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之死

作者：软瘪瘪的喵

1932年夏季，东北地区连续二十多日的降水终究是让松花江顶不住了。

8月7日，松花江水位高达133.5米，随即，多处决堤，导致哈尔滨全市被淹。市内，水深数尺，建筑的一楼都被淹了。

此后多日，人们靠摆渡出行，或者游水。

在城市里的东兴顺旅馆二楼，笔名还叫悄吟的萧红日复一日地傍着窗。她看着、听着外边“熙熙攘攘”的撤离，从嘈杂到寂静。

前几天刚发水时，《国际协报》的作者舒群曾经带着两只馒头和烟，捆在头顶，游过去救济这位落魄的求助孕妇。只可惜，因为没有船，也没有安置的地方，舒群无法带她离开。

于是，萧红继续等待。

许是出了什么差错，原本要来救她的另外一个人，竟然迟迟没有出现。

几天后，她决定不再等了。她往窗外路过的小船招呼求救，带着浑圆孕肚的身躯突然变得矫健，她从窗户爬下去，乘着小船，前往那个男人留下的接济地址。

就这样，萧红又完成了一次出逃。逃掉了数百元的旅店赊款，逃掉了被卖去妓院抵债的命运，逃掉了一些不愉快的记忆。

为什么是“又一次”？

因为这样相似的事，在她短短的31年人生中总是不断上演着。

萧红的一生，是一场又一场，挣脱笼子的出逃。

1911年，萧红降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之家，取名张秀环。后来，因为跟二姨撞了名，便被改为了张乃（廼）莹。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萧红生在这样的家庭，在物质上无疑比多数人要幸福。但是，萧红在这个家过得并不快乐。

因为，萧红与生俱来的野性，让她与这个传统之家总是格格不入。

小时候，母亲为了让还是婴孩的萧红安睡，睡前都要用裹布裹住她的手脚，然而，小小的身体，力气却大得很，她总是拼命挣扎着不让人抓她胳膊，大人多多少少被她弄得有些狼狈。串门的邻居看到这副场景后，无意中留下了一句精准的判断：

这小丫头真厉害，长大准是个“茬子”。

长大一些后，虽然萧红不时会因为掏鸟窝等调皮捣蛋的行为惹得父母训斥，但这些只是成长路上的小打小闹。真正让萧红无法接受，是上学的问题。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随后出任地方教育官员，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文化人。而她的母亲，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但却主要表现为料理家务方面的才能了。尽管是个知识分子家庭，大人们的脑子里依旧满是重男轻女的迂腐观念，尤其是母亲，并不允许萧红去上学。

这让萧红感到焦躁。

但这种焦躁，随着母亲的病逝暂时消失了。1920年，萧红以比同级大3岁的年纪，进入了家斜对面的小学读书，从此，她的快乐阵地从家中后花园转移到了学校里，将自己的野性毫不掩饰地释放出来。

▲萧红上的第一所小学，旧称第二初级小学（龙王庙小学）。图源：网络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半个月后，哈尔滨外交后援会等团体声明要支持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在呼兰，一些青年学生、工人也参与到支持五卅运动的上街游行之中。当时正上初高两级小学的萧红也是其中一员。

那时候的萧红，率先剪掉了长辫子，梳起短发，随后就拉着几位女同学上街“示威”了。而当旁人以奇异的目光看向她，发出种种议论，“要面子”的家人对她的作为进行劝阻，她一贯的暴脾气就出来了：“我又不是做什么坏事情，不要你们管！”

而第二天，她似是要向那些封建的卫士发起挑衅，有了更为过激的行为：穿起白上衣、青短裙，从街头走到街尾，恶狠狠地丢下一句：“你们不是要大发议论吗？好吧，再给你们提供一点新内容，看你们怎么样！”

在萧红的鼓动下，不少姑娘都跟着一起剪了短发，有的还是萧红亲自“操刀”。姑娘们纷纷加入到“示威”的行列之中。

弟弟张秀琢回忆起来，那时候，年轻的姐姐就像一匹不驯服的小马，横冲直撞，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好像她天生不懂规矩似的。

