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政治高压让社会失去真话 （信阳事件的来龙去脉1）
大跃进中信阳大量饿死人事件的来龙去脉(1)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的大跃进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 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 年 7 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 55 万人的 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 15％。1958 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 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其中，“信 阳事件”最引起人们的关注。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 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在 1958 年，信阳地区辖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确山、西平、汝南、新 蔡、泌阳、遂平、上蔡、平舆、正阳 18 个县和信阳、驻马店两个市镇（当时驻马店为镇）。全区面 积 28000 平方公里，850 万人口。
这个区的一大半面积曾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 为革命牺牲了数十万人。当地的老人说：“对共产党来说，大别山树有功，草也有功。”这里是河南 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著名 的鸡公山风景区就在信阳。
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 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至少有 100 万人因饥 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 40 年，外界还不知其中内幕。 1999 年 9 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 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 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 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
我们 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 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 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 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1、残酷的政治高压让社会失去真话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 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杨、王”（见后文）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 年月 11 月 11 日，光山县召开县 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 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 日以 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 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 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 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 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 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 日张福洪又 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 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 18 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 日中午张福洪 死亡。
据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后来的回忆中说，1959 年春天，为了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马龙山曾让 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当时其它地方也这样做，中共中央没有批评）。庐山会议以后， 把包产到户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马龙山不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 记派他搞的。在专制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张福洪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其它各县的反右倾斗争也很残酷，如息县批斗县委副书记丰佩然，说他否定三面红旗。县委书记徐锡 兰主持。徐锡兰坐在上面，手枪放在旁边。丰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 踢。
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 12000 人次。在政治高压下各级干部 不得不胡言乱语。 1958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 5 亩小麦平均亩产 2105 斤 的新闻，消息传开之后，6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 2 分队平均 亩产 3530.75 斤的消息。7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 7320 斤， 是更大的浮夸典型。
这三颗“大卫星”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是反右倾斗争的“硕果”。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谁要对 高产提出怀疑，就给谁带上“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等政治帽子，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 要挨批斗。
1959 年信阳出现旱灾。在当时全国一片狂热的情况下，信阳地委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明明 受灾减产，却要说产量超过 1958 年。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在 8 月初开了一个各县负 责人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预防饥荒。这个会 议引起不同看法。但不久，庐山会议精神传了下来，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计产量。 在这样的气氛下，产量越报越多，后报的比先报的多，各县领导不敢先报，怕报少了挨批。
据当时大 会工作人员余德鸿 40 年后向本书作者回忆，开始报了 300 亿斤。当时张树藩和邱进敏二人不相信这 么多，让大家再报，报了 150 亿斤，最后落实到 72 亿斤。地委常委讨论时，九名常委中有 8 名认为 1959 年比 1958 年更丰收，1958 年是 56 亿斤，1959 年 72 亿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张树藩只相信 30 亿到 40 亿斤。
8 月底 9 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信阳由张树藩带领县委书记出席（地 委书记路宪文没有出席）。会议一开始就让各地委书记报产量。张树藩先报了地委常委讨论的 72 亿 斤，然后又讲了他自己的意见（30 亿到 40 亿斤），省委对张树藩很不满意，问地委书记路宪文：“你 们信阳是怎么搞的？”在省委的逼压下，路宪文又召集到省里开会的县委书记重新报产量，县委书记 们都低头不说话。在路宪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胆地反问：“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吗？”路 宪文说：“有人对家里报的产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张树藩。接着，召开扩大会议，按照省委 的意图要各地区找右倾典型，并对右倾典型开展批斗。对说过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随即 撤了曹明的职务。（待续）
（注：此文引自杨继绳著 《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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