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名为“进击的白小莹”的年轻女博主上传了一段视频，视频的主要内容是质疑《读者》杂志中部分文章的观点，认为它们无原则地美化外国、美化西方以借机贬低中国，认为这些文章可能会误导公众。随后，《读者》杂志向她发出了律师函，要求她删除视频并连续七天发表道歉声明。

这一事件迅速在网民中引起激烈反响，许多人开始挖掘并指出所谓的“公知文”中的问题。至今，《读者》杂志的抖音账号评论区仍然关闭。随后，各种模仿账号蜂拥而起，《意林》《青年文摘》等在2000年前后广为人知的各个知名媒体无一幸免，都成为了“道歉”的对象。

这一下子就勾起了我的20年前的回忆，《读者》《意林》《青年文摘》等杂志在高中语文老师以“提高阅读写作水平”的名义，推荐给懵懂的我们，成为了在高压的高中时期少数能够“合法”阅读的课外书。它们也成为了我这样的学生在高中时期“开眼看世界”的窗口，各种“心灵鸡汤”和“国外轶事”蜂拥而至，帮我构建起了一个“想象的异邦”。

在这个想象的异邦当中，日本的十一岁孩子可以负重20KG在风雨交加的泥泞大草原上徒步一百公里，即使发着高烧也能硬撑着走到终点而不是因为得不到休息与及时救治而死亡；美国的孩子则能把四杯25℃的温水合成一杯沸腾的开水；德国建造的下水道堪用一百年，还能在三米之内的小仓库里找到用油纸包好的备用件；日本人开的餐厅里盘子一定要洗七遍，来打工的不懂规矩且喜欢偷懒活该成不了发达国家只配一辈子受穷给高贵的大和民族当碎催的中国人只洗了五遍就会被辞退。

长久以来，这些媒体为我们塑造了“想象的异邦”，成为了我心目当中中国进步的方向，西方的文明、美好和富足，成为了懵懂的我批判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足的依据，就如知名人类学家王铭铭所说“西方作为一种‘异文化’，变成东方社会文化发展的自我之前景。”2000年我上大学了，想象的异邦在网吧里开始崩塌，在BBS的左右派键政中开始崩塌，在科学教育、历史教育和思政教育当中崩塌，在我的哲学专业当中崩塌。

但是，我今天不想随声附和般模仿各位博主，继续声讨那些构造想象的异邦的各路媒体。痛打落水狗固然有趣，但是找到纵容恶犬狂吠的狗主人更为重要，找到他纵容恶犬狂吠的原因更为重要。我打算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把我推入“想象的异邦”当中的语文老师和语文教育。

任何教育都有意识形态属性，语文教育是学习自身母语底层逻辑的过程，是具有最深刻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教育。

阿尔都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社会大众进行驯服，而学校则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他指出：“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一种劳动力技能的再生产，同时，还要求一种对现存秩序的规则附以人身屈从的再生产，即工人们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归顺心理的再生产，以及一种剥削和压迫的代理人恰如其分地操纵统治意识形态的能力的再生产。”

包括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工会的、传媒的（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化的（文学、艺术、体育比赛等）等诸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信息传播，对个体进行体制化规训和合法化“生产”。

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深入，深刻指出了现代教育的本质就是一种通过规训与惩罚，形塑一个人意识形态的过程。他把监狱、学校和兵营放在同一个维度上进行观察，指出三者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学校的不同性在于“教养机构则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活动。刑罚的作用点不是表象，而是肉体、时间、日常行为态度……至于所使用的手段，就不是被强化和被传播的表象体系了，而是被反复使用的强制方法，不是符号，而是活动：时间表、强制性运动、有规律的活动、隔离反省、集体劳动、保持沉默、专心致志、遵纪守法、良好的习惯。而且，归根结底，人们试图通过这种改造技术所恢复的， 不是卷入社会契约的基本利益中的权利主体，而是恭顺的臣民。”

