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故宫三部曲”是怎么拍出来的？

周兵老师：

为什么要记录？它的价值何在？记录是一种集体的记忆还是个体的记忆？是用摄像机记录还是用心来记录？这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广播学院（现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求学时起，就令我困惑的问题，纪录片界为此争论不休。

面对生活，我们拍下影像，录下声音，是想表达什么，还是想确立某种关系，或者是在一种记录的行为关系中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面对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记录到底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功利需求？我们通过掌握的某些手段、技术和方法进行记录从而实现某种表达，是记录到的事实本身重要，还是记录者的动机重要？我们记录下各种事件的发生、人与人的关系、情感的表达、历史的记忆。

这一切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吗？我们为什么要记录当下？

从1995 年开始，我就十分注重影像的精美、叙事结构的精巧，注重文献的调研和真实性，力图把对中国历史和艺术的梳理和解读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出来，把所谓“全新的方式”融合到影视艺术的技巧上。我一直在努力完成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用最新的技术、最精美的画质去拍摄，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去剪辑，学习的对象就是 BBC 和国家地理频道的纪录片和好莱坞、欧洲的电影大片。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我就清晰地对团队的伙伴们提出，我们要用电影的技术来制作电视纪录片，这其中除了故事结构、画面还包括声音。从那时开始，我们制作的几乎每一部纪录片，在声音的制作上我开始追求我们那时候能达到极致的美和效果，我全力将我们能整合到的最好资源、财力物力所能带来的最好技术，全部融合到一部纪录片当中。同时，受到我的老师时间先生的影响，我们每一部纪录片都尽可能邀请到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国内、国际学者来为我们做学术指导。在文献考证方面，我们要求用所有精力去找到最原始的文献，很多文献甚至是专业学者没有看到和寻找到的，我们也特别注重影像文献的挖掘。

后来我提出了一句口号：“我们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一份子。”这也是我对我们团队说的，我们一直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一直在用各种影像方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用纪录片的方式，在梳理传播中国人的艺术、文化和审美。

在上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靠文字、绘画、音乐等方式来传承中国人独有的文化精神信息和对美的认识。今天，我们身处这个影像艺术的时代，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我只是想随顺这个时代，用这样的方式重新延续中国人可以去延续的文化艺术的精髓。所以我个人觉得，导演最重要的是思想价值观的修炼，真正有价值的还是在纪录片之外的你的思考、你的感悟。

我多次去中国各个电视台做讲座。在与那些对纪录片创作充满热情的人们的交流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一部分机构导演和制片人，以及新入行的独立制作人，对纪录片制作的多个环节尚缺乏职业化的训练和规范。在很多创作流程中，比如前期资料的收集和整合、拍摄计划的制订和执行、解说词创作以及动画制作的方法和流程等，大家还总会重复一些可以避免的失误。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将自己和团队过去三十几年的创作心得结集成一个课程。可以帮助一些刚刚入行的年轻人。“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会一路走好吗”？答案在每个人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