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南人，挤满海南岛

没想到他不仅去，还决定成为“新海南人”。尤其是听说海南还可能发展成“小香港”，他特别兴奋。下决定前，他把去海南的利弊一一写下来——

能不能适应潮湿的天气？“以前天天在厨房待着，早就习惯了。”

能不能接受工资降低？他在北京某京菜名店工作了多年，每月收入能达两万。去海南能拿到的工资必定比不过北京，但他能接受，因为觉得有发展前景。

他身上透出一股江湖的草莽劲，首先卖掉了车子，“断掉自己的退路”，留出一个月交接工作，行李比人更早，先到了海南。

2023年7月，魏贺仁怀着改变人生的理想，踏上了飞向海南的飞机。

一些人渴望成为新海南人，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孩子。

同样从北京去海南，汪萃的决定始于一次住院陪床。孩子体弱，每到冬天，总会感冒发烧，她数不清跑了多少趟儿研所。2020年冬天，女儿由于严重惊厥住院。她痛定思痛，萌生了换一个环境生活的念头，“发烧没法控制，除非去一个少感冒的地方”。

学籍也是摆在眼前的问题。她和丈夫在北京没有房子，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她要找一个环境好、孩子还能解决上学问题的地方。丈夫在海南完成大学，有海南户口，加上夫妻俩手上有一点余钱，在北京房山和海南海口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

现在来海南的家长们，情况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想卷了”，一类是为了竞争更小的高考通道而来。

在教育内卷这件事上，沈阳妈妈林芸曾是一个认真鸡娃的母亲。为了孩子读书，她在沈阳排名前几的重点学校片区买了学区房，放学和周末投入所有时间陪女儿写作业，带女儿穿梭于各个补习班之间。

每当结果不如预期，她便会感到付出打了水漂。怒气上头，免不了斥责孩子。成倍的压力一度让孩子厌学，“上补习班像上刑场，每天上学都是拉锯战，在小区门口大哭，不愿意上校车”。

林芸还患有严重的腰突，前年腰突发作，在床上躺了半年，暴瘦十斤，差点抑郁。去年冬天，女儿又得了支原体肺炎，她四处辗转，托人挂号、看病、住院。接二连三地生病，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砍断了她过去鸡娃的执念，“我当时发誓，再也不逼孩子了”。

加上她又听别人说，娃到初中还有班补和校补，“不参加都不行，费用更高”。她觉得，“真的受够了”。

去年年底，她和丈夫带孩子去三亚旅居，原想着散心养腰，没想到“一下就爱上了”。今年三月，她通过人才引进，把东北的生活连根拔起，从沈阳搬来了三亚，让女儿入读公立小学。

为了孩子，他们双双辞职。她自己入职了三亚的一家私企，做平面设计。丈夫来到三亚后，开始做房租中介，负责房屋租赁，并着手筹备民宿。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人其实更像是被逼无奈。就像是魏贺仁，他受够了发愁孩子在哪儿高考的折磨。

作为一名二十年的老北漂，这些年，天津高达三四百万的买房落户把他拦在门外，他转向北京南边的涿州，买了房后才发现误判了河北高考的地狱级难度，又只好将孩子送回内蒙老家，他在北京赚钱，妻子和孩子在内蒙上学。

但这种分居两地的生活也让他难受，“那会儿真的想孩子想得不行了，一天都不想在北京待了”。

现在，他来到了海南。心想，只要孩子能跟着过来，有学可上，“哪怕去街上推个车卖煎饼，我也不会饿死”。

以前去深圳出差，有人给魏贺仁远远指着深圳湾的对面，告诉他：“那里就是香港。”他还没去过，在周围人的讲述里，那是一个繁华迷人眼的城市。消费高，房子不按平方米，而是按尺算；三五十元的理发，放在他的生活里称得上贵，但在香港要翻十倍八倍不止，“我去了香港可能就是土老帽”。

他觉得，自己的选择也有利于孩子。因为，海南若有一天能发展起来，成为小香港，这个蓝图背后的意味远远不止一份工作，一个生活地点那么简单。

“就算孩子没有考好，最起码有个海南户口，那他的下一代也会好一些。”他不想孩子留在内蒙，“家族里总得有一个往出闯的，不能我放羊，孩子也继续放羊，那这就完蛋了”。

家长们的期望也有一定依据。从高考录取比例来看，相比一些高考大省，海南确实具备一定程度的比较优势。2023年高考，海南省的本科上线率多年排在全国前列，远远超过河南、河北、山东等省。