从历史上来说，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也是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属性的。中国古代最基本的语文教育启蒙书籍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的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包含了极其深刻的儒家人性论的教育。《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赵钱孙李”，是宋代皇族和顶级贵族的姓氏。《千字文》的第一句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是一种世界观教育。

当然，整个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核心的目的是培养士大夫，在科举取士成为国家主流人才选择方式之后，中国的语文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则更加凸显出来。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的核心，是基于对意识形态经典著作的学习，着重培养士大夫的写作能力。简单地说，就是强调受教育者意识形态的输入和输出。

现代义务教育起源于普鲁士，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国家为推行宗教教育，提倡广设学校。宗教领袖马丁·路德是最早提出义务教育概念的人。改革胜利后，为使人们都有学习《圣经》的能力，路德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所以当代语文教育自诞生起，就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

后来，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欧洲的各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广泛建设各类“公学”、“高级中学”、“文法学校”，这类学校以招收中上层男孩为主，以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为主，学习西方古典传统，更把升学预备教育和培养上层职业者作为重要任务。

这种学校以学习古典学为桥梁，着重强调论文写作，以意识形态教育为核心，培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输出者。大家如果读过马克思的高中毕业论文，就会看到这种教育下培养的顶级天才，虽然只有18岁，却具有何种水平的思维创造力。

当然，在其后随着市场对有着科技基础的工程师和技能型工人的需求增大，实科中学和技术职业学校逐步走上舞台。但是“公学”、“高级中学”、“文法学校”在西方的地位依然是超然的。在19世纪，普鲁士更是规定只有文法学校的毕业生才能进入大学或充任国家国官吏。

而在英语世界，各个公学依然受到统治阶级的追捧。在今天，英语世界的各类“公学”、法语世界的“高级中学”和德语世界的“文法学校”，在整个西方教育体系当中还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西方意识形态机器的发动机之一。

当代汉语语文教育起源于新文化运动，它有着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同时也有着新文化运动的虚无主义特点。在今天，这个特点进一步体现为以实用主义瓦解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以阅读为本位，忽视写作，以文学审美为方法论，虚无现实生活。

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潘新和教授就指出：“清末民初语文教育仓促转型之时……禁八股，废科举、兴新学，辛亥革命，废止读经科，打倒孔家店，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西学东渐等，是现代语文教育发端的政治、文化语境。疾风骤雨式的社会、时代转型，学界顺势而为，匆匆剪断旧教育的脐带，急切拥抱新教育的呱呱堕地。

现代语文教育以反封建、科举教育为旗帜，从贵族、古典向平民、白话教育转向。教育目的从“为功名利禄”向“为生活”“为人生”改变。陈独秀、胡适们倡导古典向写实、文言向白话转型的文学革命，蔡元培、黎锦熙们鼓吹“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教育革命，他们对传统文化、教育精神的反叛与决裂，历史功绩不容置疑，然而毋庸讳言，不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他们均未对传统教育进行深思熟虑的全面、系统的检讨，对其正面认知严重不足。”[1]

用实用主义来瓦解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是民国语文教育设计的初衷，但是这种行为无疑是粗鄙而草率的。胡适、叶圣陶等人对旧式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但是，对如何建立新式教育却并没有深刻的思考。他们以一种粗浅的实用主义态度，仓促建立起了民国语文教育。

叶圣陶认为，语文教育的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是“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 “应付生活论”其本质是实用主义，而且是实用主义中最低级的实利主义。强调语文“器用”性，以获取直接功利效益为行为准则。把语言（语文）理解为应付生活（物质、社会生活）的工具，以技能化、应用化训练。将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应付生活”论，作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主旨，显然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在于它否定了语文教育应当超越现实生活，为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作用。将实用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方面，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无论何时都不过时的，知识分子应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历史责任和道德义务，另一方面，也否定了其所效法的西方文明中最为积极的部分，既对人类命运思考的主题。

正是因为以粗浅的实用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没有以明确的意识形态经典著作为基础，便迫使中国的语文教育对学生的信息输入必须转向以阅读美文（优秀文学作品）为核心。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否定中国旧有的意识形态，但西方的意识形态既不符合我国现实，我国知识界对其也缺乏深刻了解，所以也找不到适合学生使用的西方经典文本。

