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人的儿子黄建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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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魂》爆火后，黄建亿得知了父亲在工地病倒的消息。”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2024年6月，黄建亿回了一趟广州美术学院，看毕业展。
两年前，同样是在广美毕业展上，黄建亿出了名。他的毕业作品被媒体冠以“硬核毕设”的称号，全网传播。作品名为《筑魂》，是一件用1400斤钢筋铁片焊接而成的建筑工人形象的雕塑作品。黄建亿的父亲，正是一名建筑工人。
央视等媒体相继找上门，那段时间，黄建亿的微信好友申请没停过，备注通常是“我是某某媒体……”，要和他约采访。小巴问他还记得接受了多少家媒体的采访吗？他说没数过，太多了。“每天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采访，接待一波又一波的人。”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大半年，热度消退了，2023年，零星还有几个人约采访。而今年，我们是第一个。
一个年轻人在火了后
见面前后，黄建亿总向小巴表达的一个情绪是：担心我们会失望。失望什么呢？“怕你们大老远过来，见到的却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
抛开走红的经历，黄建亿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出生普通的工人家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光环褪去后，他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要在社会上“摸爬滚打”。
在黄建亿看来，毕业两年后，自己过得挺失败——至少在拥有过人民日报、央视报道的高光后，他并没有承接住接踵而来的好机会。比如把自己的自媒体号做起来，做个网络红人，享受一波流量红利；比如听从师兄朋友们的建议，趁热打造《筑魂》后的第二件作品，成为为人称道的艺术家；又比如接受“大疆教父”李泽湘的邀请，去他手下做事。
毕业两年，黄建亿辗转了四个城市，从广州到江门，从江门去深圳，最后从深圳到了中山。
和黄建亿见面的地方，正是他公司的工厂门口——中山一家做游乐机械的公司，他为机械做外观设计。这份工作，并没有带给他过多的成就感，因为设备核心工作是工程设计，而外观只是给设备套“壳”，属于边缘工作。
“但至少能先赚钱。”黄建亿说得很现实。“还有一点，我确实还没有想好，究竟想要什么？要走什么样的路？”
在江门工作时，黄建亿年轻气盛，因为直接质疑领导的意见，碰了壁。最后，他选择离开江门。因为个人原因，他又从深圳来到了中山。
现在的工作中，黄建亿选择收起棱角，试着沉默——领导的要求他会安静执行而尽量不发表意见；在公司做“随大流”的人，不与人冲突，极力“平庸”。黄建亿说他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每天朝九晚五。办公室里的同事，没有人知道他过去的事情——除了一位同校师兄。
他将在公司上班定义为“一种修炼”，修炼脾性和人情世故，是主动去打磨身上的“刺”。而这种修行成果，在黄建亿指着今年毕业展上的一件作品做评价时，明显外露。他说：“这个不好”，似乎是觉得太果断，又接着补充，“不是说作品不好……”，他想找补，但最终也不知道如何说得更好。最后，只得作罢。
在梦想和生活的岔口
除了看毕业展，黄建亿还带小巴去了他过去的雕塑教室。教室像工地一样，摆着泥巴、斧头、枯枝、推土车。黄建亿站在门口，指着教室左边角落的一个地方，他就在那里创作了《筑魂》。
雕塑教室
图源：小巴拍摄
创作过程很难。六个月，除了吃饭睡觉，黄建亿的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了作品上。从创意、构思、建模、材料准备、焊接等一系列工作，他一力承担。
《筑魂》主体，是用钢筋塑形，这些钢筋都是工地里废弃不用的，铁锈斑驳。1400斤的钢筋收集起来不容易，最开始他在广美周边的废品站找，然后扩大到大学城、番禺区继而再向更外围。
