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重庆梁平区仁贤镇，早上8点钟，张洪（左二）和妻子儿子一起慢跑（孙晓晨 摄）

6月30日，重庆梁平区，张洪在酒店等跑步活动爱好者集合。（孙晓晨 摄）

1996年，21岁的张洪刚从成都的一所按摩针灸专科学校毕业，开始在按摩店打工。不上班时，他偶尔在人流密集的街区起个街边按摩摊，顾客中还不时有外国人。外快和工资足够他在四川大学附近租下一间小房，维持大城市的衣食起居。戴着300度的近视眼镜，张洪喜欢骑着二八大杠，在成都的高楼和马路间穿梭。

“那时在最好的年华，总觉得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张洪说。秋天的一个傍晚，他在人头攒动的地摊边遇到了与他同年的成都双流县女孩夏琼。“当时我是颜值控——没想到就是个‘坑’。”夏琼开着玩笑回忆道。两人刚刚开始交往时，张洪的眼睛已经开始偶尔感到肿胀和疼痛。一次去张洪家，夏琼察觉他双眼通红，滴眼药水也不见好转，坚持要带他去医院。张洪说，在医生的诊断书上，他第一次听说了“青光眼”。

1996年，年轻的张洪和夏琼在成都

本来充满希望的生活瞬间急转直下。视力几乎每天都在恶化。张洪眼前清晰的大楼开始变小，每层楼的各个窗户和阳台渐渐连成一片。再后来，楼层与楼层之间的分隔开始模糊，灯光的轮廓也不再是点状的。三四个月后，一天睡前，张洪还能勉强看清报纸的标题，还能感受到灯亮。第二天早上起来，他问夏琼，为什么天没亮，这才知道光感和视力已经完全消失。

这对年轻的情侣开始想办法治病。为了借钱求助，夏琼把张洪第二次领回家。那时，张洪连上卫生间都已经需要夏琼带着。整个夏家翻了天，姨妈们质问：“你是有多嫁不出去？”哥哥还把夏琼打了一顿。回到成都，夏琼开始自己摆地摊卖日用品，给张洪赚些药费。她觉得奇怪，眼睛出了这么大问题，张洪却不和自己家里人讲，只说觉得家里帮不上什么忙。不顾张洪的反对，她私底下给张洪的父母打过很多次电话。

“为什么我打了电话，老人们也不来？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庭状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夏琼说。

17岁那年，当张洪第一次坐上绿皮火车去成都上学，他便没打算再回父母所在的山区。

重庆涪陵新妙镇位于长江南岸，虽然仅在市区东北约60公里，但从市中心开高速需要跨过数不清的隧道和桥梁，走省道国道则需要盘山颠簸一个半小时。镇上老街的街口有一栋白色老房，里面有四间小屋，二层阳台外墙没刷漆，砖头裸露。将近40年了，身高不到一米四五、75岁的肖顺华一直住在这里。邻里眼中，肖顺华老实本分但“并不灵光”——她没读过书，不识字，也听不太懂普通话，经人介绍给江北的盲人做了老婆。

肖顺华是张洪的母亲。1975年，张洪出生在重庆中部的长寿镇云集乡狮子滩。肖顺华说，那里的山比新妙的还要高还要深。一家人和叔叔、奶奶总共五口人住的土坯房是生产队旧仓库。她在队上种庄稼，割猪草，偶尔捡垃圾堆里的塑料瓶和纸板卖钱。家里的顶梁柱是张洪的父亲和叔叔——两个人都在后天失去了视力。他们做倒卖草纸的生意，把村里小作坊的产品一摞一摞、一捆一捆地卖到周边的市镇。有时，肖顺华需要牵着他们出家门，去村里和县城。很快，带领他们的就变成了年幼的张洪。

张洪提着一根两米长的竹竿，他打头阵，父亲抓在中间，叔叔拿着尾端。他们去乡里或镇上，单程便需要两个小时。这条路，张洪从记事起一直走到9岁。奶奶去世后，大家决定搬到母亲的家乡新妙，觉得离马路近一些更方便出行。在远房亲戚的帮助下，四口人挑着扁担，背着斗笠，抬着奶奶的棺材、一张桌子和两张床，从生产队仓库走到长寿码头坐船，下船再转车到新妙镇，整整花了一天工夫。

