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工地发不了工资

财务说，项目部有规定，女性超过50岁不能在工地务工。张兰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报上去，被项目部驳回。

近三年，张兰先后在三个交通项目工地食堂做饭，但从不知道工地上对年龄有如此明确的限制。

实际上，她遇到的门槛早在几年前就已存在。2019年起，上海、天津等地针对60岁以上的建筑业男性农民工和50岁以上的女性农民工发出了“清退令”，禁止超龄农民工进入建筑业工地。

到2022年3月，“清退令”蔓延至深圳、江苏泰州、江西南昌和湖北荆州等多个地方。

受“清退令”影响的并非张兰一人。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4月30日发布的《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下称“监测报告”），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亿人，其中50岁以上的占30.6%，共9100多万人。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欧告诉盐财经，从人口学来看，上世纪50-70年代早期，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尤其是农村人口。因而未来10-15年，随着这一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经或陆续进入老年，大龄、超龄农民工这个群体，规模很大。

而这些人将陆续或已经受到“清退令”影响。

“监测报告”还提到，2023年建筑业农民工就业人数减少650万人。可在此现状下，还有4581万农民工从事建筑业，建筑业仍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第二大行业。

建筑业“清退令”的出台，最初是为了减少超龄农民工在工地上的伤亡事故。

2019年，上海在出台“清退令”后，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安全科科长崔勇对此回应称，2018年全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而当时建筑从业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

但张兰并不理解，只在食堂做饭的她，应属于后勤人员，50岁的年纪，有何危险？财务给不了她回答，只说项目部如此规定，他们也没办法。

“50岁离领养老金还有10年，不打工怎么办呢。”财务跟她感叹道。

但他今年到了60岁后，突然间没有工地愿意要他。“因为他过了60岁没法买保险，而且那些正规工地上都要点名，他混不过去。”张俊男告诉盐财经。

她刚读大一，还是花钱的年纪，大她12岁的姐姐早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没有余力帮他们。

张俊男想给父亲找份工作，但她在求职软件上看了很多，“基本不要60岁以上的，在我们小县城，适合60岁以上老人的工作也很少很少。”

焦虑的父亲想不明白，自己还能干活，怎么就超龄了。张兰同样不解，50岁的她根本算不上老人，家里的孩子都没有成家，怎么突然就超龄了？

某种程度上，超龄是城市的标准。

“超龄的标准线，是按照城市退休工人来定的，但农民没有退休意识，也没有和城镇职工一样的退休保障。”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智告诉盐财经，农民都是干到干不动了才停下来，没有退休一说。

“清退令”中，关于男性60岁和女性50岁的标准线，实际上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下称“办法”）确定的。

“办法”第一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任工龄满十年的”应该退休。

4月6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对此发文分析称，退休意味着可以领退休金，但实际中，建筑业“清退令”禁止超龄农民工进入，却并未给农民工办理退休退职手续，没有发放城镇职工标准的退休金。

贺雪峰认为，事实上，“办法”要求退休的对象并不包括农民工。因此，禁止超龄农民工进入建筑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农民工利益的实质性损害。

这一点，跟踪研究农民工10余年的王欧也有同感。

“针对清退令，我们要追问的是，现在建筑工地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王欧告诉盐财经，目前建筑业劳动力中，主要以大龄农民工为主。

“监测报告”也指出，全国近3亿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占比最多（30.6%），9100万人。但在10年前，境况并非如此。

王欧还记得，2014年的农民工占比中，新生代农民工超过50%。当时，他有个预感：新生代农民工会越来越多，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

可现实的发展超出他的预料。“没过几年，特别是2018年以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占比一直在下降，老一代农民工反而在增加，比重超过50%，这个群体未来数量还会增多。”王欧说。

这跟现实中负责建筑业招工的包工头的感知一样。

老郭在武汉当包工头10多年，他告诉盐财经，建筑这个行业“50-60多岁的农民工是主力，现在根本没年轻人做这个事情。”

王欧说，“清退令”本意是为了保护劳动力，“但实际有那么多大龄、超龄的劳动力在建筑业工作，（所以）这样的政策反而有一个排斥作用”。

有些地方的“清退令”的确给超龄农民工预留出了弹性空间。如天津市住建委下发的相关通知中，虽然明确禁止施工单位与60岁以上男性和50岁以上女性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但同时，还规定“因特殊情况确需安排或使用超龄建筑工人的，施工单位应当对超龄人员健康证明（健康证明有效期为1年）进行核验，并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

可现实中，建筑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为了合规，对待政策“都是就上不就下...这样就能避免地方政府问责，万一出了问题，它可以说雇佣完全是合法合理，有政策依据的”，夏柱智说。