胡适和叶圣陶等语文教育的塑造者，只能以现实的文章作为救急之用，评定这些文字好坏的，只有直观的美，而这些文字具体有什么思想，他们并没有认真地思考。叶圣陶认为，阅读是读者和作者双向交流的过程，也是读者通过文字走近作者心灵的复杂心理过程。叶圣陶主张的语文教育以阅读为核心，强调鉴赏、想象、语感、涵咏、揣摩、评论、咏诵的学习过程。这也是《读者》和《意林》这种毫无思想深刻性可言的文字，出现在高中生案头的原因。

语文教育的内在逻辑是让学生学会母语编码的内在逻辑，从而让学生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从理性地思考到理性地输出。

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现代西方，语文教育都是以写作为核心的。在当代的西方高中语文教育中，写论文，是高中教育的重要环节。其中最为极端、最受争议的，就是法国高中毕业考试的哲学论文写作。而正是这样以写作为核心的教育，让法国在近代以来文学家和思想家辈出。

与之相比，当代中国的语文教育则是忽视写作的，仅仅让写作从属于阅读，写作只是阅读的副产物。叶圣陶提出了阅读和写作比较的三论，从而高扬阅读教育，贬低写作教育：

一是“根”论：“单说写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

二是“基础”论：“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

三是“独立能力、目的”论：“语文课程教学生阅读课本，通过阅读课本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阅读和写作是对等的两回事，各有各的目的，这是很清楚的。”

但是在现实教育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以阅读为中心的教育，不会像叶圣陶先生所认为的那般理想化。越是高超的文学作品，其意义就越深刻，可解读方向就越多。但是现代教育又要求标准化，考试的标准答案，语文老师来确定的标准答案，不仅不能建立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阅读互动，还限制了学生的思考。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网上经常吐槽的鲁迅先生的《秋夜》中的名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中学老师让中学生去分析如此具有冲击力的文字，其很多含义是学生是无法感受到的。

以阅读为中心的语文教育代价是沉重的，潘新和教授指出：“20世纪初草创的我国现代语文教育，一个多世纪来收效甚微、每况愈下。其发轫伊始，‘国文退化’‘抢救国文’等质疑、责难之声便不绝于耳。”

1942年，叶圣陶先生终于承认：“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1978年，语言学界泰斗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著文评论：“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1995年，语文界第二代掌门人张志公先生坦承：“中国人学自己的语文甚至比学外语还要难，这是说不过去的事！我们这些搞语文的人是要承担责任的。”

2007年，《羊城晚报》记者采访著名作家王蒙，他说，“语文教学和文学解读把孩子教傻了”，“我要是考作文，都能交白卷”。2007年和2008年,北京大学温儒敏先生分别对北大中文系新生与外校学生调查：学生对中学语文教学不满乃至反感。

2012年，教育部普通高中课标调研组大范围调查：学生对语文教学评价为所有学科倒数第一。2013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撰文《北大教授呼吁：救救语文教育》，北京大学张海霞教授因绝大多数学生文稿不通，批评：“这语文都怎么学的？！”疾呼：“救救语文教育，救救我们的中华文化。”引发了学者广泛共鸣。

当下，这种以阅读为中心的语文教育，进一步扭曲着我们整个民族的母语教育。2020年一篇题为《生活在树上》的浙江省高考满分作文引发了激烈讨论，文章全篇充满了各种生僻字词和外国名人名言，让许多网友高呼看不懂，诸如：“嚆矢、振翮、孜孜矻矻、袚魅”，“海德格尔、卡尔维诺、麦金太尔、韦伯”等冷门生僻的词语和超出一般高中生认识范围的哲学家。

在身为哲学工作者的我眼中，这文章美不美尚且不论，但所有哲学家名言的引用，都是驴唇不对马嘴。而就是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信口开河般地胡乱用典，在某些评价体系中，却是优秀的表现，简直倒反天罡。