买回来的钢筋参差不齐，形状不一，不符合黄建亿造型期望。他又花了一千五买了一台切割机，一根一根切，一根一根调整。黄建亿说，那台切割机是他毕业作品中花费最高的一件东西。
黄建亿将双手抬起，做焊接状。“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一刻不停，手臂酸麻。”他还用手比划了一下自己的手臂，期间多了很多划痕。但所幸，没出现什么大问题。“因为真的非常小心。”
而这样的工作，对黄建亿父亲这样的建筑工人来说，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日常。在《筑魂》的创作说明中，黄建亿写道：“我们习惯仰望星空，却忽视脚下沉默的土地；我们歌颂建筑的华美，却忘记建造者的艰辛。我要用建筑的语言来致敬我的父亲和所有建造者们。”
黄建亿说，因为父母的原因，他对建筑工人极为熟悉。大学时，遇见在路边抽烟休息的工人，黄建亿会主动上前搭话，闲聊家常，这让他更了解父母的生活。聊天结束后，他总会给父母打个电话。
而在《筑魂》后，黄建亿几乎再没碰过雕塑创作。在雕塑教室，看见黄建亿一件一件触摸着雕塑像，小巴问他，“毕业后有想再拿起雕刻刀吗？”
他笑了笑，脑袋犹疑又极小幅度左右摆动了一下，没说话。旁边的朋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他真想碰的话，不会等到现在。”
但当他蹲下，沉默凝视一件雕塑像时，小巴回忆起了他说过很多遍的一句话：“我也想成为艺术家，但至少要先活着。”
艺术家和工人家庭，两种似乎天然带着矛盾的元素交织时，总容易出现一些尖锐的声音。在过去媒体报道的评论中，有一些人指责黄建亿毕业作品的花费，父亲要在工地上干很久的活。黄建亿说，他的毕业作品应该是当届毕业生中花费最少的，大概是七八千元，而这些费用，是自己赚的。
刚入大学后不久，黄建亿就开始给师兄做项目赚钱。大二时，他和几个朋友组建了一个工作室，在外创业，大多是做一些雕塑像。在这个过程中，他要自己去和老板们谈利益、谈交付，谈一切事情。靠着这些，黄建亿大学五年基本上没有花过家里的钱。
创作《筑魂》时，黄建亿在桌子上贴了一张便签，上面写着：做好最后一件作品。在黄建亿的定义中，作品意味着不掺杂任何商业元素，完全是为个人表达而生。如同他当初选择美术和雕塑，纯粹为喜欢。
他觉得，毕业后不大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要为生活奔波。但《筑魂》的走红，却给这位普通的年轻人带来了过去想不到的际遇，即使是在两年后。
今年父亲节的周末，黄建亿跑了一趟惠州。一个老板通过师兄联系到了黄建亿，想要请他再复刻一件类似《筑魂》的作品做收藏。这一趟，黄建亿考虑将它作为自己再次创作的契机。
下一件作品还会关注工人或者类似主题吗？小巴问。黄建亿轻轻点头，那仍然是他创作的源泉所在。
从泥土中生长起来的力量，总不会失去大地的生息。
建筑工人家庭群像
黄建亿的家乡在广东湛江雷州，离海南很近。他小时候在村里上小学，初中在镇上，高中去到县里。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父母是建筑工人，每年都要从老家去海南务工，两三个月才会回家一趟。
从小学起，黄建亿就是和哥哥姐姐们互相照料着生活。这样的家庭，在中国还有千万个。
今年4月30日，国家统计局更新了《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1.7658亿人，较上年增加468万人。从行业来看，从事制造业、建筑业的人数占据总数的近43%，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人群体。
海南是旅游胜地，风景如画，催生了很多地产公司开发楼盘，黄建亿的父母，是这些从平地中生长起来的楼房的“养分”，而同样是养分的，还有同黄父母一样、以亿计数的工人。
黄建亿数着年份计算，从父亲十七八岁开始，近四十年时间里，父亲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工地里搬运、扛砖，做一切建筑工人要做的事情。
这四十年，中国也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
城镇总人口数量从1984年的2.4亿人增长至2022年的9.2亿人，城镇化水平从23%提高到65.2%。中国城市数量从1984年300个左右增加到今天的超过600个，也逐步形成了北上广深的国际化大都市。
在这一进程中，黄建亿父亲这样的建筑工人，是大众视野中的城市“边缘人物”，是佝偻搬运的“蚂蚁”，但也是城市的钢筋骨架。80年代，中国建筑工人数量约为600万人，而今天，中国建筑工人数量超过五千万人。
