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倒李胜利后，韩女的战争还没结束

前不久，BBC纪录片《下药、性侵和羞辱——揭露韩流明星聊天室里的秘密》的上线，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这部影片主要追溯了郑俊英、李胜利等韩国男星的双面人生，是如何被层层揭开的。坐拥百万女性粉丝的光鲜背后，他们的黑暗一面，是在聊天室分享羞辱、强奸女性的视频，在夜店里安排迷奸女性的交易。

韩国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系教授李秀贞曾在访谈中，将Burning Sun事件和“N号房”事件联系到了一起。“发生在虚拟空间抑或是现实空间，这不是重点”，从对儿童和年轻女性的人权以及性自主决定权的侵害程度上看，两个事件的本质相同，都属于数码性剥削犯罪。

而在性剥削犯罪发展出数百种形式的当下，韩语里原意为“隐藏式摄影机”的Molka一词，也相应地衍生出了“一个女性在不知情、且本人会遭到羞辱的情况下被拍摄”的含义。

统计显示，在2017年，韩国有案可查的Molka犯罪就发生了六千多起，而这类犯罪的数量在近15年增长了11倍。

它可能发生在线上聊天室中，也可能发生在公厕、酒店和试衣间里；可能发生在被诱骗的未成年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恋人之间。而性剥削的材料，一旦流传到互联网上，就可能被反复上传、广泛传播，几乎不可能被彻底删除。

Molka，已经成为全体韩国女性共同的恐惧。

就在这部纪录片上线后不久，韩媒报道了“第二个N号房”事件。一家Burning Sun的关停，几个主犯的被捕，并没能止住性剥削犯罪，也没能拔起其背后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和厌女症——它们犹如腐朽的太阳，悬挂在所有韩国女性的头顶，投下令人不安的阴影。

然而同样在燃烧的，还有女性的痛苦与愤怒。

夜店深处和手心里的地狱

那是2019年，距离歌手郑俊英从“偷拍丑闻”中抽身回到聚光灯下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而记者姜京允则在此时拿到了他手机数据的备份。

最开始，姜京允并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只是希望能找到之前那起偷拍事件的证据。

三年前，有报道称郑俊英偷拍了女友景美的隐私视频。因为害怕遭到传播，景美以“非法拍摄罪”为由起诉了郑俊英。

为了逃脱罪责，郑俊英没有将手机交给警方，而是交给了一家私人公司鉴定。最终调查草草结束，郑俊英也被无罪释放。

然而这些数据其实已经被悄悄备份，并曾被相关人士以“某鉴定企业持有非法视频”的名义进行了自爆式的匿名举报，警方却始终无所作为。三年后，这份拷贝被辗转交到了记者姜京允的手上。

浏览备份的过程中，姜京允并没有找到景美的影像，却看到了郑俊英偷拍其他众多女性的视频。这些视频，还被散布到了多个聊天室里。

其中的一个聊天室中，充斥当年在韩娱里闪闪发光的名字：李胜利、崔钟训、李宗泫、龙亨俊……这些精心包装自己绅士形象的男明星，像玩笑一样分享着性剥削影像，并伴之以羞辱的言论。

每当一个聊天室成员炫耀自己刚发生过性关系时，另一个人就会问有没有视频。而警方后续的调查显示，这样的对话中，通常都会有偷拍视频出现。

聊天记录里甚至还出现了严重性侵的证据，受害者包括聊天室成员的粉丝和女性朋友。

在一次度假村旅行中，郑俊英、崔钟训和另外四名好友邀请了崔钟训的一名女性朋友同行。在这次旅行中，几人轮奸了失去意识的女生，随后照片和视频被不断地发送到聊天室里，与不在场的成员分享。其中一个视频的视角，看起来甚至像是有人在强奸发生时拉开房门，“像开玩笑一样”拍摄下来的。

两个月后，郑俊英在大邱举行粉丝签售会的期间，和崔钟训一起轮奸了一名昏迷的粉丝。在聊天室里，郑俊英吹嘘：“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一夜。”又用满不在乎的口吻说：“这女的醉得太厉害，头都要撞碎了。”

“他们把女性当玩具，令她们失去意识，对她们进行侮辱，并作为战利品炫耀和冷嘲热讽。”姜京允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随即开始按照时间顺序整理这些数据。