像张兰就职工地所在的省份并未出台过任何建筑业“清退令”，但她所在的项目，根据企业的规定，仍旧依照“清退令”执行。

不过张兰的遭遇还没到最坏的一步。得知她因为超龄无法领取工资后，财务提供了解决方法：让张兰找一张没超过50岁人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替她领工资。

牵扯到后续的工资，旁人信不过，张兰最后交了自己儿子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上去。

但张俊男的父亲没有这么幸运。实在找不到正规工地上的活后，她父亲跟着一个管工地的堂哥去了外地，平时工地上有什么杂活、零活就让他干，没有歇着。

“但这种零工或黑工，没有任何保障，不能买保险也不能签合同，出了事只能自己担着。”张俊男说。

不能买保险加剧了建筑业不敢用超龄农民工的不利处境。夏柱智告诉盐财经，按照城市的标准，到退休年龄后，就失去了购买工伤保险的资格。

而对雇佣方而言，不能购买工伤保险的超龄农民工会使其承受很大的风险，不敢用。

不过，针对这一困境，不少地方试图做出改变。

据北京日报2023年末的报道，安徽省、上海市、海南省、湖北省等多地发布相关通知和意见，明确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拟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业人员等群体纳入工伤保障。

这意味着超龄农民工在工地继续干活，仍旧可以购买工伤保险。

但这没有改变“清退令”带来的附加后果。

“‘清退令’的后果就是部分超龄农民工失去了就业机会，他本来可以干，但现在不能干了。”夏柱智说，工地上原本有一些模糊地带，就算超过60岁也可以工作，只是名字不能出现在登记簿上，“挂一个你老婆或者孩子的名字，这在工地上都可以变通”。

但“清退令”严格执行后，需要刷脸实名验证，要经常督查，工地就很难雇佣超龄农民工。

不过，包工头老郭说，他现在还是会招超龄农民工，方法就是借用他人的身份。碰上有人督查，就让超龄农民工歇着。项目部发不了工资，他就想办法给发。

张兰也是被幸运地变通了一下，但最终结果如何，仍不可知。上交资料已经一个多月了，工资还没发。

而且，财务通知了所有人：前两个月工资发下后，再回转给老板，之后再跟其他月的工资一起发。这么做的理由并不清楚，张兰问了工地上其他工友，他们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王欧告诉盐财经，张兰经历的这种变通虽然可以保住工作，但也埋下了隐患。之后如果出现什么劳动纠纷，例如欠薪或发生工伤，就很难去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大概率只能自己承担所有意外。

可为了生活，因“清退令”离开工地的超龄农民工，并不会就此回家养老。“要么去做保洁保安，要么回家在县城的小工地上干活”，夏柱智告诉盐财经，清退令影响的是农民工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劳动市场上找不到其他工作，只能凭自己的体力吃饭。

王欧和学生们做过“清退令”后超龄农民工的去向调查，发现他们的选择主要有三：

极少一部分回家务农，另一部分是回老家，但不务农，而是等待别的工作机会。剩下大部分动用自己多年来干建筑形成的工友网络和包工头网络，换一个没有“清退令”的城市或工地，继续干建筑业。

此外，王欧和学生们还发现，被“清退”的超龄农民工因潜在失业，开始大量进入零工市场。

“如果这些人身体健康，零工市场是很欢迎他们的，因为他们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而且他们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有一个小的同乡网络。”王欧说，但这会冲击零工市场，跟那些零工市场主力——大龄单身男工群体抢活。

而很多人不解，为什么这些已经超龄的农民工非要工作不可？

但张俊男知道，父亲没法退休。

“花钱的地方很多，我上学是一大笔费用，日常消费也得花钱。我父母关系很不好，经常会因为钱吵架，所以我对钱非常非常敏感。”张俊男说，父亲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自从他没法在工地干活后，家里人都变得很焦虑。

她说，母亲今年54岁，身体不好，待在家里。这两年，家附近在开发一个旅游度假区，母亲有时会去那边干清洁零工。

家里虽有点土地，但都是些靠近废弃煤矿和坡度比较大的，“土壤差，种起来也不太方便”。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农业收入很低，挣不到钱，有时候收成或是粮价不行的话，还会亏”，所以，“现在就是种点蔬菜自己吃，其他的很少，划不来。”张俊男说。

张兰也无法在50岁就直接退休。虽然张兰一双儿女都已毕业工作，但她没法就此赋闲在家。因为儿子去了大城市工作，在当地买房结婚成了一家的重担。

十多年来，张兰干过各种活，餐厅服务员、宾馆保洁、棉花采摘员......直到三年前找到这份工地上厨师工作，她拿到了远超当地水平的工资，觉得可以好好攒点钱，没想到今年被突然通知已经超龄。

