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很多问题，还需要改
7月份，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决定》的内容很多，一共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我们该如何划重点？它指出了哪些现实问题？又透露了未来的哪些发展方向？
对此，我们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做了交流，他表示：
“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是这次三中全会最关键的要点”。
“整体上而言，会议是一个宏观的行动方案，下一步就是如何落地、如何执行的问题。如果能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都执行到位，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动力”。
“如果在社会领域，政府不能起到更充分的作用，那么市场很难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会被社会抵制”。
以下为采访全文，干货满满，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口 述：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
采 编：十一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那么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只有通过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的发展，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当然现在强调的是高质量的发展。
这次会议也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抓手。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涉及经济命脉，还是落实相关政策的抓手。
最根本的，还是因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两对矛盾。所以你会看到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几乎每一条都在讲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来带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整个文件的核心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领域。
经济领域的主题是增长，政治领域的主题是治理，而社会领域的主题是公平，所以经济增长、国家治理跟社会公平要一同推进，这是真理。
很多人光把它理解成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文件，那是错误的。这次是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都有，它是系统性、综合性、整体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行动方案。
当然，其中最重要的领域还是经济，核心是高质量的发展。我们这几年碰到的问题就是因为发展不足。目前我们的人均GDP大概是13000美元左右，但是发达经济体都比较高，亚洲四小龙中最后一位的韩国也有3万美金。
所以如果没有一定的GDP增长，就很难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数字上的东西还是需要的，当然这个数字不是要通过破坏环境得来的低质量发展，而是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通过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得来的发展。
我们也看到，文件关于社会领域的论述也很多，社会稳定和基本的公平也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平，搞市场化的改革会有很多的社会阻力。
并且像西方那样，即使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了，但是社会越来越分化，像欧美有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兴起，反过来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如果社会没有基本的公平，那经济发展也失去了目标。经济发展本身的目标还是为了这个社会，还是为了老百姓，所以政府一直强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让老百姓有获得感。
还有政治领域的内容也很重要。要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必须有一个有效政府，才能推进有效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否则这些问题很难解决。
在西方的话，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可以分割开来，但这三大块实际上是互相嵌入、不可分割的。他们分割开来了，那就很麻烦，现在整合不起来了。
所以总结起来，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还是这次三中全会最关键的要点。但这个均衡发展不是说固定不变，它是一个动态的均衡，你能看到文件中既有短期目标，也有长期目标。
比如短期有要解决的问题，现在经济领域要增长，就要解决两个活力问题——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活力问题。所以文件提到了税收体制的改革、中央和地方税收关系的调整等等，也提到了企业家精神、民营企业的作用。
你会发现，这次文件中对国有资本和民营企业的表述不像以前那么具有意识形态了。文件提到：
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
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国有部门的有些重大项目，民间企业也要去参加，这个非常重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平等的，都要客观的均衡发展，这样才能焕发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活力。
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那么文件就做了教育、科研、生产等等几位一体的表述，技术科研、应用转化、金融服务这些都需要到位才行。
所以从宏观层面，这次的《决定》就是为了理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跟上层建设之间的关系，从微观层面则强调了具体领域的体制和机制改革。
三大重点，具体怎么办？
当然《决定》是一份行动方案，在实际落地时也会面临一些阻力。方案中涉及那么多具体的领域，执行下来还要具体落实到基层的每家每户。
比如说要焕发两个活力，那么具体如何给地方政府官员松绑？如何给企业松绑？这个非常重要。不能说是捆绑式的发展，而是要松绑式的发展。
这就涉及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的调整，涉及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些地方欠了很多债务该怎么继续发展？像某些地方政府给官员减工资，那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也是不可持续的。
地方政府要把改革措施落实下去，肯定会冒犯一些人的利益，那能不能给官员一些试错的机会？就目前而言，有些地方官员是真心想进行一些改革，但是冒犯了其他人的利益，人家就要把他的祖宗八代都找出来。
真正的围绕改革推进，肯定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监察部门、纪检部门怎么保护这些官员？给他们改革护航呢？
现在要举报一个官员非常容易，随便举报一下，他有一点点小错误就下去了，这样官员也很难有积极性。
很多官员其实有改革的积极性，但是又害怕，动不动叫人家告一状。也有些官员以前有点小问题，但是他带着这个小毛病去改革的话，人家就把这个小毛病找出来、又夸大。
所以说，还是要为深化改革保驾护航，要保护改革的官员，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
民营企业也一样，需要焕发活力就需要保驾护航，发挥它们的积极性。比如要保护企业家的财富和人身安全，有些追究过去的政策负面影响比较大，地方政府要尽量少动用这种行政力量。
也许政策初心好的，但是搞得好像又要进行“阶级斗争”了，大家就很害怕。
再说到社会公平，包括共同富裕也讨论了很多年，也一直在说三次分配，那三次分配就需要理性，要保障劳工的权益。
我们说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财政税收来平衡基本的社会公平，那三次分配就要鼓励人家多赚钱。不能一边限制人家赚钱，一边叫人家捐款做慈善，这是互相矛盾的。
像我老家浙江就做的比较好，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把社会的底部保障好，然后把中间的阶层去扩大，这个很有效。
在我老家，差不多7个人里有一个老板，那他成立一家公司还需要副总、高管，那这样就带动一大堆人富裕了。这个很重要，要允许有想法的人创业，还要上不封顶，鼓励人们赚更多的钱，这样才能把慈善做起来。
落到具体的措施上，有几点是比较重要的。
1. 民营经济促进法、企业破产制度
这些法律、制度一般在发达经济体都比较完善了，我们要迎头赶上，根据自己的特点“抄作业”就行。