抽丝剥茧中，她发觉李胜利是这个聊天室“兄弟会”中“皇帝一般”的领导人物，也渐渐发掘出他打造的围剿女性的“猎场”。

李胜利从来不遮掩自己的野心，他曾一度在演出舞台上大肆推销来路不明的“癌症检测剂”。自诩为韩国的盖茨比，李胜利在演艺事业之外更试图建立起一个横跨多国的商业版图。

而在他的宏图里，女性不仅仅是在聊天室里和“兄弟”们炫耀消遣的“玩具”，更是“从有钱人那里获得投资的工具”。

在他所拥有的号称江南区最大的夜店Burning Sun之中，隐藏着一道完整的性剥削链条。

“性感、美丽的女人是猎物。这些男人是猎人。”高昂的入场费用，将潜在的投资者筛选出来作为VIP客户。李胜利的明星效应，免费入场、免费酒水乃至毒品，都成了吸引女性顾客的诱饵。

在围剿女性的猎场中，夜店的MD（销售）担任了为VIP“猎捕”女孩的角色。

如果VIP看中了某个女性，并提出“把她弄到我身边”的命令，MD便会想尽办法使她失去意识。接下来，VIP会把失去意识的女孩带到Burning Sun最深处的房间，或是其它地方实施强奸。

一名Burning Sun曾经的MD透露，某个VVIP客户，对失去意识的女性具有“疯狂的胃口”，甚至对他直接下达了“给我弄点僵尸来”的命令。

纪录片中，一位Burning Sun事件中的受害者在镜头前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原本只是和自己的女性朋友来这家夜店里玩，喝了一两杯后，她觉得自己今天好像醉得很快，还和朋友说“不能再喝了”。然而等到恢复意识时，她已经躺在陌生的酒店房间，之前在夜店里给她递过饮料的男人则向她冲来，命令她脱掉衣服。

在侵害结束后，她冲到垃圾桶旁剧烈地呕吐，接着哀求加害者放过她，让她回家，却被加害者要求微笑着拍照。她笑不出来，只想挡住自己的脸，最后被强迫着拍下了一张比着V字手势的照片，然后才得以离开。

在网上，有很多女性怀疑自己在江南区的夜店遭受了迷奸，却在迷奸药物的作用下失去了记忆。只有少数和她一样的受害者，在侵害结束前恢复了意识，完整地记下了那场近乎谋杀般的暴力和残忍，也由此才有了报警和起诉的机会。

她前往警局报案，但加害者以那张V字手势照片为证，称她是自愿的。她的报案被驳回，加害者大摇大摆走出了警局，之后顺利地离开了韩国。

另一位调查记者高尚恩，认为Burning Sun之所以变成了“专属于他们的黑暗地堡”，最大的原因是警察的包庇。他采访到的Burning Sun前工作人员中，就有人与警察进行过现金交易，或是为了掩盖某些事件与警察接触。

而在另外一边，姜京允也在郑俊英的手机数据中发现了一名“警察总长”的存在。

“警察总长说，不必担心。”“不管谁告发，都会被解决的。”

在“警察总长”的庇护下，聊天室成员们有恃无恐地继续着种种恶行。崔钟训曾因酒驾被抓，但某位警察替他拦下了惩罚。崔钟训还在群聊里夸口说，负责他案子的警官打来电话，祝他生日快乐。

而Burning Sun事件最初出现在韩国公众的视线中，也正是因为一条“警察打人”的新闻。

2018年11月，一名男子声称自己为了保护被Burning Sun员工强行拖拽的女性而遭到殴打，报警后却被警察抓到警局里继续殴打，之后又被扣上了刑事殴打、猥亵、妨碍公务和诽谤等一系列罪名。男子在网上痛陈自己的经历，被警方反诉名誉损害，这才引发了更多媒体对Burning Sun的跟进调查。

在韩国，权力的腐败，往往比性侵害更能触痛更多民众的神经。但至少借此契机，掌握了权力的男性在黑暗处对女性的剥削，得以一点点在日光下被揭开。

“没人会为此坐牢”

纵观整起事件，每个关键的节点上都有勇敢的女性作为吹哨人挺身而出。

郑俊英当时的女友景美，是这一系列事件最初的揭露者。她在发现偷拍之初便选择了报警，但由于担心被控诬告罪，也因察觉到社会对作为受害者的她产生了过度的关注，最终选择撤案。

景美不得不为郑俊英发表公开声明，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并向他道歉。

郑俊英也在之后的记者会上端出一脸委屈为自己正名。他声称“拍摄”只是玩笑，并暗示这一切都是景美在和自己争吵过后的“公报私仇”。

舆论随即压倒性地把郑俊英当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而第一时间报道这起事件的记者朴孝实，则被看作是诬陷无辜的罪魁祸首，并因此遭到了不断升级的骚扰和死亡威胁。