尽管她暂时靠变通保住了工作，但“上面”跟她说了，最多干到今年底，她就得走。而之后去哪里、干什么，她毫无头绪。张兰清楚，因为自己是文盲，干不了需要文化的工作，而像工厂、工地等工作，她的年龄已是障碍。

未来的活计不可知，但有一点张兰非常清楚：要继续挣钱。

“现在大量的大龄、超龄农民工，还在为他的子代，甚至孙代劳作。”王欧告诉盐财经，现在的一个趋势是：农村盖房不行了，都要到县城或到发达点的乡镇买房。

“这是子女结婚的条件”，王欧说，他长期跟踪研究的几个农民工都在县城给孩子买了一套房，基本上是父母付首付，“几十万很正常，有的父母还会供房贷”。

此外，在县城买房后，往往是奶奶去陪孙子读书。他们的子女在外打工，有自己的压力，往往是大龄或超龄农民工父母承担在县城很大一部分的生活成本。

“所以这些人他只要还能挣钱，不管60岁还是70岁，他们根本都来不及考虑自己养老的问题。”王欧说，“他们会把养老、医疗的需求推得很后，等待着未来不确定性的到来。”

尽管他们不把养老问题排在前面，但养老最终还是会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夏柱智认为，超龄农民工仍去工作，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解决他们自己的养老问题。

“如果他们现在不挣钱，到了干不动活的时候，养老就成问题了，靠养老金是解决不了养老问题的，靠子女也不是他们的选择。”夏柱智说，很多农村老人不愿意让子女去掏钱，他们都是自我养老，还恨不得把自己挣的钱都给子女。

如果超龄农民工被建筑业清退，又难以找到其他工作，剩下的几乎只有退守农村一条路。

张兰告诉盐财经，尽管家里有几亩山地，但种地是最后实在找不到工作时才会考虑的选项。

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种地可以解决养老问题吗？

夏柱智认为，种地可以解决已没有太大支出的高龄老人养老问题，但前提是村里有较丰富的土地资源。“而一些低龄农村老人，一是自己还需要消费，二是还要帮扶自己的子女，光靠种田是不可持续的。”夏柱智说。

他以自己老家为例，“我家是湖北阳新丘陵山区，那边户均不到5亩地，而且有一半是旱地，没什么产出，还不好种。”夏柱智说，在这种地方种地解决不了养老问题，最多只能种点口粮和蔬菜，没有收入。

“而在有些地方”，他继续说道，比如湖北恩施山区，一户有5~10亩土地，这些土地可以种茶，一家种5亩茶，就有1万元收入，可以供养两个老人。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撰文指出，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并非“清退令”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设计中国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问题。

贺雪峰认为，超龄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或有两种解决方案，但第二种方案对当下的国家现实而言，难以实现。

一是传统的家庭养老，包括自养和家庭赡养。但这种养老方式是有前提的：农民只要能劳动就继续劳动，同时，各种体制向农民开放。

“比如，城市务工机会向农民开放，农村土地仍然向返乡农民工开放 （农民工返乡后可以要回承包地自种），以及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有自己的住宅等等。”贺雪峰在文中写道。

不现实的第二种思路——让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获得城镇职工标准的退休金。

贺雪峰认为，既然“清退令”将农民工退出建筑行业的年龄限制在男60周岁和女50周岁以上，那么农民工超龄后不再劳动时，理应获得城镇职工标准的退休金。

贺雪峰在文中提到，按照2021年社保数据，如果将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平均发放水平提高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水平，每年要支付的社保基金将超过10万亿元，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当前国情。”贺雪峰写道。

在上述思路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贺雪峰认为，应对农民工养老的主导办法，就是以返乡为基础的养老。不过返乡养老的前提是，尽可能将各种城乡就业获利机会向农民开放，让农民依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理性选择。

此外，在允许农民进城的同时，也保留农民工自由返乡的空间。

不过，像张兰和张俊男父亲这样的超龄农民工们，不会考虑这么大的问题。张俊男听父亲说，他常为没活焦虑，偶尔有活时又焦虑自己的进度赶不上工地相对年轻的工人。

所以，“我爸只能在其他人休息的时候，他加班去做，赶上进度”。张俊男说。

张兰自从把儿子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上去后，仍然担心工资最后能不能真正发下来。同时，她还在想，要是工资发下来，要怎样撒谎，才能不把工资再转回老板。

说完这些，她又突然想到，去年在另一个项目还有两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她去催过几遍，对方也是说因为她过了50岁，项目部不批，目前仍在想办法。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