弟弟似乎能够积极地看待萧红这叛逆的一面，但“天生”这个词倒用得有些微妙。

明明，反抗才合乎人性，该是天生。

一年后，萧红小学读得差不多了，便要求到哈尔滨读中学，这一次，又引发了极其激烈的争吵。父亲对此一口否决，萧红的继母毫无疑问地也站在父亲那一边。那时起，餐桌上父母常常因此对萧红进行训斥，一般都靠疼爱萧红的祖父出面圆场。

父亲的强烈反对，源自于所谓一家之主那自以为是的安排：张廷举打算，让萧红结束学业后就嫁给时任呼兰县保卫团团长汪廷兰的儿子汪恩甲，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这样的盲婚哑嫁，让萧红感到很生气。

也许是之前参与五卅运动募捐时出演的反封建婚姻戏剧也让她感悟颇深，她向父亲威胁道，若不让她继续读书，她就去当修女！

最后，在这种冷战式坚持下，她“说服”了父亲，如愿到哈尔滨上学去了。

同年，哈尔滨市警察局和教育局则发布了一则通告：“严禁妇女剪发，应重礼教，维持良俗。”

但社会上的“萧红”，好像越来越多了。

上中学后的萧红，爱读鲁迅的《野草》，爱读郭沫若的《女神》……她自称，是一名“自觉的革命者”。她向往，在动乱的年代下做一名举起投枪的战士。

她日夜思考这些问题，从前的狂妄开始变得更加具象。1928年，哈尔滨爆发反对日本建设“满蒙新五路”的市民运动，全市大、中、小学校都罢课，上街游行。萧红又在其中，并主动担任游行活动中的宣传委员。

但除此之外，可做的事情似乎并不多了。

直到祖父去世后，这位一直跃跃欲试的战士，终于发起了改变人生的一记猛攻。

失去了家庭中唯一的温暖，是萧红离家的前奏。祖父去世后，跟汪恩甲的婚事迫在眉睫，父亲让她毕业后就成婚。

这一次，她没有多费口舌，直接离开了这个让她备感压迫的家，选择去投靠在北京读大学、心有好感的表哥。

在她出逃以前，她向同在北京读书的表哥朋友李洁吾问了好多问题：

北京有哪些较好的学校？特别是中学。

学生们的一般思想状况如何？

有些什么样的社会活动？

……

她对外面的世界满是憧憬。

但是，仅仅到北京半年，被萧红逃婚惹怒了的家里人也发起了他们的攻击：萧红家人写信来警告她赶快回家结婚。表哥家则写信警告他们放寒假必须回家，否则，从此路费或是衣服都不会寄过去！

表哥不堪重压，想了想，他决定回去。

对此，萧红责备他“商人重利轻别离”。

1931年1月，萧红回到呼兰，但一落地，就被父亲软禁在阿城亲戚家了。

从前只是精神受到禁锢，如今，连肉身家里人都不放过了。

尽管表哥怂，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帮助萧红逃离困境的，于是，他写信给李洁吾，说只要有五元路费，萧红就可以从呼兰乘车逃出来了。作为两人的朋友，李洁吾收到消息后，马上想办法兑换了五元的“哈尔滨大洋”票子，仔细地贴在戴望舒诗集的底部硬封皮的夹层里，并附信说：“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越往后就越要仔细地读，注意一些。”

2月末，萧红成功地逃回了北京。

但意外的是，在北京，萧红遇上了汪恩甲。这次，她竟然同意要跟他结婚了。两人回到呼兰县后，却因萧红之前的逃婚，汪家人要求解除婚约。

萧红家感到颜面无存，于是，萧红又被带回阿城，软禁了六个月。10月，在姑姑等人的帮助下，精神饱受折磨的她逃到了哈尔滨，开启了一个人流浪的日子。

那时，某个冬日早晨，萧红偶遇了弟弟，两人一同到咖啡店喝了几杯。

仔细听，两人重复的大多是这样的对话：

如她所愿，这次出逃以后，萧红这辈子确实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了。

尽管萧红在弟弟询问时强调，说她不要钱用，但实际上，她无依无靠，穷困潦倒。后来，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萧红选择跟汪恩甲重新在一起，并且在东兴顺旅馆开启了同居生活。