在没有了真规则之后，假规则、潜规则自然大行其道。据《钱江晚报》报道，陈建新为浙江大学副教授，自2000年开始担任浙江高考语文作文阅卷大组组长，主持制定每年的作文评分标准，确定每年的满分作文。除了出书和参与制作付费课程，陈建新还常以高考语文作文阅卷组长的身份，奔赴省内高中开设高考作文讲座。浙江省萧山中学老师撰文表示，陈建新在作文阅卷评判标准上有着至高的权威性。本次高考，陈建新曾力排众议，给予《生活在树上》满分。

这样的假规则、潜规则是不会教会人如何正确表达的，只能教会学生如何用华丽的辞藻来铺陈文字，甚至在这篇《生活在树上》当中已经不是华丽了，而是在华丽追求到极致之后，病态追求似懂非懂的晦涩。而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这种思想倾向会彻底毁灭我们民族的思想，只有回归到用朴实干练的文字表达语言，才能真正地激发思想的创造力，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就是经典的例子。

“古文运动”是对骈文的批判，而“古文”则指的是先秦到两汉时期的散文。韩愈最先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 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推崇先秦至两汉时期文字朴实干练的写作风格。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成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明道。只有将“写作以表达思想为核心的文章”作为语文教育的核心，才能“文起八代之衰”，才能迎来唐宋八大家的文学盛世，才能迎来宋明理学的思想高峰。

如果我们不会写作，那就意味着我们不会表达。如果我们不会表达，那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地思考。

当代中国语文教育在批量制造虚无主义者，这是新文化运动在剜去传统文化的肿瘤时，留给中国文化最深的一道伤口，这个伤口至今尚未治愈，甚至会化脓、发炎，并扩散至全身造成更多的疾病。

实用主义低微浅薄，若以其作为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必然导致无法超越现实，因为实用主义要求我们盯紧现实需求。而对现实中的不满的否定，又是人的自然思维倾向。所以，在重视阅读教育的情况下，逐渐将文学审美作为当代中国语文教育传递给学生的重要的方法论，使文学审美在语文教育中代替了实用主义。

文学审美要求我们对现实维持距离，在这个距离上否定现实，从而构造美以造成一种浪漫主义倾向。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读者》和《意林》去构造“想象的异邦”？就是我们在语文教育当中获得的文学审美的方法论和浪漫主义倾向让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这种充满审美价值，远离现实生活的美好世界真实存在。在想象异邦的构造过程中，《读者》和《意林》只是为其构造提供了材料，而让我们相信想象的异邦真实存在的，则是以阅读为中心的语文教育。

但是文学审美是有其缺陷的，文学不需要现实实践，所以文学自然而然地很容易脱离“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原则，从浪漫主义滑落到虚无主义的领域。任何后发的现代化国家，都难逃从文学浪漫主义到虚无主义思潮的历史过程。

德国文学家让·保罗第一次把深受费希特影响的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命名为“诗歌上的虚无主义 (poetic nihilism) ”, 意指在文学领域表现的虚无主义。而真正让虚无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是俄国文学家，虚无主义在俄国19～20世纪的社会和思想文化史上，是为世人所瞩目的一种十分突出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

1830年代，恰达耶夫在俄国发出了虚无主义的先声。19 世纪60 年代，俄国社会内忧外患，民主浪潮迭起。为解决十年农民骚乱，缓解政治动荡，亚历山大二世推行了一系列涵盖行政体制、军事、教育等领域的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

然而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本质上都是为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而设定的，难免保留了大量的旧制度残余，农民、工人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生存境况的艰难使底层人民对改革，对社会现状深感不满，就叛乱而言，1861年的俄罗斯就有1186个领地发生了骚乱。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出路、人民自由精神生活尤为关注，他们纷纷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政治、文艺主张，俄国文艺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屠格涅夫在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着力塑造的“新人”巴扎罗夫，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虚无主义者形象。

此后，一系列形形色色带有“虚无主义”特质的新人形象在俄国文学界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用文学否定俄罗斯现实，用文学构造一个想象的异邦成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艺能，而这个想象的异邦正是“西方作为一种‘异文化’，变成东方社会文化发展的自我之前景。”

