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李政道对中国当代科学的作用无可替代？

封面图片摄影：刘邦华

导读： 

 近日，李政道先生以近98岁高龄在美国仙逝，海内外科学界同声震悼。李政道名列20世纪伟大物理学家之中，必将永垂青史。同时，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巨大贡献也必将铭刻在当代中国科学史上，令人缅怀和思考。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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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政道作为一位科学天才，上大学后不久就得到了熟悉他的师友的公认。而李政道进入中国科技领导机关的视野也非常早。早在1949年冬至1950年春，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进行了全国科学优秀人才调查，李政道就被推荐列入近代物理组。他是物理组42人和800多人总名单中最年轻的科学家，当时才23岁。

1957年，李政道、杨振宁获颁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国内派张文裕教授作为代表专程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向他们表示祝贺。在瑞典逗留期间，李政道向张文裕详细了解了国内科学界的情况，并表示愿意为日新月异的祖国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62年，经过国内安排，李政道与他的弟弟和妹妹在香港见面。尽管他有母亲和弟弟在台湾，但他多次拒绝访台，以免妨害他同祖国大陆的联系。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李政道立即抓住时机实现了离国26年后的首次回国访问。

1972年9月19日至10月31日，李政道首次回国访问6周。在繁忙的参观交流、探亲访友的间歇，他在北京和上海作了4次学术报告。他还带了一台最新的微型计算机、两套集成电路以及一些资料赠送给中国科学院。在上海和北京参观大学和研究所的时候，他还分享了应大力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物理系各专业不宜分得太细等看法。离京之前，他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回国访问，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二人畅谈两小时。

两次访问期间，李政道以科学家的严谨求实、爱国者的坦诚无私赢得了国内领导人和科学界的信任，为他后来在祖国科学事业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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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李政道为国家科学事业建言献策，从支持高能加速器建设到促成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成立，从多次回国讲学到实施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从推动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到国内建立实施博士后制度等，他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这期间，李政道表现出来的胸怀和担当，更是令人无比钦佩。

李政道对我国高能物理特别是高能加速器建设作出了关键贡献。1973年，国家批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并开始高能加速器建设，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10多年间七上七下，走过了一段十分曲折的历程。在这期间，李政道始终参与其中，既尊重国内的决策，又出于对国际高能物理前沿动向的了解和理解，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利用自己同高层联系这一特殊渠道，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政道对推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特别是在两国签订高能物理合作协议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高能物理发展。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成功，不仅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象征，也成为我国大科学工程建设一个艰难而良好的开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科技领域出现了人才流失、人才老化等问题，社会上流传着“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李政道利用他的特殊影响，从海外争取到上千万美元，在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支持基础研究，促进国际交流，还资助了当时面临困境的沙漠、黄河水资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研究。这些举措无异于雪中送炭。

李政道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科学大师对科学发展的关键作用。他不仅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推动美国和欧洲的著名科学家来华访问讲学，还利用假期亲自回国讲学。尤其是1979年4月和1981年11月，李政道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每天3小时讲授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全国近千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师生赴京听课，盛况空前。此后，他几乎每年都有几次归国讲学，多次与研究生、大学生等座谈，直至暮年因身体原因难以承受旅途劳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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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或许李政道对于中国科学事业最长远的科学遗产当数CUSPEA。这一计划萌生于1979年李政道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学期间，他发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研究生，从中选拔5人到自己所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不久他直接同美国一些知名大学的物理系联系，建立了在国内组织笔试和面试以选拔人才到美国留学这一特殊渠道，至1989年，10年间向美国和加拿大90余所高校选送了915名优秀人才攻读博士学位。

1981年，李政道在向国内领导人解释这一计划的重要性时说，当时出国进修留学的5000余人中，只有极少数在美国一流大学的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对一流人才培养是很不利的；而CUSPEA的目标则是培养和造就物理学领域的一流人才。

CUSPEA的成功还带动和催生了中美在生物化学和化学领域的类似计划，也分别选送了400多名和200多名优秀人才赴美攻读生物化学和化学各专业的博士学位。这些学者当年就是国内大学的优秀学生，后来很多人成为世界科学界的华人精英。

1981年，我国学位制度正式建立。1982年，中国科学院和国内高校授予了首批博士学位。1983年5月27日，新中国首批18名博士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隆重召开的学位授予大会上领到了学位证书。李政道随即建议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1984年5月，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进行博士后制度试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理论物理研究所在全国率先试行。1985年7月，国务院批准在全国正式推行博士后制度。

李政道推动建立博士后制度的初衷之一，是促进CUSPEA留学生在学业完成后归国。但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留学生归国者寥寥无几。同时，物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欧美的就业形势也面临着种种困难，不少CUSPEA学者转行至其他学科领域。李政道和他的CUSPEA遭到了种种非难。然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越来越多的CUSPEA学者以不同的形式归国发展，在中国科技和教育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政道的远见卓识也渐渐为人们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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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李政道曾经说，我平生最大的心愿和安慰就是能够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情。李政道用他的后半生践行了诺言。

在CUSPEA实施过程中，李政道一家人和他的秘书助理为之付出了无数时间和精力。据报道，每一轮学生从申请入学到学习、生活，甚至因为寄送信之多引起邮局抗议等种种琐事，都是李政道亲自出面协调解决的。

李政道曾经的助手柳怀祖回忆，高能加速器“八七工程”下马后，在美国各研究室进修高能物理的40多位“李政道学者”的生活费也一下子停发了，十分狼狈，最后多亏李先生“费了很大劲儿帮助一个一个落实解决，才没有发生问题”。

在送别李政道先生的时候，认真思考他在中国当代科学事业发展中的角色意义也许不无必要。李政道以他特殊的影响力促进了当代中国科学特别是高能物理的发展，促进了华人高端科技人才培养，促进了我国科技体制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国内科技界建立的信任和联系机制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决策本来不应该比科学问题本身更复杂，但在我国一些场合，科学决策的复杂性常常超过科学问题本身。李政道以科学家的严谨性、爱国者的赤诚赢得了决策者的信任，从而在一些关键问题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当今时代，科学是国家现代化的要务，也是一项高度国际化和高度建制化的事业。李政道和他推动培养的科学人才能不能在中国科学事业中发挥更大的建制化作用？这恐怕不是他们个人的事，而是事关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科技强国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李政道先生再也不能为中国科学事业呕心沥血了，希望他培养的优秀人才能够在中国科学事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相信这也是他的心愿。 

原文标题为“为什么说李政道对当代中国科学的作用无可替代”，2024年8月8日首发于《中国科学报》，《赛先生》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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