在新妙，生活也不容易。由于没有土地，村里人不让肖顺华砍柴。为了生计，她只能偷偷上山捡其他人剩下的，或者捡谷子的糠壳回来生火。

后来，张洪家在当地变得“小有名气”起来。和张洪上过同一所小学和初中、如今在当地做废旧金属回收的蒋平记得，张洪的父亲记性很好，会算生辰八字挣钱，经常在街口和市集给过路人算婚丧嫁娶。“当地十里之内，大家都知道有他父亲这么个人。”

父亲的名气，对张洪来说却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盲人的孩子”成了他想摆脱但又撕不掉的标签。蒋平还提到，当年有过议论，说这家人祖上是不是房子建错了地方、选错了方向，惹怒了什么神仙，所以一家的男性都失明了，不知道这个儿子以后会怎么样。

虽然张洪一直说，自己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失明，但初中毕业后，他没考上高中，1992年在叔叔的推荐下去了成都读按摩学校，当时的同班同学有一半都是盲人。“其实那个时候他还看得见，但家里人怕以后嘛。”夏琼说。

21岁，厄运终于降落到张洪头上。失明后，他一度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他拿头撞墙，想过自杀和跳楼，刀都被我藏起来了。我再不敢一个人出去，我索性到哪都把他带上。”夏琼说。

1999年，顶着家庭的压力，夏琼带张洪回到新妙，花了十来块钱的工本费低调结了婚，没有像当地习俗约束的那样有任何彩礼和仪式。张洪不愿回老家，两个人在成都继续谋生。在夏琼眼中，失明之后的张洪无论后来走到哪里，都“希望再生”。

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后，夏琼会带张洪去医院附近的公园打太极拳，为了安全，她会将张洪领到一个圆形表演台的中间。张洪也慢慢和一些常来锻炼身体的人熟络起来。张洪记得，一天一位跑马拉松的朋友邀请他去见一位登山家。两天后，在一家甜茶店，他们见到了西藏泰斗级登山家洛则。

作为西藏登山队前主力队员，洛则从1984年开始登山，曾登上过世界14座海拔在8000米以上的山峰。2008年，作为北京奥运会19位珠峰火炬手之一，他第三次登顶珠峰。而坐在他对面的张洪到西藏三年多了，几乎没走出过拉萨市区，更没接触过登山。不过，听洛则聊起经历的山难和雪崩，张洪很入迷。

“有没有盲人登顶过珠穆朗玛峰？”张洪问道。洛则告诉他，美国盲人艾瑞克·维亨迈尔（Erik Weihenmayer）在2001年登顶过珠峰。张洪很惊讶：中国呢？洛则回答：没有。

“那我可不可以试一下？”

失明近20年，这玩笑式的一问背后，是对命运的不甘。

1999年结婚时，夏琼已经从卫校的护理专业毕业，两个人在成都开着一家夫妻按摩店。起初店面不大，10平方米足够放下两张床，一个月四五百的房租也不算贵。后来小店变得愈发兴旺，他们攒了三万块钱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夏琼说，当时张洪还招来新妙的表哥和表嫂，帮他们付了车费，在店里跟着张洪和夏琼学推拿。蒋平说，上世纪90年代新妙出去打工的还不多，张洪算是闯荡成都的先行者，他带出去的镇上人后来又回到镇上和涪陵开了当地最早的一些按摩店。

但张洪似乎并不满足于此。夏琼记得，那时候，张洪认识了一位“道士”朋友，对方讲：“你看人家小夏跟着你，整个家族都不要她了，你不想让人家过上好日子吗？”“道士”让张洪把一座寺庙租下来，搞旅游开发。在夏琼的强烈反对下，张洪仍然把两个人两年多攒下的近两万块钱给了这位朋友。后来，钱果然是被骗走了。夏琼在按摩店里“放声大哭，收都收不住”。张洪坐在一旁，一言不发。

夏琼希望挣点钱、存点钱，一家人平平淡淡、团团圆圆就好，但这次挫败并没有让张洪停下尝试各类机会的脚步。“他往前跑得快一点，我就像后勤部长。”夏琼说，自己有很多担忧，但骨子里面很传统，也只能由着张洪去。之后的15年，张洪又被骗过几次。来到拉萨之前，他们辗转上海，回到成都，几乎都是因为张洪在按摩床边听说了什么机会。2006年出生的张天海，也跟着父母辗转天南海北。