圈里也有一些成功者的故事在流传着。比如39岁的郑州妈妈郑欣吟，就提到，自己表妹十几年前，从河南来到海南高考，最后考上了南开大学。她觉得，相比河南高考的顶级难度，她更宁愿自己的孩子起跑线能轻松些。

而根据海南目前的教育政策，想在海南参加高考，需要在海南完成六年教育，也就是说，小升初的时候就要入读。为此，她专门买下了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学区房，初中前就要带孩子来海南上学。

当然，现实往往不如想象简单美好。想要收获，必然要付出代价。

蚊子可能是许多新海南人的第一个劲敌。在海边待一天，除了晒黑的皮肤，还有一腿的包。海南的蟑螂，个头几乎有北京蟑螂的十倍大，还能在天上飞，很多人遇上了只能仓皇逃窜。不过，这些比起不再发作的过敏、不再难受的鼻炎、不再犯疼的腰，也能克服克服。

更多的代价则来自更深的层面。

回到海南后，汪萃的直观感受，“海口除了房价没有北京高，蔬菜、肉类、油价，乃至于一些日用品的价格甚至都超过北京。”她原本的计划是专心照顾孩子一段时间，仅仅两周后，她就坐不住了，“躺平不了，需要收入”。

再入职场，拿着北京头部企业工作多年的履历，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也是薪水腰斩。离开了北京的公司，失去了外派国外学习的机会，汪萃忽然明白，什么是错把平台当能力，“职业光辉是平台给的，离开了那里，就啥都没有了”。

原来的计划也被打乱。一开始，汪萃在北京的老东家给介绍了工作，是一个个体户，待了半年，“发现跟原来的工作完全不一样”。

自己只能再投简历，又进了一家公司负责品牌与市场。

不同的工作理念也会发生冲突。在海南，作为管理层，汪萃时常心累。海南人注重工作和生活平衡，能休息绝对不卷。长时间的午休，一度令她不适应。同事们都带着躺椅，午休时间一到，戴上遮光眼罩，往椅子上一躺，拒绝一切工作打扰。在北京工作十几年，汪萃几乎没有这样的时刻，“曾经工作是以分钟为单位，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还有的直接发生正面冲突。

比如魏贺仁，刚来的一段时间，中午给人打电话沟通工作，两次之后被人警告，“中午不能打电话！”

如果说职业上的落差，自己还能消化，但来到海南后，就连寄托最大的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并不像很多人想得那样美好。

回到海南后，汪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丈夫用积蓄买下了一套两百万左右的学区房，备着孩子上中学用。她下定决心，“既然回来了，就要在自己条件范围内加满，不留遗憾”。

但她很快发现，海南当地的教育心态，与内陆天差地别。海南本地家长特别佛系，心态都很轻松，还有的家长发现，放学了孩子们就在小区楼下疯玩，补习班门口，也很少见到排着队上课的孩子。

而且，环境轻松之后，当地人更愿意生孩子了。

比如，去年来到海口的夏萏就发现，海南本地少有幼儿园倒闭的现象，反而是不断加开，“本地妈妈很多是全职太太，家里通常有好几个孩子。”

夏萏感受到的，也被统计数据证实。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3》显示，海南以8.6%的人口出生率，排在全国第五名，比北京高了近3个百分点，而东三省任何一个城市的出生率，都不到海南的一半。

这样的氛围一方面令刚成为新海南人的家长们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被潜移默化地影响。

到海南的最初，汪萃还在鸡娃。她给孩子报了主持人班，但跟当地家长理念相差太远，聊都聊不到一块儿去，最后，她慢慢说服自己放下，“在学校能跟得上就行了”。

所以，成为新海南人的另一个家长们意想不到的代价，是不得不减少与原来朋友圈的交流。比如，汪萃选择不闻不问，尽量不和北京的亲人朋友聊孩子学习的事，“把期望降低，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与此同时，她开始鸡自己——每天下班回家，她雷打不动学40分钟英语，每周要求自己录制英语口语的vlog，以此倒逼自己练习写作，背材料、记单词、练口语。

