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指出：“唐朝专门设置‘宾贡进士’。……科举制向周边族群的开放，加强了周边族群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圈的自觉，加深了唐朝与周边政权交往交流的密切程度，巩固了边疆诸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和信任。”
一千四百多年前的隋唐时期，遣隋使、遣唐使、宾贡进士，就是最早的“留学生”，他们的留学生活及其背后的留学制度，让我们看到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的交往、交流史，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对周边政权的深远影响。
如今，“留学生”一词早已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词汇。殊不知，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隋唐时期，就已经有了“留学生”的雏形，那就是“遣隋使”和“遣唐使”。隋唐时期，海外来华的使团被单独赋予称呼，正是因为当时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不仅是进入中原王朝进行朝贡的使团代表，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还肩负着学习隋唐先进的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的任务。隋大业四年（608年），日本派遣使团来到中国学习。此次的使团中有留学生、留学僧各4名。这是史料记载的最早前来学习中国先进文明、汉传佛教的留学生。自唐朝起，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次数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其主要目的还是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求取佛法。▲日本遣隋使团首领小野妹子画像（左为隋记录画像，右为日本记录画像）唐朝时期，凡是被接收的公派或自费的留学生，大多数都会在国子监和太学中与中国学生一起学习儒家经典。这么多外国留学生，唐朝政府怎么安排呢？外国留学生一般都是安排在长安的国子监学习。据《东史纲目》记载，外国留学生“买书银货则本国支给，而书粮，唐自鸿胪寺供给”。意思是杂费由留学生自己的国家出，学费和伙食费由唐朝政府负责。国子监所教授的主要还是以儒家典籍为主。可见，唐朝给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学习条件还是挺不错的。当然，学了好几年，水平怎么样，最好是有一个方式检验一下。在我国古代, 学习成果最好的验证方式，就是科举考试。不过，周边民族士子和外国留学生无论是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都与中原不一样，参加一样的考试，确实有点不公平。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吐蕃、高昌、高句丽等政权派遣贵族子弟进入唐朝太学学习。唐朝专门设置“宾贡进士”，为他们提供考取科举的门路。贞观五年(631年)后，“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无何，高丽(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选拔“宾贡进士”的制度自唐长庆年间开始，而后五代梁、唐、晋诸朝以及宋代有沿袭。到宋朝时承袭前朝的“每自别试，附名榜尾”宾贡进士放榜方式都一直在实行。直至明朝时期，虽然史料中并无“宾贡”二字的记载，但从有关的记录来看，当时科举中实行的相关制度内容，确实与唐朝以来的宾贡进士制度并无差异。提及日本的遣唐“留学生”，最知名的当属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阿倍仲麻吕是古代中日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长期以来备受中日学界的关注，与鉴真法师一同被誉为中日交流史之“双璧”。据《成寻所记入宋诸师传考》记载，阿倍仲麻吕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应试中举，入朝为官，历任洛阳司经校书、左拾遗、左补阙与秘书监等职位。史料中没有提及他是否高中“宾贡进士”，但就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和留学生这一点来看，阿倍仲麻吕来唐时期，虽然尚未形成专供周边及域外士子参加的制度化的“宾贡科”，但很有可能已经实施了相关制度，并最终在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固定下来。阿倍仲麻吕不仅深受唐玄宗赏识，还与王维、李白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向唐玄宗申请回国时，玄宗亲作五言律诗送别：在阿倍仲麻吕返回日本途中乘坐的船只遭遇风浪而漂泊的消息传到李白耳中时，李白错以为好友遇难，十分悲痛，为悼念好友，写下了情真意切的《哭晁卿衡》：阿倍仲麻吕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交流做出的贡献，影响到当代。西安为其建立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日本奈良市也建立了阿倍仲麻吕的纪念碑，作为中日友好的见证。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起，唐朝政府在宾贡进士的基础上，在科举科目中专门设置了“宾贡科”，专供边疆民族士子及域外士子报考。这一制度吸引了更多新罗、日本、大食、波斯、安南等国士子前来应试，也加深了唐朝与周边民族及域外政权交往交流的密切程度，堪称最早的“留学制度”。对于这些域外国度的士子和他们的故国来说，无论他们是受官派还是自行选择来唐学习、应试，报考“宾贡科”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宾贡科”登第后，便可享有与“宾贡进士”头衔，可在唐为官。新罗人崔致远在国子监留学后，报考“宾贡科”一举登第，在大唐入仕数载，终以三品官衔荣归故里。他推动了儒学和汉文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将唐朝先进的文明、文化和制度等传播到朝鲜半岛，对朝鲜半岛后世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朝鲜半岛思想界誉为“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东方儒学之宗”。据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考证，从唐穆宗长庆年间至五代中叶（930年前后），新罗士子登唐朝宾贡科者就有90人。如果参照文宗开成时代两次遣送留学生回国的数量（三百余人），则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新罗开始派遣留学生起至五代中叶，300年间所派遣来大唐的留学生数量保守估计当有2000人。仅新罗一国赴唐的留学生和参加“宾贡科”考试的文人士子数量就有如此之多，更不论当时的其他边疆民族，以及大食、波斯等海外各国的士人了。各地文人士子来唐学习，一旦被接收，其生活和学习费用绝大部分由唐朝提供。从这里可以看出唐朝对于有才之士的体贴与关照，也足以窥见唐朝之包容开放。唐朝作为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对周边文化影响深远。根据史料记载，“宾贡科”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朝早期，这种开放且包容的体系，促进了东亚的科举制度及选官制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