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昨日在渣浪收费v群与圈友的往事聊天
我的东北生涯
我写回忆录，总结我平生之经验，一是我行我素，二是试错法，实践论。
我行我素，就是自以为是，孤行己意，绝不被舆论裹挟。
另一方面以成功为目标，同时不断试错和纠错。实践，改错，再实践，这种试错法，也就是运用毛主席的实践论。
1968-1977我在东北当知青九年。极其珍贵难忘。这九年我得以了解底层社会，学会了江湖生存，以及如何做人——也明白了什么是坏人与好人。
当我初来东北的时候，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大孩子。而当我9年后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能够应对江湖各种事件的成年人。因为在这9年中，我曾经在最底层滚打挣扎，干过各种苦力，数次面对死神，也曾经在北京泡妞以及在街头流浪，住过地下室防空洞——当过反革命分子，进过京城的禁区大牢，上台面对过几百人的怒吼批斗，但是也教过小学生，初中生和成年教师，又参加高考进入过大学的校门，也应邀参与过最高学府中央党校的会议，接触过大领导和上流知识分子。这些经历及角色的魔幻变换，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所以在后来在北京的中央财经学院成为大学教师和进入人文最高机构中国社科院，以及后来在国内外访谈出访面对各种复杂政治情况，我都已经能够成熟地应付裕如，运用自如。
九年东北知青生涯，我青春时代最美好最梦幻的时光，是我的大学和研究生学府，是我的炼狱也是我的天堂。
这9年中我读了大量的法国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读了当时国内已出版的所有的黑格尔的著作。读了前四史和资治通鉴。为自我阅读而翻译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培根随笔，后来出版成为畅销书。不仅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也阅读了文革中出版的毛泽东未刊讲话和著作，读了当时已经出版的26卷马克思全集，列宁选集四卷本以及精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十卷斯大林全集。
我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走过许多地方，开过荒修过路，吃过百家饭，被东北草原湖泊密林雪原那种原始而粗犷的美深深震撼。
当我带着这种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走进社科院的时候，我已经不胆怯于应对任何人任何事件。因此，我的文章及谈吐席卷披靡，李泽厚刘再复这样的学界新锐面对我非常谦恭，胡绳钱钟书等硕学鸿儒，权威大佬，对我则折节相待。
有人问你当时为什么不考研究生？回答是经历了黎㴻事件后学界已没学者有自信敢招我做研究生。其次，1985年我已经破格被聘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而博士毕业也需一定年资才能达到这个职称和职位。还有必要再去考什么研究生吗？
在中国社科院那种地方，一个年轻学人而且是完全没有根基的人，要像当年我那样横冲直撞，言行无忌，然后职称职位一路破格一路晋升，是绝无可能的，仿佛是神话。但是，我做到了。
（2023-06-30）
何新的五个史无前例
方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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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堃（方绪银），中共茂名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二级巡视员。
何新是名震中外的学者，无门无派、自成一系。其思想和人生特立独行、另辟蹊径，常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举人之所未举，曾以孤身己见对抗西化之潮流，离经叛道而惊世骇俗。在其传奇经历中至少有五个史无前例。
一、史无前例的“何新树”
1980年代初，何新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黑格尔辩证逻辑学的论文，并阐发出一种新的逻辑理论。这种新逻辑相对于流行的形式逻辑，是一种关于本体内容的逻辑，是关于事物进化、历史演化的逻辑，他以进化论为范例进行论述。这种逻辑有概念的自我否定，自我进化，形成概念集合，同时也就是事物本身、历史本身的演进过程，所以也是一组历史概念集合。这显然是一种意义极为重大的逻辑学，能够用以分析甚至预判历史的趋势走向。所以，这项研究引起了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关注，多次给何新写信，进行交流。钱老在信中说，“您的‘历史概念集合’是一个创见，我赞成”，并提议“您应该把集合论的Venn图扩展到三维空间成为‘何新树’”。众所周知，中国哲学研究，大多是研究哲学史的，我注六经、皓首穷经者多，真正有创见的哲学思想少、哲学家更少。何新自称民科，能够在深研古典哲学的基础上能够阐发新意，创建新的逻辑学，并且得到科学巨擘钱老的赞同，命之为“何新树”，这在中国哲学界可谓前所未有。
二、史无前例的低学历高职称