有时候，哪怕暂时放下了，也不是真的放下。

比如，去年暑假，被海南轻松的教育氛围影响了之后，郑欣吟带孩子去各地自驾游，孩子特别开心。结果，当她自己回到郑州，和朋友聊起来，“朋友们暑假里都给孩子报了各种班，提前学下学期的内容，只有我在玩”。

一瞬间，焦虑又重新席卷了她。

成为新海南人之后，一些人的确完美融入，逐渐适应新的身份。

朱磊就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松弛型海南人。他早晨送孩子去学校以后，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接下来的一天都属于自己。有时他和妻子下楼去当地的餐馆嗦粉，有时去小区游泳，游完泳骑车去海边看海。

每个来到海南的人，都孜孜不倦赞美它的美。天上的云变化无穷，千姿百态，“像漫画里一样”。起初不同意来海南的妻子如今感谢他，“打破了舒适圈”。

当然，看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闲适的生活氛围，养成了海南人喜欢热闹的性格，也喜欢更方便的电动车。郑欣吟听当地人说过一个段子，在海南，两个电动车相撞，车主做的第一件事是不是吵架、论理，而是抄下对方的车牌号，“去买个彩票”。

她之前在郑州创业，“大家都在卷，你不得不卷”。现在，她在海口当地注册了分公司，一天天过去，紧绷的弦松了，“朋友问我在海南干嘛，我说我在躺平”。海南的免税商城是旅游的必去打卡点，作为新岛民，她也时常光顾。而未来封关，海南本地岛民将不再需要离岛船票，随意就能买到免税商品。

而现在，要想买免税商品还稍微麻烦点，她还会花50元买一张往返湛江的轮渡，时间大约五个小时。她喜欢在船上看书，听歌，累了就去甲板上吹吹海风。

海口还有一个特色是公园多，夜宵摊人气旺。有一天，她去吃早餐，店里坐着几个年轻人，她原诧异年轻人起得真早，老板告诉她，“这是你的早餐，但却是他们的夜宵嘞！”

这些都是现实可以触摸到的东西，但人们更在乎海南未来的发展。不过，面对未来封关的远景，很多繁华还只是停留在想象中。

海南生态软件园是一个地标性的园区。它坐落于海口西侧老城经济开发区，是“海南省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和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伴随海南自贸港一系列优惠政策出台，吸引了诸如腾讯、字节跳动、小米、百度、新浪、美团等互联网大厂落地注册相关公司。

然而，与字面上感受到的繁荣不同，郑欣吟每次路过，“很少看到大楼亮着灯”。院子里仅有几个像是做后勤的人员在活动。

汪萃也有同感，许多外地企业仅在海南注册了公司，却没有真正引入人才。她办理身份证时，派出所的人员告诉她，“很多人是因为自贸港过来，只是办了个身份证落户，落了户他立马就走了”。

现在，随着封关节点临近，海南的落户政策也在收窄。2021年，汪萃回来时，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在55岁之内即满足条件，现在已经收紧到50岁以下。

“也许封关之后，人会慢慢多起来吧。”郑欣吟这么希望着。

不过，有人在努力适应，也有人开始后悔。

对于夏萏而言，焦虑好像在身体里扎根了，并没有随着移居而改变。

夏萏租住在海口一个住户量庞大的小区，她陪儿子下楼玩，发现了一个让她格外皱眉的事情，“这里家长很多都不看着孩子，很多一二年级的孩子，三句话里有两句都是粗口”。她担心孩子染上讲脏话的习惯，就渐渐不带孩子下楼了。要出门，就在篮球培训馆玩。

夏萏三番四次地提出要重回北京，但这并不容易。去年夏天，她已经卖掉了北京每月房贷两万的房子。而且，丈夫从事教育行业，海南的教育市场远未饱和，事业蒸蒸日上，“我也接受不了两地分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她只能继续焦虑。现在，儿子准备在海南上幼儿园，夏萏选择了学费一年六万块的私立，并决定，如果继续在海南生活，“孩子以后就走私立的路”。

不过，如今的海南，也从不会缺少怀揣憧憬的新人。

到海南后，魏贺仁给内蒙的家人拍摄路上看到的云，“他们一看，这不是过年家里边的挂画吗？”他父母会以自豪的口气向别人介绍，“我儿子在海南哩”。

魏贺仁计划，今年暑假就把正在读五年级的儿子接过来，让他提前适应海南的氛围。他相信孩子会喜欢这里。

最重要的是，他终于能与妻子孩子一起生活了。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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