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繁华滤镜被打碎，重新打量宋朝的面子与里子

这是一本解读两宋繁华的书。

关于宋朝，传统意见多强调其积贫积弱。近年则有一股新观念，认为两宋的经济与文化都很发达，不但是个宝马香车、雕梁画栋、新声巧笑、按管调弦、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的时代，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繁华，成了近些年认识两宋的新标签。

论证两宋繁华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仅《东京梦华录》与《梦粱录》中的记载，便足可使人对那个时代的开封与临安生出许多向往。但承认了两宋的繁华，仍有许多疑问未解——

总体而言，这本书无意颂扬宋朝的伟大，也无意赞美两宋的明君贤臣，更无意讨论宋朝是不是中国近世的开端这个问题，而更愿意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被统治者即普通百姓的命运而言，宋朝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它相比前代有哪些变与不变？

有些变化很大。比如两宋广义人头税的征收力度较之前代已大幅削弱，民众的生育意愿获得了大解放；再比如两宋不立田制，朝廷不再以暴力手段干预田亩的市场流通，这也是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只是，这些变化既不能视为两宋政府的制度创新，也不能视为两宋政府的历史功绩——因为话语权长期掌握在官府手中，许多人或许已习惯于将社会的改良与进步归功于衙门；也因为臣民实在做得太久，许多人或许也会真以为自己是皇帝养活的。实则两宋广义人头税负担的削弱与不立田制的出现，皆非偶然，而是唐朝中后期实施两税法的必然结果。而唐朝政府之所以实施两税法，又是因为不受制约的官权力与租庸调制度结合，已将唐朝百姓逼至极艰难的困境。

百姓纷纷两害相权取其轻，抛弃了田宅家园，抛弃了年迈的父母，宁愿如无根浮萍般去做逃亡者，也不肯再做唐王朝的编户齐民。消极抵抗也是抵抗。在官权力不受制约的时代，在民意缺乏力量转换机制的时代，消极抵抗更是最后的抵抗，也是最有力的抵抗。不是皇帝们发了善心，而是普通民众的消极抵抗逼着皇权在赋税制度与田亩制度上做出了改变。皇权愿意改变，不过是因为做出改变有助于延续政权寿命罢了。

政权的统治模式是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面貌最重要的因素。当赵宋政权的赋税征收不再以人头税为主，而转以田亩税（资产税）为主时，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主户们（在农村有田产或在城市有房宅店铺者）不敢求富，客户们（在乡村为人佣耕或在城市被人雇佣者）变成了更自由的打工人，乡村里出现了草市，城市里涌入了市民，如此种种，皆是统治模式与汲取模式变更后的产物。然而，种种变化之外，秦制这个基本底色没有变。赵宋皇权仍以官僚集团和军队为统治基础，其皇权与官权仍然不受制约，其施政仍以控制与汲取而非提供公共服务为第一要义。换言之，两宋的变化只是统治技术层面的变化，它仍然是一个典型的秦制政权，与之前和之后的朝代并无本质区别。

叙述这些变与不变，不可避免会有许多针对赵宋政权的批评。或许会有人认为这些批评太过苛责，是在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其实，站在普通民众即被统治者的立场，而非站在帝王将相的立场，去审视统治者的施政，去审视时代的进步与退步，是中国文化古已有之的传统。

在太史公的认知里，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惠帝吕后时代，汉帝国百姓能过上稍好一点的日子，靠的不是惠帝与吕后干了什么，而是他们没有干什么。所谓“垂拱”，所谓“政不出房户”，所谓“刑罚罕用”，皆是指统治者不搞事。统治者不搞事，便是最大的好事。太史公有史德，不会漏记吕后在高层政治斗争中的残暴与变态。太史公也有史识，故而在评价吕后的历史功过时，更在意她的“政不出房户”让普通民众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可以说，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而非代入秦皇汉武这些统治者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与现实，是中国早在先秦两汉时代便已成型的文化基因。留存普通人的辗转腾挪，廓清普通人的命运浮沉与权力施政的关系，当然要有批评。支撑这些批评的标准古已有之，不存在苛责古人的问题。遗憾的是，上述文化基因在后世不断遭到污染，已变得面目全非。为了将自己打扮成英明神武的救世主，秦皇汉武们启动了一轮又一轮文化阉割，消灭了一代又一代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长期致力于将天下读书人统统培养成条件反射式要与皇权共情的畸形种。故而才有梁启超于清末剧变之际幡然醒悟，痛斥中国传统史书只见一家一姓不见民众，只见统治者而不见被统治者，实可谓无史。

笔者从事历史写作已有十余年，常被问“你最喜欢历史上的哪个时代”“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这类问题。实则所谓时代不过是历史写作的剖析对象，无所谓喜欢或者不喜欢，两宋自然也是如此。书写历史是在朝后看，朝后看的目的绝不是要制造一个存在于昔日的美好幻象，而是要从那来路中看到经验与教训。

史学起源于现实关怀，不断地朝后看，是为了更好地朝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