一路的流浪，似乎安定下来了。但实际上，暗流涌动，汪家人还在不停地施压，汪恩甲手里的钱越来越少。到1932年5月，两人已欠下了旅馆几百块的食宿费。这时，汪恩甲却突然消失了。有的人说，他是回家拿钱了；有的人则说，他是因为听闻父亲去世，回家查探消息。总之，他再也没回来过。

怀孕的萧红独自一人，被旅店关了起来。百无聊赖的她，想出了自救的法子：她给《国际协报》写诗、寄信，讲述自己由于没钱付房费要被卖到妓院的窘境。《国际协报》编辑部的作家们知道后，裴馨园、舒群和萧军等左翼作家，开始向萧红展开营救。

不过，大家一穷二白，都付不起这笔巨大的欠款。这时，突如其来的松花江洪水，反倒成为了萧红的“幸运”。

萧红借洪水离开旅馆后，不久就生下了跟汪恩甲的孩子。不过，萧红并不敢多看，咬咬牙便送人了。

东兴顺旅馆，作为她上一场出逃的歇脚处，最后，成为了她另一场出逃要告别的地方。

不过，萧红终于永远地逃离了那个让她精神备受压迫的家庭，抹去了背叛的痕迹。

生活在东北的萧红，从记事起，少不了关于日本侵略者的记忆。

从出卖东北路权给日本人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到九一八事变再到伪满洲国的成立，东北的逐步沦陷被她一一看在眼里。

东北人在战乱中的逃亡，很常见。而东北左翼作家在围剿中的逃亡，也很常见。

萧红后来的逃亡，从最初的主动逐渐演变为被迫。

1932年，萧红与萧军在一起后，结识了很多左翼作家。此后，在萧军的鼓励下，她开始参加《国际协报》的征文，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那时，这群作家在牵牛坊中欢快聚会，他们一起写诗作画、唱歌跳舞和朗诵，从高尔基聊到果戈里，保有充实的精神文化活动。除此以外，还同心同力办了许多“正事”。

1933年，金剑啸成立星星剧团，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半公开性质的抗日演剧团体，萧红、萧军均有参与其中。

在排剧的时间外，萧红和萧军还策划着两人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跋涉》的出版。这里边写的，是底层民众在压榨下的悲惨生活，是日益增强的抗争心理。

一如既往，出版最难的问题在于资金，幸好，他们有许多朋友：舒群拿出三十元，陈幼宾拿出十元，剩下的由出版社老板慷慨免除，最后，共花费一百五十元。而当时，五块钱就足够买到柴、米等生活必需品，还能有剩。

不过，这个被萧红看作是划分他俩创作阶段的册子，竟成为了她逃离围捕的开端。

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关注，许多人买了册子，谈论着册子。但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谣言”：没收啦！日本宪兵队逮捕啦！

依萧红所言，逮捕其实是假的。不过，没收倒是真的。《跋涉》出版没几天，书店上再也看不到它的影子了，被禁止发卖。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萧红还没在册子的恐怖中缓过来，同一种恐怖已经在星星剧团中传播开来。

剧团中有个叫徐志的人，试演当天，他缺席了。准确来讲，是失踪了。后来，才知道是被抓了。

不久，成立没几个月的星星剧团被解散了。而萧红和萧军，为了逃离这种恐怖，终于在1934年6月，离开了哈尔滨，坐船前往青岛。但在船上，他们还是遭到了日本特务机关极其严格审查，从盘问“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到检视萧军行李中每件衬衫和袜子，两人只能故作镇定。