白驹过隙，四十年，一代建筑工人从青丝熬成白发。作品爆火后，黄建亿得知了父亲病倒在工地上的消息。
黄建亿将左手掌放在右胸口，然后说：“爸爸心脏这里出了点问题。”母亲事后跟他形容当时的情况：就像一个立地笔直的筷子，突然断裂然后倒下。他一边说，一边拿起筷子做示范。
谈及父亲病倒的原因，黄建亿说，可能是工作时间太长累着了，或者工地卫生条件太糟糕。而无论是工作强度、时长还是工作环境，都是众所周知建筑工人乃至工人群体具象的生活现状，我们无需再多赘述。应该关心的是，停留在文书上的规定条款，如何更好落实到现实中。
关于父亲，黄建亿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他说高中毕业后，本要跟着去父亲工地上做工——大哥也是这么做的。但在大哥之后，父亲却坚决不允许黄建亿跟着去工地干活。
“没有父母愿意孩子受苦，特别是在看见孩子受苦后。这是中国式家长的特点，自己可以吃很多苦，但总希望孩子能轻松一些。”提起这些，黄建亿语气变得沉重，目光隐现不忍。
两年前，小巴同杭州的几位建筑工人做过一次对话。来自甘肃的架子工老姚一直独自一人在杭州工地打工赚钱养家，饭桌上一杯酒、饭后一支烟是他生活最大的消遣。保研哈工大的儿子，在兰大念书的女儿则是他不辞辛劳的最大动力。
用一代人的努力，用力托举二代人向上走。不局限建筑工人群体，这是中国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家庭的生活现状。而他们用尽全力托举起来的二代们，不出意外也将挤入城市的洪流中，挣扎、生存，成为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中的螺丝钉。
建筑工地，城市化进程的一角
随着经济周期“迁徙”
再过一年，黄建亿的父亲就60岁了。60岁，在建筑工人群体中，属于超龄工人。
2022年，全国多个地区掀起了一阵建筑业清退令。清退的关键即是60周岁以上的超龄建筑工人。在《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规定中，这个年龄上限更低，男性是55周岁，女性是45周岁。
尽管法规政策是出于安全考量和权益保护，但对建筑工人群体而言，这种清退却是一种生活上的打击，因为还要赚钱养家。对大多数没有技术和知识傍身的工人来说，随着年龄增长，工地的活计已是难得，虽然累，但只要肯干，也能赚钱。
如果不是意外，黄建亿的父亲或许还会继续在工地里干下去。即使家中四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能独立生活。事实上，父亲病后，母亲也仍未停止工作。
现在，黄建亿的父亲回到了老家，帮着黄建亿的大姐带小孩，算是过上了含饴弄孙的退休生活。三个儿子，分散在广东的城市工作生活。黄建亿的大哥在佛山，二哥在广西。生活还算美满。
黄建亿的父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工人的鲜明代表。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因为缺乏知识和技术，往往只能用时间和体力劳动换取成本最低的报酬。黄建亿所生活的珠三角地区，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区域，一座座工厂、高楼拔地而起，无数外来务工群体挤入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打工谋生。
而在今天，城市开始卷向“高新技术”、智能设备淘汰掉了重复劳作，高楼饱和，企业也因土地、用工等各项成本上涨而扭头向海外。
因为工作的公司属于制造业，黄建亿也很熟悉工厂和工人的现状。黄建亿说起他待过的一家公司，工厂选择搬到越南，只留了几个技术人员，厂里的工人直接就地解散。“正规一些的企业还会（对工人）有补偿，差一些的什么都拿不到。”
解散后的工人，可能留下来继续找下一家工厂，也可能去到下一个城市。在高成本的城市生活下，工作生活十几年、几十年的地方，也终究很难成为工人们的家。他们像候鸟，随着经济周期而四处迁徙。留在原地的，只有一声叹息。
正如同“工人诗人”邬霞在《我的吊带裙》结尾中写道的那样：
多年后，工匠换个地方再次修建工厂，打工妹再次涌入，这一次，地点将不会是深圳。工厂和打工妹一起，留在了深圳的城市中记忆中。
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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