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袭击辅警不能成立袭警罪，只能成立妨害公务罪

2024-05-21 11:05

据法治日报报道：

近日，西安一男子推搡殴打辅警被刑拘，引发关注。
据警方通报，5月5日13时许，交警碑林大队执勤一中队民警辅警在碑林区解放市场依法查处非法营运电动三轮车时，电动三轮车主刘某辱骂、推搡并殴打辅警杨某，造成杨某头部软组织损伤。
犯罪嫌疑人刘某涉嫌袭警罪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该案件引发网友热议，辅警算不算人民警察？殴打辅警是否构成袭警罪？

《殴打辅警，是否构成袭警罪？丨说·法》

关于辅警是否属于袭警罪规定的“人民警察”，大概有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三种不同观点。

肯定说

肯定说（职务说）认为，袭警罪中规定的“人民警察”应当解释为依法履行警察职责的人员，由于辅警要辅助人民警察履行部分警察职责，因而依法履行职责的辅警属于袭警罪保护的对象。

理由在于：①即使是不具有警察身份的辅警，“只要是依照法定的授权或被依法委托履行警察职责”，就可以将其纳入袭警罪保护的范围。显然，这一解释路径符合袭警罪维护人民警察执法权威和人身安全的立法初衷，不属于类推解释，也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②人民警察与辅警的区别是人事管理上的区别，并不是职权上的区别，当辅警协助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职权时，二者行使的职权具有同一性，只是行使职权时的具体分工不同而已。③从立法者为袭警罪中“人民警察”设定的“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限制条件也可以看出，袭警罪重点保护的不是警察的身份，而是其合法的职务，不然就根本无需设定“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限制，直接规定为“暴力袭击人民警察的，处……”。④由于辅警是公安执法的重要辅助力量，该行为侵犯的法益同样是公安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将辅警排除在“警察”概念之外将会使该法益不能得到相应保障。在体系解释的框架下运用“职务说”进行扩大解释，有助于明晰该条款中“警察”的范围。因此在该问题的认定上应淡化“身份说”，如果仅仅因为辅警和人民警察身份有别，在二者遭受了同样的侵害时，刑法就给予不同的评价，如此有违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的基本原则。

否定说

否定说（身份说）认为，袭警罪中规定的“人民警察”，应当解释为正式取得警察编制（也即具有警察身份）的人员，辅警由于不属于有正式编制的警察，所以不是袭警罪保护的对象。对于暴力袭击正在辅助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辅警人员，不应该作为袭警罪处理，理由在于辅警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只能在公安民警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

理由在于：①辅警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尚不符合2013年《警察法》规定的警察身份之法定条件。在明确辅警不具有警察身份的基础上，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贯彻刑法谦抑精神，如果警察不在现场，行为人只是袭击辅警，难以构成袭警罪，但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或者其他罪名。②辅警与公安机关签订劳动合同，不享有行政编制，并不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将袭击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辅警的行为划定为妨害公务罪的可追责范围内，是将其辅警身份拟制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结果。如果进一步将辅警身份拟制为人民警察，不但会造成对其身份的双重拟制，而且会使袭警罪的适用对象范围过于宽泛，有损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折中说

折中说（区分说）认为，只有在辅警具体性地辅助、配合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时，才能认定其属于人民警察职务执行的自然延伸。此时，辅警与人民警察的职务执行可以进行一体化认定，辅警也就属于本罪中的“人民警察”。除此之外，辅警单独执行所谓“职务”时，本身就违反法律的规定，并不属于“人民警察”的范畴。

理由在于：①辅警配合民警一起执行职务时，暴力袭击辅警虽然直接作用于辅警人身，却在事实上妨害了人民警察的公务，侵害了袭警罪的保护客体。②将人民警察扩大解释包括辅警，符合我国司法实务重职责而非身份的一贯做法，该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本文观点：否定说

本文赞同否定说（身份说）的观点，即辅警不属于袭警罪的犯罪对象。

第一，《人民警察法》第2条第2款对人民警察做出定义：“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第二章规定了人民警察的职权，第三章规定了人民警察的义务和纪律，第四章规定了人民警察的组织管理。而国务院《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第3条对辅警做出了定义：“本办法所称警务辅助人员，是指依法招聘并由公安机关管理使用，履行本办法所规定职责和劳动合同约定的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人员”，第二章规定了辅警的、义务与权利。由此可见，人民警察与辅警的定义、范围、职权（或权利、义务）、管理都并不相同，二者不可等而视之。