盲人登山家张洪（右）和妻子夏琼

2008年在上海，张洪还有过成为演讲家的想法。他认为，演讲能获得台下的关注，关注往往意味着尊重与认可。他开始收集一些中外演讲家的碟片，有没手没脚、主打励志的尼克·胡哲（Nick Vujicic），也有“坐塔吊出场、台上讲个什么便一呼百应”的华人演讲行销专家。“什么梁凯恩啊、陈霆远啊、许伯恺啊，一会儿全世界各地跳伞搞极限，一会儿搞个几千人、一两万人的演讲，各种各样的。”张洪回忆，“我说哇，太牛了。他们在我心里就是神。”

那时，张洪住在简陋的老弄堂，和夏琼开着夫妻按摩店，也试着去做过一些产品的销售。他在厕所和楼道练习口才，也试图在街上模仿他心仪的演讲家，但并不成功。

2012年，又因为一个朋友介绍的偶然机会，张洪的按摩手法得到了西藏阜康医院的董事长王斌的认可。王斌提出让张洪来自己医院的理疗科。四年之后，张洪升任科室主任。在旁人看来，这已经命运的垂青，但对张洪来说，作为一个盲人，靠按摩吃饭，仿佛又回到了命运的原点。“科室就我一个全盲的，还没有大学文凭，从身份和待遇上说，我应该满足了。”张洪说，“但总觉得还是缺点什么，还是需要去继续找个什么点，来放飞自己。”

“放飞自己”，意味着不再局限于盲人这个身份标签之下。张洪曾说，自己一直在想要做成一件按摩之外的事，“让夏琼、让天海获得尊重，从而让他们以我家人的身份，有尊严、有信心地活下去”。在拉萨的甜茶店里，张洪从洛则口中，听到了珠峰这个靠谱而明确的突破方向。他隐约感到，这或许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个机会。

两周之后，在一个乱石坡，张洪在洛则的指点下第一次知道盲杖和登山杖，以及运动鞋和徒步鞋的区别。在其他登山者的帮助下，张洪在2015年爬上海拔5800米的雪古拉山，又分别在2016年和2017年完成了6010米的洛堆峰和位于中国和不丹边界、7050米高的卓木拉日康雪峰。2019年，登山向导陈涛带领张洪站上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封顶，后来带他去四川做了攀岩和攀冰的集训。张洪也决定让陈涛成为自己在珠峰上的“眼睛”。

后来在被问起“你看不见，究竟为什么想登珠峰”时，张洪说得最多的是：“虽然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希望让世界看见我。”

为了张洪能够登顶，向导陈涛和从2019年开始拍摄张洪登山的一位摄影师已在几个小时前下撤，他们把更多的氧气瓶和三位夏尔巴留给了张洪。身后两位背着氧气瓶的夏尔巴想要鼓励他，因无法用英文交流，其中一位只能用双手不断拍打张洪的双腿，在寒风中简单放松肌肉的同时，也为他加油打气。

抱怨时，张洪脑海中闪过妻子临行前说的话。两个月前，张洪和妻子夏琼告别。张洪摇下车窗，夏琼在车外紧握张洪的右手。“你自己的妈你自己回来养，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回来教。”她开始哭，“如果你回不来，我也不管了。”

从攀登技术角度看，世界最高峰的要求并不算非常高。进入21世纪后，中国企业家和精英阶层开始花几十万报名参加商业登山队，珠峰攀登热兴起。他们往往拥有不错的运动基础，沿着架设好的攀登路线，在向导的带领下登顶，为自己的成功和财富故事锦上添花。世界之巅，逐渐变成了海拔最高的名利场。但对于张洪来说，珠峰意味着救赎，意味着那根想象中的救命稻草。

张洪在拉萨的好朋友、登顶过珠峰的户外爱好者泽龙曾经带他爬过洛堆峰和卓木拉日康峰，教会了张洪熟练穿脱攀登安全带和使用上升器、下降器等攀登装备。后来登珠峰时，泽龙说自己把眼镜、手套等装备借给了张洪。“当时他登珠峰最大的困难不是体能而是资金的筹集。”泽龙说。由于需要更多的夏尔巴辅助补给，张洪必须筹款100多万元——至少两倍于健全人的价格，才有资格开始攀爬。这并不是一个每月拿万把块且积蓄不多的科室主任能在短时间内企及的。

