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否有“假公济私”之嫌？

诺贝尔奖需要创新和突破。

2022年10月3日，第一项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瑞典古人类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以表彰他在“关于已灭绝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的发现”方面的贡献，爆出一个“大冷门”，其寒冷程度不亚于这几天的天气，突然降温，毫无征兆。

之所以说“冷门”，并非大家觉得这位科学家的贡献有什么问题，而是质疑他的研究内容是否可以纳入生理学或医学领域。许多人觉得古人类学无论如何也无法和生理学或医学扯上关系，认为这是与医学最无关的一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但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973年，奥地利生物学家冯·弗里希（Karl von Frisch）、洛伦兹（Konrad Lorenz）和荷兰生物学家（Nikolaas Tinbergen）就凭借“关于组织和激发个人和社会行为模式的发现”而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看起来与生理学或医学也相差较远。

诺贝尔奖的涵盖范围面过窄一直被大家所诟病，特别是未设数学奖，更被认为是一大遗憾。这是由于诺贝尔所生活的时代科学发展程度有限，学科数量和分类较少，因此只设立了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在一百多年的蓬勃发展之后，科学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已大大超出十九世纪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但受颁奖规则所限，诺奖遗憾错失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如天文学家哈勃和伽莫夫、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等。

生理学和医学领域更是如此，目前生理学颁奖范畴实际上已拓展到基础医学，涵盖生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等，但还是限定在基础医学相关学科，1973年是第一次例外，给了生态学。当瑞典方面意识到该问题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设立克拉福德奖（The Crafoord Prize），该奖项的奖金额度、颁奖程序均仿照诺贝尔奖，连评奖机构都一样，唯一区别是只颁发给诺贝尔奖未涵盖领域（如数学、天文学、地球科学和生物科学以及一个特殊奖项多发性关节炎），算是弥补诺贝尔奖的缺陷。

但天不遂人愿，克拉福德奖的影响力和诺贝尔奖相比是天壤之别，许多伟大科学家获得克拉福德奖后影响力提升有限，未达到该奖设立的初衷。要论江湖地位提升程度，大家还是看重诺贝尔奖。因此，诺贝尔奖首先在物理学领域破坏规则，过去几年，多位天文学家在获得克拉福德奖（天文学）后又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如2005年克拉福德奖获得者皮布尔斯（James Peebles）分享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2012年克拉福德奖获得者根泽尔（Reinhard Genzel）和盖兹（Andrea Ghez）分享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就带来一个重大问题，如此操作是否涉嫌“重复颁奖”？

回到帕博的古人类学研究，如果授予克拉福德奖则是毫无疑议的。无论是生物学，还是地球科学（我国一般把这方面研究都归到地学部），都属于克拉福德奖的颁奖范围，并且按照惯例，明年正好轮到生物学领域。如果必须授予帕博诺贝尔奖，个人感觉化学奖可能更合适。因为这一重大发现的核心是古人类DNA提取和测序，而无论是DNA测序技术，还是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获奖简介中提及）获得的都是化学奖。获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研究，咋也得有个活细胞，或者有个能复制的DNA（病毒研究）也行吧。

考虑到诺贝尔化学奖的颁奖领域非常宽广且庞杂，被戏谑为“理综奖”，物理和生理学涵盖不了的都来这边获奖（冷冻电镜给的就是化学奖），那么多个古人类DNA研究也不会显得突兀，毕竟生理学和医学奖这么多年一直中规中矩，这么一搞确实显得不伦不类。

如果说帕博的领域以后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睐的一个方向，那好歹说得过去，因为诺贝尔奖也确实需要创新和突破；但如果像1973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那样，孤零零给一次（后续没有），那就难免引起一些遐想。如果按照1973年的颁奖标准，本则尔（Seymour Benzer）后续也非常值得获奖，冯·弗里希拿蜜蜂研究可以，本则尔拿果蝇研究为何不可？况且本则尔还在基因水平上研究，更深入了一步。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祝贺那些为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幸运获得诺尔贝奖。但我们更希望帕博获奖不是孤例，不是为了某位科学家修改颁奖规则，而是真正彰显诺贝尔奖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