我无意在这里详述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但是必须提示大家的是，俄罗斯民族至今还在为这个思潮流血。1830年代，恰达耶夫在俄国发出了虚无主义的先声。1850年代末到1860年代中期，虚无主义思潮在俄国形成并得到发展，皮萨列夫和巴枯宁为其代表人物。几经分化和演变，在1870～1880年代之交，从虚无主义中演化出了“民意党”的恐怖主义。

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着亲缘关系。如果说虚无主义的主词是“否定”，那么，无政府主义的主词则是“破坏”。从“否定”走向“破坏”，仅有一步之遥。同时，虚无主义也是恐怖主义的源头和温床，虚无主义的恶性发展和逻辑归宿，就是走向恐怖主义。[2]而也同样是这个思潮，引导俄罗斯知识分子毁灭苏联。

在中国，这种从文学浪漫主义到虚无主义思潮，也体现在文学界，当然中国文学界有中国文学界的特点——一种无思想的虚无，和浅薄的否定。我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爱好者，但是从我有限的视野来看，中国文学界虽然也盛行虚无主义，通过无原则的审美批判，恶毒诅咒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通过构造想象的异邦来歌颂西方。

但是“万幸”的是，我们以阅读为中心的语文教育，忽视了他们思想能力的构造，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水平不是那么高屋建瓴，基本上都是以咒骂和下三路为典型的低俗技巧，远不及俄罗斯人那样深刻的否定，从而彻底破坏自己民族思想的根基。

王小波算是当代作家中最有思想的了，但是他最多也只是谈谈证伪主义。诸位可曾在中国任何作家口中，真正见到他们谈论思想体系的建构？这是不幸，也是万幸。不幸的是，我们作为后发国家，用文学构造想象的异邦进而否定自身的存在，是一种宿命，这种宿命导致我们在追赶先发国家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不断地失误、犯错、摔倒、流泪甚至流血。

万幸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以阅读为中心，阉割了我们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导致这种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破坏力比较有限。就和国内舆论界的某些公知一样，只会在网上编造哈耶克的“名言”，却根本不能理解其“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这样伟大的论断的真正破坏力。

让我们回到文章的主题，“想象的异邦”的建构是一个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时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我们没必要过于苛责《读者》和《意林》，他们都是历史浪潮当中的一叶浮萍，浮起来是历史巨力的结果，沉下去亦然。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是谁让我们主动地去相信那“想象的异邦”，是当代中国语文教育。但也是这种语文教育，构造了当代中国文学界，构造了中国公知，构造了我们几代人的意识形态。

想象的异邦崩塌了，不是因为我们不再怀疑和批判了，而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伟大的进步，拉近了中西方的差距，甚至在很多领域大幅度超越了西方。想象异邦的崩塌，也是互联网和自媒体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破除了知识分子对信息传播的垄断，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旧的茧房被击破了，也要警惕新的茧房逐渐形成。

想象的异邦虽然崩塌了，但现在也不是嘲笑和洋洋自得的时候，现在，是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思想建构“理想国”和“大同世界”的时候了。想象的异邦的支柱，是美国的霸权，而美国的霸权不过三十年，就显示出衰落的迹象。

如果西方秩序在短时间内解体，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能不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思想体系，用自己的“理想国”和“大同世界”填补西方留下的真空，给全中国乃至人类带来百千年的发展、正义与和平，成为了摆在中国思想界甚至每个大脑还能正常运转的中国人面前的重要任务。

希望在几十年以后，我们的子孙不会埋怨我们这代人思想愚蠢。希望在百余年后，我们的子孙依然赞叹我们这代人的聪明智慧与思虑深远。希望在一千年之后，人类依然能听到我们这代中国人的思考。

[1] 潘新和，表现与存在：语文学再出发——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审视与前瞻，中国教育报  2015-12-09  07版。

[2]马龙闪. 虚无主义在俄国的发生和流变 [J]. 探索与争鸣, 2015, (08): 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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