从2017年开始，张洪将生活的中心转向筹集资金。张天海记得，那时父亲没时间管10岁的他，干脆把他送到了河南嵩山一所全封闭式管理的武校，直到2019年才回到拉萨。他回忆道，三年少林寺式的训练让他变得精干强壮，但自己性格孤僻，不爱跟别人交流，严苛的管教让他备感压抑。

为了到外地更快赚钱、宣传自己和找到个人甚至企业的赞助，医院的工作也慢慢成了张洪的阻碍。2018年，泽龙在浙江宁波见到了张洪，他已经从医院辞职，加入了一家做去甲醛生物制品的创业公司，做推广和直销。泽龙去过几次张洪的办公室。“每次去，我都能赶上他们上早课或开晨会。员工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每天要喊口号：如果说你分销找到1万个人作为你的下线，你就可以在家里面每天收入百万。”泽龙说，“可能当局者迷吧。直销和传销，一字之差。”

那时，张洪创建了名为“亚洲盲人登山第一人”的短视频号。发布的绝大多数视频中，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字正腔圆又大喘气地讲着关于励志和梦想的口号。或击掌，或攥拳，或振臂，每说一句甚至一个词，他都带着些手势。

张洪也曾试着求助亲戚。一次他带着天海回成都的亲戚家，四个人吃着饭，他聊起攀登珠峰的事情，亲戚当即把碗一放，骂道：“张洪，你不要白日做梦了。你想你一个瞎子，别人没有拒绝你，无非就是同情你、可怜你，难道你没有自知之明吗？你不要再异想天开了，还是老老实实干你的按摩吧。”这代表了绝大多数亲戚和家人的反应。张洪说：“只有我叔叔给了我三万块。因为我叔叔也看不见嘛，他自始至终觉得这事可以干，而且能干成。”

夏琼和泽龙记得，张洪在三年间辗转过宁波、上海和贵阳，为了求钱把自己灌醉到呕吐过，也不断地被人欺骗。一些夸下海口说能全额支持的“朋友”，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

2020年初，张洪回到成都，身无分文。夏琼给他买了从成都回拉萨的机票。走投无路的他给医院董事长王斌道了歉，回到了原来的科室和按摩床边。

夏琼帮张洪拉伸锻炼

可就在2020年5月，筹款柳暗花明。张洪奔走积攒下的杂烩人脉中有一些成功学课程的老师，他们在自己的演讲和课程里反复提及张洪，一些小老板们开始将钱款打到张洪账上。一位“也是没什么文化，但是也很想干大事”的建筑商是捐款名录中数额最大的，给了六万块钱。户外圈也给了他一定的支持。张洪记得，一场徒步云南丽江徒步活动的结束晚宴上，他的演讲众筹了十来万。

余下的资金缺口，是工作的医院为他网开一面。2021年，张洪跟医院求助，董事长决定冠名他的登山，每月1.5万元的工资照发，但让他不用来上班了。“你既然要干，你就安心去干，安心去训练。珠峰是要死人的，你究竟有没有准备好？”张洪记得董事长这样告诫他。于是，他开始每天戴着阻氧面罩、负重20公斤，在医院宿舍楼里爬200层楼梯。

经陈涛和尼泊尔向导公司“亚洲探险”（Asian Trekking）的介绍，张洪团队在筹备期间联系了世界上两位登顶珠峰的盲人——美国人艾瑞克·维亨迈尔和奥地利人安迪·霍泽（Andy Holzer）。他们居住的科罗拉多州和多洛米蒂山区都是攀岩圣地。他们能在岩壁上独立完成很多攀爬和绳索操作，两个人还合作在欧洲爬过一些大岩壁。霍泽攀登珠峰前的特训是连续12小时的越野滑雪拉体能，至今他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能越野滑雪的盲人。