幸好，那些人什么都没看出来。不过，这一次离开后，他们再也没回到东北。

去到青岛后，经舒群介绍，萧军开始编辑与党相关的《青岛晨报》副刊，萧红则在副刊《新女性周刊》挂职，两人的收入都有了保障。与此同时，两人还分别在写《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

一场对萧红而言意义重大的相遇，即将来临。

其实，离开哈尔滨的时候，两人原本是想到上海去的，毕竟，那是左翼作家们的主要阵地。可惜在上海实在没找到落脚处。但不出半年，他们便得到了伯乐的帮助，到上海去进行更广阔的文艺创作活动了。

与鲁迅的相遇。

当时，青岛荒岛书店的孙乐文，说他曾在上海的内山书店见过鲁迅，萧军听了兴冲冲地赶过去，但并没有见到。后来，孙建议萧军他们可以给鲁迅写封信，直接寄到书店。关于联系鲁迅的目的，有说法是，二萧在为新作品的发表途径烦恼；也有人认为，是二萧在青岛感到迷茫，不知该何去何从。

没想到，鲁迅在收到信的当天，就给他们回了信，欣然答应了二萧请他阅读作品的请求，并且回答了他们关于自己的作品是否属于主流革命文学的问题：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

萧红和萧军一起将这回信读了又读，内心受到极大的鼓舞。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将《生死场》原稿和《跋涉》寄给鲁迅，顺带把两人的合照也寄给了他，希望鲁迅先生对他们了解更多。

此后，二萧与鲁迅的交流愈发多起来。与此同时，青岛的情况也愈发糟糕起来：青岛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受打击，连舒群夫妇也被逮捕入狱。孙乐文关闭《青岛晨报》，劝萧红他们早点离开。

于是，1934年11月，两人离开青岛，准备到上海再作一次扎根的尝试，并且，他们希望能跟鲁迅先生见面。到了以后，他们便像盼新年的小孩一样，每日数着距离见面的日子。

见面那天，是鲁迅先认出他们的。鲁迅先生与这两位来自东北的年轻作家，相聊甚欢：

后来，鲁迅开始帮助他们在上海介绍发表文章。

在当时，向文学杂志投稿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因为，随着形势紧张，当局对文学的审查越来越严格，投稿的文章经常会被删改得不成样子，作家们为了避免文章带来的麻烦，便经常更换笔名，以混淆过关。对此，审查部门也作出了应对，要求稿件要有介绍人，介绍人要对被介绍人的的政治态度负责，并保证稿件质量。

因此，若无鲁迅的背书，来自异乡的萧红、萧军，两人文章之路应该不会太顺利。

1935年10月，萧军《八月的乡村》已付印，而萧红的《生死场》还在筹备在《文学》上进行连载。但是，尽管有鲁迅的介绍，还是被退回来了。此前，鲁迅也曾经让专门出版抗日救国书籍的生活书店出版，但是，迟迟没有通过审查的消息。

这部书稿已经“流浪”了将近一年。

于是，萧军建议将萧红这部小说放到他们自己创办的奴隶社里自费出版，成为奴隶丛书之三。就这样，12月，《生死场》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面世了，萧红第一次使用笔名“萧红”。

这是她离开东北后，第一次用这么长的笔墨去书写她记忆中的东北。

在文本中，有的人看到了北方人民的抗日事迹；有的人看到了人对生死的挣扎；还有人看到了女性的痛苦，尤其是因生育等身体上遭受的折磨。

尽管这本书没有在大书店中出售，但它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饥饱的忧虑逐渐没有了，但萧红写作的时候，却少了几分从前的快乐了。

鲁迅曾在《生死场》的序言里评价作品，提到：“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作为女性，情感上的细腻，会成为她体悟世界的优势，但同时，也可能成为她最大的弱点。