记者会的六个月后，骚扰持续不断，电话从凌晨两点一直响到五点，辱骂和发送淫秽图片的短信也纷纷涌来。当时的朴孝实正处在孕期，她完全精神崩溃，一度难以走出家门，最后流产两次，至今也没有自己的孩子。

而记者姜京允，在调查报道Burning Sun事件的期间也正怀着孕。浏览聊天室消息时，她每隔十分钟就要到洗手间呕吐一次。吐完，又回来继续调查。

尽管在看到朴孝实的遭遇后多少也有些担忧，但姜京允还是坚持调查并公布了真相。直到报道发出三年后的今天，她还在遭受着人身骚扰。

调查也曾一度陷入僵局，那位庇护娱乐圈“兄弟会”和Burning Sun的“警察总长”始终没有线索。在此时，歌手具荷拉主动联系了姜京允，希望能够提供帮助。

在这通电话里，具荷拉恳切地说出了自己同为“色情报复偷拍影片受害者”的困境。当时的她，正因此事而深陷舆论漩涡。前男友崔钟范在与她分手后，威胁要将自己偷拍她的隐私视频公之于众。面对恐吓，具荷拉在哀求过后，没有听取律师顾忌舆论而息事宁人的建议，最终选择了报警。

这之后，一切都开始失控。娱乐小报对崔钟范“具荷拉自己录制了这段视频”的说法大做文章，大批网友随之对她进行荡妇羞辱。

在Burning Sun事件中，具荷拉帮助记者问出了“警察总长”的名字——尹奎根，补上了关键一环证据。由此，揭露聊天室与Burning Sun事件的两篇重磅报道才得以在48小时内连续发出。

之后，在指控崔钟范敲诈勒索的案件中，具荷拉出庭作证。但未等到宣判，2019年11月，她在自己的Instagram上发布了一条帖子，只有两个字——“再见”，随后便结束了自己生命。

悲剧发生前，具荷拉好友雪莉的自杀对她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那时姜京允察觉到了具荷拉的反常，于是向她发去了鼓励的短信：“荷拉，你真的是个非常勇敢和帅气的女性，我希望你能快乐。”

具荷拉则用十分明朗的语气回复道：“记者您好，我没事的，我会努力生活的。”

收到回复的姜京允放下心来，没想到这就是她们的最后一次对话了。

在具荷拉自杀后，崔钟范被判犯有袭击和恐吓罪，刑期一年；而伤害具荷拉最深的偷拍罪，却因证据不足判处缓刑。

属于荷拉自己的正义，没能真正到来。

韩剧《模范出租车》曾对Burning Sun事件进行改编演绎。剧中，以李胜利为原型的男星被判了无期刑期，参与迷奸的夜店客户在挨了一记飞踢后被扔进废弃车厂体会任人“挑选”的滋味，包庇男星的警察，则在藏身处收获了被勒死的结局。

但现实并非是一出复仇爽剧，就连第一时间报警的受害者也“从来没期待过正义”。三年后再回看，很难说每个Burning Sun事件中的加害者都获得了应得的处置——至少他们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忏悔和愧疚。

隐藏在幕后的“警察总长”尹奎根，被象征性地停职调查，最终被判定为“无受贿嫌疑”而被无罪释放，淡出了公众视野。

顶着九项指控的李胜利，则在32岁的年纪忽然主动服了兵役。或许是因为加入军队，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那里的判例远比社会法庭要轻得多。最终，他只被判处了一年零6个月的刑期——甚至比兵役还短。

就在去年的2月，李胜利出狱了。如今他离开了唾弃他的韩国市场，到海外继续自己的“事业”。有报道称，他最近正准备在柬埔寨开办夜店，并完成了收购夜店的投资。不久前，还有印尼富豪邀请李胜利参加自己的婚礼，并在社交媒体上引以为傲。

聊天室里其余的参与者，有几人从最开始就因“只是浏览而没传播”而被判无罪或是轻判，至今都还有粉丝试图证明他们的纯洁无辜。

而被判6年刑期的郑俊英，后来也被改判为5年。今年3月，他在凌晨踏出了监狱，对媒体沉默不语。两个月后，便有报道称郑俊英正在广泛接触音乐界人士，试图以制作人的身份到幕后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至此，聊天室里的所有男星都已出狱。

在他们陆续接受调查与审判的期间，韩国政府提高了对数字性剥削犯罪的惩罚力度，但在执行的过程中，法律又总是展现出最“宽容”的一面。

在去年的一部纪录片中，一位韩国律师表示，自己有过七十多个偷拍犯客户，其中不乏有教授、公务员等社会地位很高的男性，甚至还有一名法官。一名银行家，在三年内对四万名不同女性实施了偷拍，最后却被缓刑释放。