 张洪和向导陈涛/《看不见的顶峰》剧照

维亨迈尔通过邮件和个人网站发布等方式表达了鼓励和祝福。而他没告诉张洪的是，德国视障登山家托马斯·韦伯（Thomas Webber）2006年在海拔8700米瘫倒，坠崖死亡。霍泽在2017年成功登顶前，曾在2014年和2015年两次尝试，分别在海拔5000多米的大本营和接近7000米的营地时因遭遇雪崩和地震铩羽而归。

也许他们默认了，登珠峰和很多户外运动一样，并不是有体能、有技术、有资金，就能消除风险，百分之百成功的事。他们也从未像张洪一样，在一座山上赌上自己全部的人生。

在张洪为珠峰集训期间，跟拍他两年多的摄影团队曾经拍到过这样一幕：15岁的张天海考了23分，他告诉夏琼班里还有人比他考得低呢。张洪回家对儿子发火，说到自己为了登珠峰付出了多少努力。“所有人都在看你的笑话，看妈妈的笑话，看我们的笑话。”张洪操着四川话，“但这个事情做成了以后，笑话可能就会变成神话。”

“我要死了，我要下去。”在2021年5月24日上午的希拉里台阶上，张洪又喊了不下十遍。“OK. Go down.”在他前面的夏尔巴开始骂骂咧咧。通过路绳，张洪感受到他把上升器换成了下降器。“真的要下的时候，我想不行啊，我还没登顶呢。”张洪回想。他急忙喊了“go go go”。

过了一个多小时，张洪感到腿有点冻僵了，风也在变大。自己的头盔撞到了走在他前面的夏尔巴的背包，紧接着脚下也感觉变得平坦。又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夏尔巴对他喊：“Zhang Hong. You summit！（张洪，你登顶了！）”

《看不见的顶峰》剧照

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从离山顶最近、海拔超过7900米的营地出发登顶，再回到营地——这段险象环生的高海拔“死亡地带”，普通登山者要走9～15个小时，张洪走了整整24个小时。从崖壁背身下降时，张洪已经意识有些模糊。他听着夏尔巴喊left和right，但他已经分不清，夏尔巴只好拍着他的腿告诉他这是左腿，那是右腿。下到7100米左右的营地，风越来越猛烈。张洪在帐篷里躺倒，“啊啊”地喘不上气，呼吸也出现短暂中断。一段时间他好像只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感到快要窒息。每每发现他的呼吸声不对劲，周围的陈涛和夏尔巴就会上前抠着调整氧气面罩。

5月27日，张洪终于平安返回南坡大本营。一位摄影师见到他说：“洪哥，我简直没有想到你还能登顶，更没想到你还能活着回。”此刻在山上，海拔7000米以上两个营地的帐篷已被暴风雪吹走或掩盖，被完全摧毁。记载喜马拉雅山脉攀登资料的“喜马拉雅数据库”（Himalayan Database）显示，当年5月25日到5月31日无人登顶，尼泊尔当地时间24日上午9点半登顶的张洪，是四五月份登山季最后一位登顶的攀登者。

张洪回忆，他曾设想过很多要在世界之巅摆的姿势和喊的口号。但在登顶的一瞬间，疲惫的他几乎没有任何情绪表达，只要求赶快下撤。兴奋在回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后来袭。夏琼记得，张洪把锁屏密码换成了象征珠峰海拔的884886。2022年年初回国后，他换了手机号，尾号变成了8848。他还进了一个中国登顶珠峰群，里面现在有近400人。他不再是盲人按摩师。“登山家张洪”是外界赋予他的新身份。

《看不见的顶峰》剧照

一时间，生活确实变了。张洪给拿驾照很多年但一直没开上车的夏琼买了辆二手的重庆力帆，也给新妙老家妈妈那年久失修的房子重新装修了客厅。

作为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盲人登顶珠峰的热度持续到了疫情解封后的2023年。3月，我在北京的中国盲文图书馆见到过张洪和夏琼。他们和几位西藏盲人按摩师参观了图书馆的常设展览，还把张洪登珠峰用的衣服和装备捐给了馆藏，以激励更多视障人士。捐赠仪式结束后，张洪拿出带有读屏功能的苹果手机，以五倍速的语音聆听着各种关于商务合作和纪录电影宣发的消息。

