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国人的认识中，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视野”，重新审视自己。但其实，四千多年中国文明史，至少有过四次“开眼看世界”、吸纳世界优质文明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全部错过。留下的遗憾和恶果，值得每一个当代国人反思和警醒。
文明的进步，在于交流与合作；交流合作越频繁的区域，社会进步的机会就越多，例如环地中海文明圈。中国是文明古国，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偏居东亚，与其他文明的来往非常困难。公元一世纪前后，地中海周边正值最辉煌的古罗马，而中华文明也处在强盛大的汉王朝统治下。张骞、班超出使西域，贯通了现代学者所说的“丝绸之路”。自此，这条由冒险者开辟的商路，正式进入了官方史料的视野，中西文明的交汇、碰撞，带来了深远的文明后果。汉朝之后，西方更多的作物、器具和宗教纷纷传入中国，给国人的世界、文化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比如，佛教的传入，补充了中国形而上学、超验世界的缺失。中原人第一次意识到，华夏文明不是地理上的世界中心，西方也不全是茹毛饮血的蛮夷。遗憾的是，由于政治、语言和地理等隔阂因素，中国没有和其他文明建立起长期联系。究其根源，皇权专制出于统治需要，一直独尊儒学，对外来宗教时而利用、时而消灭。信徒的教义文献、乃至生命财产，都缺少安全保障。于是，来自西方的优质文化，一直被边缘化。中国就这样错失了第一次“开眼看世界”的机会。
在很多国人的印象中，宋朝一直是个“积贫积弱”、丧权辱国的小国。事实上，宋朝的繁荣、开放程度超过唐朝。宋朝人的国际视野，也远超过了后世的明清。由于周边王国林立，宋朝人主动抛弃了“天朝上国”的姿态，与周边各国如辽、西夏、大理发展平等互惠的政治、经济关系。宋朝的商品经济也非常发达，甚至产生了人类最早的纸币——交子。当时，外国商人遍布东京、汴梁等国际大都市。中国商人也积极向海外探索，留下了海量的纪实文献。
遗憾的是，由于中原王朝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这种脆弱的商业文明，最终还是被野蛮的游牧部落打断了。而在当时的欧洲，基督教已经整合了希腊罗马文明，在哲学、科技、经济、制度等领域，全面领先于世界。由此，中国由于错过了第二次“开眼看世界”的机会，再次被排除在世界主流秩序之外。
宋朝灭亡后，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的政治版图，中国人再次卷入了一次文化大融合。当时的“色目人”，就是对西域人种的统称，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欧洲人。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如今的泉州更是保留着当时大量的外国人遗迹。频繁的跨区域交流，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的新知识、新视野。比如欧洲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经商探险；扎马鲁丁带来的地球仪，则是打破了传统中国“天圆地方”的世界观。
然而，随着蒙古的统治被汉族农民起义推翻，中原王朝再次退回了“四方皆蛮夷”的世界观。
明朝永乐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沟通了印度洋沿岸的很多国家。但是，郑和的航海纯粹出于政治目的，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朝廷被迫烧毁所有海船和文献。到明朝后期，欧洲已经走向大航海时代。随着西方商船的到来，中国再次迎来改变世界观的契机。商人来到中国做贸易，改变了中国自产自销的市场经济；徐光启在利玛窦的帮助下，完成了《几何原本》的翻译，将很多天文学、几何学、数学的知识传入了中国。但是很可惜，中国的政治结构过于封闭，传统文化的包袱过于沉重，于是明朝中后期这次睁眼看世界也错失了。今天，中国依然处在鸦片战争以来第五次“睁眼看世界”的延长线上。然而，很多国人享受着全球化的便利，眼光和头脑却依然停留在古代，常常试图以封闭代替开放，重回闭关锁国的野蛮世界。而当下国内经济、国际政治，也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每个国人的命运更充满了未知。因此审视中国过去“睁眼看世界”的遗憾和教训，就显得尤为紧迫。然而不幸的是，中国古代、现代历史书籍汗牛充栋，却常常囿于帝王将相、宫闱秘事不能自拔，具备全球视野、现代眼光、文明高度的书籍却凤毛麟角。
朱维铮说：“想象中国是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西方学者只能通过窗户看里面，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屋内，似乎洞察一切，但唯独不知道这间房间坐标何处”。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三部世界史学大师的权威著作：《京都中国通史》（独家）：日本汉学巨擘内藤、冈崎师徒的代表作，先知书店独家销售；《剑桥中国史》：英国剑桥通史系列的扛鼎之作，由著名学者费正清领衔主编，在全球汉学界久负盛名；《哈佛中国史》：哈佛大学出版社经典之作，萃集50年来世界中国史研究成果，是西方各大高校中国历史通识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