何新是自学成才的学者，1977年考入大庆师范学院，1978年退学，理由是他认为学院的教学水平太低，自己没必要在那里读书。1979年他回到北京，旋即进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师。1980年，何新被破格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凭着丰富的学术成果、过硬的学术水平，1985年何新被中国社科院聘任助理研究员。1988年又破格晋升副研究员，人民日报1989年1月23日还专门发文《在专业职务评定中尽量排除非学术因素，中国社科院破格晋升一批中青年学者》，进行报道。1991年何新再晋升研究员。一个大学肄业生，没有高等学历而被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国社科院评定高级职称，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三、史无前例的不用上班的国家公职人员
1988年后，由于何新的一系列建言献策得到中央关注，1991年夏时任总理李鹏欲调他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他表示去国务院系统工作很高兴很荣幸，但是我在社科院是不坐班的，希望仍然如此。这是给政府出了一道难题。后来，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又约他谈。他表示，自己不想当干部，不想从政，不想进步，不想入党，只想研究自己所感兴趣的学术和问题。最后，在王震的亲自协调下，何新调入全国政协（王任重时任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成为领导特批可不上班的全国政协委员。此后，除了每年参加两会，作为国家高级公职人员，何新竟得以三十年没有上过一天班，一直到退休。这样的国家高级公职人员也是史无前例的。
四、史无前例的“何新旋风”
《人民日报》在1990年12月11日从一版开始，接转二版、三版，用二又四分之一的版面发表了何新撰写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北京周报以四十种文字全文翻译转发全世界。这篇谈话录，视野宏大，议论深刻，提出了很多惊世骇俗、颠覆时流的观点。比如，提出中国生产过剩论，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发展不够快、生产力不足，而正好是因为中国发展过急过快、工业产能已经出现过剩，超出了国内市场的容量，是市场不足导致的问题；因此中国人没有必要对自己的发展水平妄自菲薄，而正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去面向国际市场，进行全球开拓，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景。当时，国内外对中国经济一片看衰，何新此文一出，可以说让国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信心大涨，一时间洛阳纸贵。
《人民日报》发表何新《谈话录》的当天上午10点，有人乘车在北京市的主要干道上转了一周，发现各大报刊亭的当天的《人民日报》都已销售一空。第二天，《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发现自己办公室的前一天的《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不知怎么全部“不翼而飞”（海外版同时全文刊载何新文章）。接连几天，社里的同志到处替朋友找报纸，连许多留存备查的工作用报也被“借”走了。与此同时，来电话、来电报、来信函索购这张报纸的，络绎不绝。从第三天起，来信来稿像雪片一样飞来，从一天数封，到十数份，到数十封，高峰时竟达一天上百封，仅一个多月，就收到了上千封相关信件。这是二十多年没有见到过的现象，可以说一时间在国内外卷起了一股“何新旋风”。
不仅仅是“旋风”起于当时，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是经得起大历史的检验的。中国经济后来的大发展，确确实实如这篇文章所言，是大大得益于中国工业对世界市场的大开拓，使中国逐渐发展为举世无匹的工业大国。
五、史无前例的驻京外国记者座谈会
1991年7月10日，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根据在京西方记者要求，主持召开驻京外国记者与何新的座谈会。54家东、西方通讯社和报刊的60多名驻京记者参加，一些外国使馆也派员听会。何新得以一白衣书生、“民科”身份面对众多西方大牌媒体，舌战群儒、纵论天下。此等场面也可谓是史无前例的。
何新的谈话主题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声辩”，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必要性，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改革的缘由和前景，也论及了民主、自由、开放、人权等问题，坚持了制度的自主自信，辩驳了西方的曲解和攻击。回头看30年前的这些议论，依然有着清晰的脉络延续到今天，而且正是按照何新的辩论方向发展着。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以无可辩驳的力量显现着，制度自信不断上升，同时，西方那一套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正如何新当年所批判的，正在日益暴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相，西方的幻相和泡沫正在加速破裂。在这场座谈会上，何新还向记者们介绍了自己的著作《东方的复兴》，这本书论证和预言东方、中国必将复兴，这正是今天所谓东升西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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