律师颇为无奈地解释：“如果这些人只是偷拍照片，并且是初犯的话，几乎没有人会为此坐牢；第二次，会被罚款；第三次，缓刑；直到第四次，进监狱。”

而在立法完善之前，Molka这类数字性剥削犯罪，只有在符合“传播或持有非法影像”的罪名时才会得到惩罚。法律的空缺，极大地加固了男性“自己浏览不是错”的观念。而当Molka的产物，与满足了“达到一定年龄、知情、自愿”等性同意条件的色情制品，都被划在了“非法影像”这同一个范畴里时，Molka事件中，女性非自愿的出发点和她们遭受的伤害也被隐去了。

一贯的漠视和不痛不痒的处罚，为近年来的一系列性剥削犯罪早早埋下了祸根。

曾经全世界最大的儿童性剥削网站，正是由韩国人孙正宇运营的，他也被视作是韩国数码性剥削犯罪的源头。

2018年，孙正宇在相关法律修订前接受了审判，最终仅仅被判处了一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而韩国法院以行使司法主权为由，拒绝了美国对孙正宇的引渡申请。

要知道，在大洋对岸，下载一个儿童性剥削视频就会获得5年刑期，这个数字还会根据下载的数量向上叠加。以致于从该网站下载过一个视频的美国用户，都比孙正宇多坐了好几年牢。

在韩国，这一网站的多数用户也都没有被法律制裁，他们涌向了后来的“N号房”，或许还有人成为了Burning Sun的座上宾。讽刺的是，“N号房”事件中，也仅有部分会员被以共犯身份处置，而在Burning Sun事件中，所谓的VIP客户，没有一人被逮捕。

而Burning Sun的前员工则坦言，如今的江南区夜店和之前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现在仍在发生”。

燃烧的，还有火花

就在这部纪录片上线后的第三天，韩媒便报道了“第二个N号房”事件。

被抓捕的5名团伙作案的嫌疑人，连续四年制作用“深度伪造”技术换脸合成的色情照片或视频，并在Telegram上大肆传播。目前已确认的受害女性多达61人，其中包含未成年人。

警方表示，这一团伙并没有从非法制品中获利，他们的犯罪目的，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为此，他们甚至会将伪造的影像发送给受害者本人。

他们最早的作案时间可以追溯到2021年7月，而这个时间点，距离“N号房”创始人文炯旭一审被判34年有期徒刑，才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

法律似乎没有对加害者们产生一丝威慑。“N号房”主犯被捕后，相关的聊天室随即出现了铺天盖地的怀念。事件余波未平，就又出现了大量新型的性剥削犯罪，手法也变得更为复杂。

隐藏式摄像机、“深度伪造”、隔空猥亵、流媒体直播……无论形式如何变化，这些犯罪的本质相同，都是剥夺了女性的“人权以及性自主决定权”的性剥削犯罪。而在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催化下，性剥削犯罪的形式已经远远不止人们所熟知的几种，而是达到了数百种之多，并且还在愈演愈烈。

官方立法和更新认知的速度，则远远跟不上恶行分化的速度。

在“N号房”事件发生后，韩国国内“解决数码性剥削犯罪”的请愿在发出后的三个月内，获得了突破十万人的支持，成为了国会必须参与受理并审查的一号请愿。直到此时，青瓦台才直面了汹涌的民意，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失望。

国会在次月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例法〉修正案》作为回应，其中修订的内容只是加强对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犯罪的处罚。

官方对性剥削犯罪的认识不足，在立法会议上就显露了端倪。当天，国会法司委的大部分出席者都误以为“N号房”事件的本质是“深度伪造”。其中一位国会议员的发言，更是让人愤怒。“难道自己偷偷看都要被处罚吗？”“就当是艺术不行吗？”数句反问，倒像是在为加害者辩护。

面对性剥削犯罪，身处不同社会位置的男人忽然烂到了同一战线上。就在Burning Sun事件甚嚣尘上时，李胜利所属娱乐公司的股东辩解道：“3年前的对话如果是有罪的话，大韩民国所有男人就都是罪人了，只是开玩笑聊的内容也得这样被大家责骂吗？”

如果说一名利益相关的股东无法代表全体韩国男人，那些互联网角落里匿名的声音或许更真实地反映出了韩国社会层面的“兄弟心声”。

当民众请愿公布“N号房”26万付费会员的身份时，立马有人匿名表达委屈：“我又没有犯罪，只是付费观看成人视频而已，这有错吗？”