《决定》中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表述强调公平竞争，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实际要做到还要有很多微观的措施。比如到银行去贷款的话，就要公开透明，以前银行喜欢贷款给国有企业，很多民营企业贷不到款，那现在就要公平竞争。
民营企业其实不需要特殊的权利，只要跟国有企业一样的权利就行，所以这次的表述也更加科学。
关于个人破产制度和企业破产制度也都需要完善，不能一个人犯了一个错误，就永远不能翻身了，当然个人也要有责任感。
2. 关于对外开放
我们一直鼓励中国要有一波新的开放，那就是单边开放。像英美等发达经济体都是通过单边开放发展起来的，只有通过单边开放，技术、资本、人才这些生产要素才能流动起来。
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促进全球发展，尤其是对于落后国家的发展。
那以后可能会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开放，比如去年宣布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更大规模的单边开放会到来，开放的进程也会大大加快。
3. 关于财税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也就是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很多的财政收入来源是房地产，老实说中国房子的数量已经发展到顶了，我们已经盖了太多房子。正是因为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有很大的积极性，所以我们房子盖的很快，房价也提高了，但现在已经到顶了。
那么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这块的收入减少了，税收从哪里来呢？那可能就得扩展税收。
大家去看，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有房地产税，我们以前也老讲，但是推出房地产税最好的时机已经过去了。
现在如果再征收房地产税的话，就会对房地产的情况雪上加霜。但是增加其他税源的话，需要中央来决定怎么分配。
《决定》中也强调，由中央来承担更多的税权。因为从1994年的分税制以后，财权向中央政府倾斜，但是事权并没有倾斜。在当下，财权和事权需要有一致性。
在中央财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事权也要向中央集中。否则的话，财权就要向地方政府倾斜。毕竟地方政府也要发展，但我们现在社保、医疗、教育等很多公共事务都是由地方政府去做。
根据现有的条件，我觉得以省来进行统筹会比较好，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市统筹。那么省如何进行统筹？省的财权又该如何分配？
每个省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不一样，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去进行实地的调查和科学的研究，从而出台可行的措施和做法。
当前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在当前中国的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事务上，有很多人认为主要是存在“钱”的问题。但实际上，钱当然很重要，但更多地是体制上的问题。
比如社会保障，我们现在的双轨制，体制内一个轨，体制外一个轨，医疗也是这样，很多领域我们都是双轨。其实这些应该并轨。
早年新加坡为了提高公务员的积极性，也是实行政府和社会的双轨制，这些是不利于社会公平的。
再比如说教育领域，像清华、北大等其实有很多专业无法直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社会上那些直接发展劳动力的技术学校又不充足，这些都属于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
再比如城乡的户口制度，如果北上广深等城市要是没有外来人口，那城市肯定要烂掉了，那为什么还需要这个户口制度？
要让这个户口概念转变为居住概念，城市居民可以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口也可以居住在城市。很早之前就提过城乡要双向流动，那为什么流动不起来呢？
新质生产力很重要，那我们有没有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独角兽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代表，为什么中国的独角兽企业越来越少了，一方面是因为外资少了，相关的科研就少一点。但更多的，还是因为无法落地。
不管是在互联网领域、人工智能还是生物医药领域，其实我们本可以产生很多的独角兽企业，但因为体制的问题没法落地。比如在生物医药领域，审批流程太长，甚至有些审批人员不负责任，企业一提交审核信息后就没后文了。
即使落地了，但在医保制度下，企业生产产品就需要赔钱，价格上不去。这样的话人家就会选择去国外，他的价格就能上涨，企业也不会赔本。
再比如航天航空领域，就如马斯克所说，靠他一个人就推动了美国航天业的审批流程，因为以前的NASA有很繁琐的审核流程，那么在他的推动下，私人航天的审批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我们也需要同样的体制改革。
这些明明可以在中国落地的新质生产力，因为我们的体制不改革，而流浪到外面去了，真的很亏。美国硅谷的独角兽企业，有三分之二都是一代、二代移民创业的，很多都是中国、印度迁移过去的。
所以说，这次会议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打造生产新质生产力的土壤，推出的一些政策很重要，什么叫土壤，土壤就是体制机制。
这次大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强调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如何才能更好地推进这个进程？我们过去在经济领域，市场的作用是发挥不够的，像国企改革推进得很慢。但在社会领域，像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又有些太市场化。
在社会领域，应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经济领域，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如果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社会领域充分发挥了作用，社会对市场化就不会抵制。否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反市场、反资本、反全球化。
在社交媒体里，民粹主义的声音还是很高调的，经常骂企业家、骂资本、仇视官员，这些东西还是很厉害的。正是因为社会领域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充分和有效。
新加坡是一个经济领域非常市场化的国家，它为什么能推进市场化？就是因为政府把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社会领域的工作做好了。
所以说，如果在社会领域，政府不能起到更充分的作用，那么市场很难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会被社会抵制。
我们提倡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管住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这样才能实现公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如果社会太不公平的话，那一定会有抗拒的声音。
另外在很多经济领域，有很多活力没有释放出来。比如最近大家常讲的低空经济，其实低空经济不是新生事物，早就存在了，只是有些地方的有些政策不允许。现在政策允许了，那马上就发展得很快。
像这样的领域还有很多，像上文提到的生物医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等，只要政府一允许、一改革，这个活力马上就释放出来了。
整体上而言，会议是一个宏观的行动方案，下一步就是如何落地、如何执行的问题。如果能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都执行到位，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动力。
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接下来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如何调动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的积极性，如何发挥社会活力，下一步就是要从微观的层面落实好。
不落地的话，那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一旦落地，那就不仅能推动实现我们自己的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更是对整个世界都有巨大的意义。
因为从整个世界来说，不管是英美也好，很多国家目前都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处在失衡的状态。如果我们能把这件事做好，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提供了一个行得通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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