第二，与杀人、盗窃、强奸等自然犯不同，袭警罪等行政犯的设立并非与伦理道德有关，而是国家公权机关为了有效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而设立的犯罪，是典型的行政犯。而行政犯的最大特点在于“行政刑法之行政从属性或行政依赖性”。“一是概念界定之行政从属性，即行政犯罪的构成要件中某一构成要件的概念，必须从属于行政法规范来界定。二是空白技术之行政从属性，指行政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行政犯罪的构成要件，必须依赖行政法规范或行政机关法令来补充。……三是阻却违法之行政从属性，即因行政机关的许可或核准而阻却行政犯罪构成要件，反之才具有可罚性。”因此，袭警罪中“人民警察”的概念不得脱离前置法规范而存在，既然《人民警察法》明确规定了“人民警察”的定义和范围，就不得突破前置法的规定随意扩大“人民警察”的范围，否则属于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第三，过于强调实质解释的“职权”，隐含着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风险。“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完全没有深深陷入法律形式主义的泥坑，因而需要采用实质解释论加以拯救的问题。而恰恰是深深陷入了法律实质主义的泥坑，因而需要引入形式解释论加以纠正。”就袭警罪而言，过于强调“职权”当会导致犯罪圈不断扩张、处罚面不当扩大，甚至将见习警员、警校学生等都纳入袭警罪的对象。

在新冠疫情期间，司法机关也曾通过所谓实质解释的方式，不当扩张了“甲类传染病”的范畴，导致“甲管乙类”传染病也成为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对象。《刑法》（2017年）第330条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而《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明确规定“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因此，新冠肺炎不属于“甲类传染病”的范畴。但国家卫健委于2020年1月20日发布的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定为法定乙类传染病，同时采取甲类措施，即“甲管乙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在《刑法》（2017年）330条明确限定了“甲类传染病”的前提下，司法机关仍将“甲管乙类“的新冠病毒按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实属不当。这也是为什么《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法》第330条的犯罪对象从“甲类传染病”修正为“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的原因。

第四，肯定说（职权说）和折中说（区别说）的理由不能成立。肯定说（职权说）的论者通常会阐述当前辅警在执法活动中的牺牲、负伤情况，从表面上看，警察与辅警不易区分；从现状来看，辅警队伍日渐成为公安机关内部重要力量；从性质来看，警察与辅警只有地位之分而没有性质之别；从平等保护来看，仅仅因为受侵害对象身份不同，而认定构成不同的犯罪并适用轻重不等的法定刑，这将明显违背刑法平等保护的原则。折中说（区别说）则认为，完全肯定说的观点不仅不符合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而且也会扩大处罚范围。因而主张辅警在人民警察的带领下实施职务行为的正当性，虽然最终“暴力”落在辅警的身上，但是从当时的出警情况来看，实质上侵犯的依然是人民警察正在履行的公务，而不仅仅是对辅警的侵害。

但正如曲新久教授所言，考虑到《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刑法》第277条第5款的立法动机，是通过增设“袭警罪”罪名以提高人民警察形象和权威性，袭警罪的对象“人民警察”应当基于身份确认。生活经验告诉人们，辅警的着装及形象不是“人民警察”的样子，不能代表人民警察的形象。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解释“人民警察”概念，必须坚守《人民警察法》所确立的“人民警察”之法定概念，不能将不是“人民警察”的辅警、协警及其他协助警察执法的现场群众解释为“人民警察”。

就身份而言，辅警并不是“人民警察”。辅警因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而没有（不能履行）警察职务，不能执行公务，尤其是因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而不能代表、代理、代替警察执法，这与“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罪状限制性描述联系起来，结论应当是清晰而明确的，辅警不是“暴力袭击”行为的对象，更不是构成要件意义上的行为对象。

破除身份论，看似重视辅警工作、维护平等原则，实则是突破“人民警察”之法定概念，这在日常语言层面可以视为“扩张解释”人民警察，即以“人民警察”法定概念为中心向外拓展“警察”一词的外延，甚至可以将不是“人民警察”而与警察有某种联系的任何人都纳入到“警察”一词的范围。但是，在刑法规范层面，这已经不单单是在类推适用“人民警察”概念，而是突破了类推适用的极限。

最后，虽然暴力袭击辅警的行为不构成袭警罪，但可以根据职权说构成妨害公务罪，这也与监察法相协调。在同时袭击人民警察与辅警的场合，会存在因袭击对象不同定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的不公平情况，但是，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刑法的不完整性，不能完全通过解释来弥补。”

PAST · 往期回顾

暴力妨碍协助警务工作的警校学员应当构成妨害公务罪

曲新久：《论袭警罪之“暴力袭击”》，《现代法学》2023年第3期。
张开骏：《公务保护与人权保障平衡下的袭警罪教义学分析》，《中外法学》2021年第6期。
付洁：《袭警罪条款体系解释研究》，《公安学研究》2021年第6期。
赵恒：《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袭警罪的司法适用》，《法学》2022年第12期。
张澍：《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解释适用》，《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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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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