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
来源:党史博采
1978年9月20日, 邓小平视察天津, 参观天津新建的居民住宅区。
1978年9月19日下午,邓小平离开唐山到达天津,下榻于市委第一招待所。
晚饭后,邓小平不顾旅途劳累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乎加等的陪同下,来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大剧场,亲切接见了在那里迎候的天津市党政军领导同志。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在市委第一招待所一号会议室听取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林乎加、黄志刚、阎达开、范儒生、胡昭衡等关于揭批“四人帮”运动和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
市委领导在汇报中说,天津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的破坏十分严重,加上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全市大街小巷挤满了连成片的防震棚,到处凌乱不堪,人民生活困难,安全没有保障。眼下的天津可谓大劫之后,百废待兴,百乱待治。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不断询问他所关心的问题,并着重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搞好工农业生产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说:“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一切从实际出发。大队、小队都有特殊性,不能划框框,不能鼓励懒汉。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抄报纸,后面喊口号,中间说点事。天津搞九十几个项目,就是动了脑筋了。过去不敢进‘禁区’,谁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 “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我们过去也是老观念,认为工资总额、劳动定额不能突破,这样调剂的能力没有了。”
实际上,早在1975年时,邓小平就不畏逆境,鲜明、果敢地提出要反对平均主义。他在多次讲话中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他认为:“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为此,邓小平提出,一方面要逐步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对高温、高空、野外等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实行岗位津贴;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不能把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分开。第二年,邓小平再次来天津视察时,又就解放思想问题进一步作了指示。邓小平说: “解放思想,我重复讲了多次,中央各部门要解放思想,地方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能量很大。解放思想就是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你发展生产力,不解放思想,不因地制宜是不行的。一个生产队对一小块土地、一小块水面,如何利用,都有个解放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强调:“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作为基础,不可能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政治路线来。搞四化,搞合资经营,在过去,帽子是很大的。什么‘洋奴哲学’、‘卖国主义’都可以扣上。现在,还有人说我们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社会主义,只搞资本主义。道理很简单,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否则,讲过来讲过去,穷得很,有什么优越性呢?”
在谈到来料加工和引进技术要改革企业管理时,邓小平说,搞来料加工,引进新技术,要大批组织,经常更换花色品种。企业要能独立经营,派强的干部管理,收入要分成。从上海、天津、广东搞起,几百个、成千个带起来,搞富、搞活。为什么大家等着,等着就搞死了。“凡这样的工厂,管理要按人家的方法,这个对我们来说叫革命。”
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说,要搞农业工业化,要养鸡、养猪,搞种子公司、肥料公司,还要搞喷灌。
当汇报到要处理打死人的打砸抢分子时,邓小平严肃地指出:“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不处理不行。有多少处理多少,不处理群众心情不舒畅。这些人也是等着时机。”
最后,邓小平还为天津市的发展出谋划策,他说,天津“可以搞旅游,旅游事业搞起来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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