那一年，张洪一直在赶路。众多世界五百强企业在中国的办公室和户外运动文化和商业活动邀请他去做宣讲，他也曾试着在讲台上提到户外和登山精神这样的字眼。关于他与珠峰的纪录电影《看不见的顶峰》在10月上映，那之前两个月的路演活动把他带到了几十所高校。

很多“牛人”成为他的朋友，也给他提了很多“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搬到北京吧，在文艺气息浓厚的地方开个按摩店，“换个环境，换个赛道”；年底就可以开始“7+2”（徒步到达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出去待上半年一次性干完，“去乞力马扎罗也可以看有没有当地盲人愿意一起，形成一个国际化的方式”；还可以试试独自驾驭滑翔伞，成为世界第一个独立完成飞行的盲人。

不过，珠峰带来的热度也在逐渐消散。张洪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一些看过他登山的和自称是“做登山的人”，似乎并没准备好接纳这一匹“黑马”。一些人觉得，他缺乏真正的登山家的气度，他想从登山上得到的东西太多，“并不真正喜欢登山，没有把登山融入自己的血液”。一些人也质疑他有时冰爪不是自己穿，在山上有多大的自主能力，登上珠穆朗玛峰这件事究竟是不是足够了不起。

张洪一行人在攀登珠峰

在老家，尽管张洪和亲戚邻里们讲过在珠峰上的惊险和不易，但直到今天，大家提到张洪，还是觉得他家“没什么钱”，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事依然是“爸爸看不见，算生辰八字的”。“你说他去了珠峰，那他到底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呢？”一位张洪母亲的邻居纳闷。

张洪说，从珠峰下来的三年，他开始和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和解。他承认，他不是一些人理想中的那种登山家和职业探险家。“登山有两个极端，一种是真正爱登山的人，无论是登山理论也好，装备也好，技术也好，确实是把所有都做到极致。还有一个极端是只要请最好的夏尔巴，买最好的装备，花钱就行。我觉得我是介于他们之间。”张洪说。或许是因为小时候在山区的生活太过于艰辛，他并不对山爱到极致，“并不是没有山我就没办法生活”。

生活中的琐碎而真实的烦恼依旧扑面而来。作为登山家张洪的儿子，张天海好像没有享受到太多好处。他没考上高中，在拉萨的职校读了电工专业，还在一家餐厅洗盘子打过杂，补贴家用。因为知道爸爸没钱，张天海依然在买29块三条的便宜内裤。这些内裤质量一般，加上自己超重，往往穿一个月就磨坏了。“我自己也想找机会改变一下生活和现状。”张天海说。

如今，张洪还是会被请去讲自己的珠峰经历和去做公益活动，只是频率大大降低了。站在讲台上和镜头前的他，不再有过多的手势和空洞的口号，也不再频繁提高音调。他开始心平气和地讲述318国道上与夏琼和天海相处的点滴，不时夹杂着四川方言。他提到，在他对夏琼急躁得要发火的时候，儿子会用力握住他的手，拍怕他的肩膀，自己的火气就慢慢消了。儿子还会在母亲节那天去路边的花棚给夏琼送花。

7月1日，重庆梁平区仁贤镇，慢跑三公里后张洪开始徒步。夏琼开保障车赶往屏锦镇提前寻找过夜的地方。（孙晓晨 摄）

每次活动之后，张洪会回到318国道，和偶尔会独自向前的天海汇合。在重庆段，张洪在一位公益跑者的协助下，用三小时从1907公里路标跑到1928公里路标，完成了一个半程马拉松。张天海也跟在后面，但越落越远，在路边的桩子上不断压腿休息。但令父亲没有想到的是，他也完成了接近20公里。今年下半年，张洪准备参加马拉松比赛。这一次在筹备期间，他希望家人与他同行。

和登珠峰一样，一家三人徒步318国道这一决定也包含了张洪对家族命运的考量。在医学上，并非所有类型的青光眼都会遗传，起初张洪也不相信遗传足以致盲。“但后来在全国接触了很多家族遗传的例子，我也不得不去为他（天海）考虑、担心。”张洪说，“无论未来，天海会遇到什么，我都希望徒步318国道将成为他人生中一笔重大的财富。”

6月30日，重庆梁平区，张洪儿子张天海在陪跑队伍最后。（孙晓晨 摄）

（感谢《看不见的顶峰》导演范立欣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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