1936年，萧红因感情中遭遇困境，决定从中抽离一下。

在萧红前往日本之前，她曾频繁地到鲁迅家做客。在交谈中，许广平发现了她的不对劲：

她的哀伤，来自于与萧军的感情裂缝。那时，萧军与一位来访的女子又重新有了纠葛，这让萧红十分郁闷，甚至让她无心创作。

这样的心情持续3月有余后，萧红决定要与萧军暂时分开，到日本求学和写作，为时一年。而萧军，则准备前往青岛。

▲萧红赴日前，与萧军（中）、黄源（左）合照。图源：网络

这场独自一人的东渡，是为了暂时拉开与爱人之间的距离，同时也为了自己写作生涯的发展。不过，萧红心里对爱人的思念和依恋，是没有减少过的。萧红到日本后，与萧军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半年时间多达43封。在信里，一如许广平所看到的那样，她不再是那个勇猛的“举起投枪的战士”，只是一个对爱情无比真挚的女人。

她会不习惯多年来突如其来的分开：

会傲娇：

还会分享自己的小成就：

但是，曾经的深情，竟然意外地消弭在两年后萧红对萧军的一句：“我们永远分开吧！”

1937年1月，因鲁迅逝世和萧军让她回来处理感情的缘故，萧红提前回国。半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应胡风邀请，萧红和萧军、曹白、艾青和端木蕻良等人共同参与到新的抗战刊物的筹备之中，众人忙活起来。期间，由于局势不稳，萧红、萧军等人从上海转移到武汉，最后又到了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文化系任教。

不久，日军逼近，大家又要跑了。这时，两人发生了第二次分别：萧红要跟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转移到运城去，而萧军，则执意要留下打游击。

萧红不解萧军的执着，认为他简直是忘了“各尽所能”这句话，忘了自己的岗位。

而军人出身的萧军，则总是向往实实在在的上战场。

这一次，萧红对两人之间的隔阂，该是有了不可挽回的认识。

从前，两人相处时，就时常有冲突和分歧。萧军一方面肯定萧红的才华，但却始终把萧红放在弱者的位置看待。对此，萧红十分不满。

比如，萧军总不能理解萧红身体上不可消除的孱弱，认为萧红“全是不能和我相比的。同一种打击，一种生活上的折磨……在我是近于‘无所谓’的，而她却要留下深深的、难于平复的伤痕”。

除此以外，还常常有意无意地在萧红面前攻击女人的弱点。这样的偏见，让萧红十分反感。

所以，当两人在西安再见时，只剩下“永远地分开”了。

这场从六年感情里的逃离，除了因为过去萧军不时的不忠和暴力，最根本还是精神上的分歧。萧军并没有真正关注到萧红的自尊。

后来，萧红与时常陪着自己的端木蕻良成婚了。不过，这一次的选择也并没有朝她理想的方向走去。

关于两人的分歧，大概也离不开端木对萧红自尊心的轻视。

曾经，萧红的好友靳以到萧红家中拜访她，看到她正埋头写作，便询问她在写什么。萧红脸红地把稿纸掩上，低低地说那是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

这时，睡在床上的端木忽然睁眼了，一骨碌爬起来，带着一点轻蔑的语气说道：“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拿过来看了以后，随即鄙夷地笑了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在靳以面前，她不顾萧红的难堪，露出了奸狭的笑容。

此时，萧红的脸更红了，带着一点气愤说道：“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

端木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的笑并没有停止。

两人的婚姻生活大概是不痛快的。

1940年1月，为了安全，萧红和端木一同去了香港。随后，在香港度过了她最后的时光。

这并不是因为她特别喜欢在香港生活，而是，她再也逃不动了。

到香港后，萧红的健康每况愈下，后来确诊了肺结核。她的日子多数在床上度过。

逃不动的萧红，在香港写了两部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一部讲她的家乡，一部讲懦弱的人。

《呼兰河传》面世后，有人认为萧红的创作在走下坡路。

人人都在写抗战，萧红怎么不写？

然而，这样的特殊，应该看作是时代中别样的珍宝。

学者平石淑子认为，《呼兰河传》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人”意识：

1942年，萧红病逝，年仅31岁。

在西安，萧红和好友聂绀弩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而且，你已经飞过了。”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萧红说过，她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只因为她是女人，失去了多少属于“人”的自由。

时代啊时代，悲哀啊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