家1993年前后才装上电话，在那之前，每当有急事儿要联络在河北涞源县林场工作的姐姐，父母就去电报大楼发电报或者打电话，他长大后就派他去。他记得，电话不是直接能接通的，要通过话务员联络当地县里，县里再联系林场，最终找到姐姐了，才叫他进去接听。

老贺家装上电话时，他已经参加工作20年。如今，他退休都十多年了。准点报时的《东方红》陪伴了他一辈子，就像一位熟悉的老朋友。他在钟声胡同的院子里养了一大群鸽子，早晨7点第一次《东方红》响起的前后，他会放鸽群出去，鸽子扑棱羽毛的声音和乐曲声交织在一起，是专属于老北京胡同的独特乐章。到了傍晚，他再放一次。

钟声胡同老人很多，我跟老贺坐在他家门口，看很多老街坊颤巍巍的路过，好像看着岁月在上演无声电影。傍晚5点整，老贺说，听见了吗？但我只能听到若有若无的声音，并不真切。我有点恍惚，一天内，我听到了鼓声、钟声，寻觅午炮和标准钟，又听了《东方红》。元大都至今700多年的光阴像一条巨河，在一天中奔涌而过，不曾停歇，也不会回头，最终留下的，是属于这座古老城市的时间尺度。

*感谢高一丁对此文的帮助

参考资料：

1.《钟鼓楼》刘心武

2.《旧鼓楼大街的记忆》马戎戎

3.《钟鼓楼》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4.《这是关于北京电报大楼的记忆》人民邮电报

5.《北京电报大楼的钟声》北京西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