他们甚至把自己看作受害者，去指责真正的受害女性：“我们付了钱，结果房间没了，她们才是诈骗犯。”

而在受害者这边，她们的痛苦，在确认自己成为受害者之前就已经开始。

为五位Burning Sun事件受害者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方律师指出，相比其他类型的性侵犯案件，遭遇数码性剥削的受害者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一些曾和聊天室“兄弟会”有过交集的女性，纷纷联系了方律师，并焦虑地询问他：“影片里会有我吗？”

而当确认了自己受害的事实后，她们最大的共同反应，变成了“影片已经在外面传播了吗？”

“每次新的观众观看性剥削材料时，犯罪都会再次发生。”比起经济赔偿，受害者更希望获得的补偿，无一不是“永久删除视频”。

在“N号房”事件爆发后，韩国政府开通了援助Molka受害者的热线电话，除了提供心理和法律咨询，还会替受害者删除相关视频。

在刚开通的一年内，这通热线就收到了两千多名女性的求助。然而影像一旦流入网络，就极难彻底删除。一位受害女性的视频，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被反复上传了 2700 多次，单个链接的浏览量就已经超过了 40 万次。

在韩国，甚至出现了专门通过监控和清理隐私影像来盈利的公司。这些公司价格高昂，而在招揽客户时，他们往往会强调：“在韩国，一段露骨的视频可能意味着女性社交或职业生涯的结束。”

这番略显“趁人之危”的言论，牢牢地抓住了受害者们真实的恐惧。

最初报道“N号房”事件的“追踪团火花”曾在书中写道，她们在接受采访时最常被问到的，不是受害者的现状如何，不是政府做了什么、没有做到什么，而是“最令人震惊的画面是怎样的”。

在试图为Burning Sun受害者提供帮助时，记者姜京允也遭遇了如此痛心的时刻：“她们中的一些人乞求，‘请救救我。我以后该怎么生活？’” 羞愧和愤怒之余，受害者们也害怕“被贴上性犯罪受害者的红字”。

“受害者有罪论”和以关注为名的猎奇目光，是社会对她们施加的二次伤害。

加害者隐入相互包庇的“兄弟会”、如常生活，甚至继续为恶，受害者却在反复的精神创伤和恐惧中挣扎、甚至结束生命，吹哨人也遭受着持续的人身攻击和骚扰。这一切或许足以说明，屡禁不止、层出不穷的性剥削犯罪，背后是整个韩国社会的病态和厌女意识。

韩国网络性暴力应对中心的活动人士李孝琳曾表示，韩娱明星对Molka的参与，“一点也不奇怪，只是表明这个问题有多普遍”。就像姜京允解释自己想做娱乐记者的初衷时所说的那样，娱乐行业中所发生的事，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外表光鲜，内里金钱至上、勾结权力、围剿女性——通过娱乐圈的微缩景观，她所看到的，是社会更深处的真实。

“我只是想把一颗鹅卵石投进一个大池塘。没有出现巨浪也是正常的，但围绕权力和性产生的各种问题并不是新鲜事。这件事是对他们的一个警告，尽管池塘似乎又安静下来了。”

虽然失望，虽然恐惧，韩国的女性也没有放弃希望。

而在近日曝光的“第二个N号房”事件中，“追踪团火花”的成员之一袁智恩提供了决定性协助。她将自己伪装成男性，在线上潜伏两年后与主犯取得联系，并在今年将他引到线下见面，帮助警方成功将其抓获。

名为追踪团，实际上这个团体的全部成员，不过是两个二十岁出头的女生。在5年前最初报道“N号房”时，她们都还只是新闻系的学生。

她们曾经遭遇尾随，曾经被人把真实姓名发到Telegram的群组中，曾不得不举起甩棍保护彼此。但她们时至今日还在不断地深入调查，这种坚持的发心，是“把我们感受到的愤怒和痛苦作为社会共同思考的问题提出来”。

也正是愤怒和痛苦的力量，让女性们在法律缺席和失声的地方，一次次地向彼此散发着信任和支持，一次次地团结在一起，反抗头顶腐朽的太阳。

无论是在Burning Sun事件中坚持调查的女记者、主动提供帮助的具荷拉、忍受着创伤向公众讲述经历的受害者，还是在更多事件中走上街头的女性抗议者、民间的调查和援助团体……

她们的勇敢和坚强，像是在应和“追踪团火花”的那段宣言：“我们要切断把女性视为漂亮的花朵，最终和性器官画上等号的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纽带。我们不是花，而是火花。”

当思想不同、背景不同、位置不同的“我”成为“我们”的那一刻，火花，燃烧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