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余晖中醒来》（10）
而二十二岁的我，没有现在这份豁达，所处的年代也不允许什么情呀、爱呀的词语出现。当我得知日记被人偷看并宣扬出去以后，我好像犯了弥天大罪，抬不起头来。而宣扬最凶的要数秦丽。
日记事件对我的压力很大，每天都处于自责、自怨中。总觉得她们对我指指点点。我似乎听到背后传来“她曾小产过。”的窃窃私语。我自卑，我孤独，我无处去言说。
可工作生活还得继续。
一天早晨，我们照常排队去割草。我是小队长，走在队侧。我已起头唱了好几首歌，路远，还没走到地方，不能沉默，还得唱。不知是心不在焉，还是有心事，一时间竟想不出再唱什么歌，惊慌中，起了个《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预备······”唱字还没出口，从队伍中走出一个叫王群学的人。他把我推到一边，起了另一首歌的头。
我默默地走到队尾，随队伍前进。
我没有愤怒，没有不满，而是自责：明明是朝阳，为什么要唱“日落西山”呢？我心甘情愿的罢免自己小队长职务，作支青中普通一员。
部分支青和老职工一起打土块盖房子，锯木板打马凳，当床用。很快，我们就搬到四人一间的新居。
我孤独无助，想家想得发疯。白天我拼命干活，晚上躲到无人处，对着月亮轻声喊：“娘。娘。我想你。你能听到吗？……”
月亮，只有月亮，才能把我和母亲联系起来，它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是我们的唯一。
我对月亮特别亲。每天晚上都躲在无人处，向它诉说着我的痛苦、我的后悔、我的……开始是边说边流泪，后来就嚎啕大哭。哭得天昏地暗，五内俱焚。写到这里，现在的我还止不住泪流满面。
渐渐地，有一个人走进我的生活，就是那个经常帮助我的王义。
我一直奉行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教条。对王义的关怀和帮助，我心存感激。尤其在我最孤独的时候。他经常到我们女生宿舍来，嘘寒问暖。
开始是对我们宿舍的全体女生，后来就专对我一个。
由于我的血压高，由于我的身体弱，由于我精神上的压抑，我经常昏厥。每当这时，总会有人去叫王义。王义总能找到架子车，把我拉到场部卫生所。
我感到有些人在有意地撮合我们。
对王义的关怀和帮助，我无从报答，当他约我出去走走时，我满心不愿意，但我无法拒绝。
于是，在水渠旁，在树荫下，有我们出双入对的身影。尽管如此，我们连手都没拉过。不是他不想，而是我不愿。
我们的条件悬殊太大，我虽说不漂亮，但也不算丑，他却是头歪眼斜，身高不足一米六。直到现在都不明白，我当时怎么啦，怎么会和他交往，是无助，是孤独，是想家想得太厉害，是报恩情结，还是我有缺陷的性格？
我有个不会说“不”的软弱性格。所以，每次他约我出去，我满心的不愿意，就是说不出口，总会随他而去。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说，他看我不说话，也不多说，就唱歌。他的男中音很好听，唱得也很到位。每当他唱起：“九一八。九一八。……我离开我的家乡，流浪。流浪。……亲娘啊。亲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时，我都哭得不能自持。
第二十一章 文革中的奶牛场文革风是在1966年8、9月份刮到新疆奶牛场的。
支边青年成立了两个红卫兵团队。多数青年都参加了红卫兵，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他们把纸糊的高帽子戴到指导员头上，批斗、游街。干事祝禅仁陪罪，他的罪名是“政治小爬虫”。
祝干事老老实实低头站着，任人推来搡去。红卫兵举着拳头高声喊着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小爬虫，打倒当权派的走狗！”
他不愤怒，不辩解，平静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批斗会开完了，吃饭的时候，他端着碗，笑嘻嘻地和批斗他的人打招呼。他和支青蹲在地上围成一圈边吃饭边说笑，好像刚才的批斗是演戏，现在卸了妆回到正常。
大家都去闹革命没有人去生产。两个造反派的成员每天写大字报、贴大字报，传达最高指示。多数人在亢奋忙乱中。
支边青年每月的工资是24.2元，不够用，就经常干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勾当。羊奶成了抢手货，我们爱上了那“膻”味。
我和王义是逍遥派，没参加任何组织。
第二十二章 横祸如果没有那场横祸，我可能会告别王义，听从母亲的安排，到乌鲁木齐去找一位旧邻居。
可，横祸发生了。
那是在1967年3月份的某日。一大早，我所在的女生宿舍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我们宿舍共住四个人。来的人都坐在其他三张床沿上，说说笑笑。也有人和我打招呼，问这问那。我正趴在床头的箱子上写信。
她们平时都不太接近我，对我敬而远之，今天怎么啦。我想出去打瓶开水。刚一弯腰摸到水瓶，她们就抢过去替我去了伙房。当时心中还升起丝丝暖意。
北京时间十一时，新疆时间九时，有人在门口喊：“开会了，开会了。”她们替我拿着小凳子，簇拥着我向会场的一块空地的走去。我坐在她们中间，四周坐满了人。我抬头向主席台望去。主席台上并排放两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厂部革委会主任、我们连队两派头头、还有一个不认识，看着装打扮像公安局的人。
再看横幅，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
红布，白纸，黑字：坚决镇压刺杀毛主席像的反革命分子王义。
我这才明白今天为什么这么反常，甚至连打开水都有人帮我，那不是帮助，是软禁，是封锁消息。
当我正为会场上方的横幅标语所震惊时，大会开始，主持人宣布：“把反革命分子王义押上来。”几个红卫兵推推搡搡的把五花大绑的王义推搡倒主席台前边。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王义。”“谁玷污毛主席像就砸烂谁的狗头。”“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在林立的手臂中，在震耳欲聋口号声中，我差点昏厥。我坚持着倾听台上的揭发。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在1966年11月下旬的某日，天下着小雪。王义从外边回来，一边走，一边哼着《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歌曲，推门进入男生宿舍。
宿舍里有三张床，北边靠墙一张，东西各一张。新疆天气冷，早早地就把北边窗户用土块堵上了。窗户的凹洼处，贴着一张烟熏火燎的毛主席像。
在火墙处有一取暖火炉，上边坐着锅，锅里煮着狗肉。灶台上放着一盏柴油灯，突突地冒着黑烟。有两三个男孩围着锅翻弄狗肉。他们的身影奇大无比的在墙上晃来晃去，房间里更加黑暗。三张床上都坐着人。大家正说说笑笑，等着吃狗肉。王义哼着歌推门进来随手关上门，顺手从门后拿起一个锄头杆，对大家说：“我练刺杀给你们看。”说着就杀。杀。杀。三步向前，锄头杆就冲坐在北边床上的一个女孩刺去。女孩“妈呀”一声躲开了，锄头杆就对准了贴在北窗凹洼处的毛主席像。据说离毛主席像还有二尺多远。他转过身来又杀。杀。杀。三步迈到了门后，扔下锄头杆，就抢吃狗肉去了。
谁都没注意。连他本人都没意识到锄头杆对着主席像了。一个有心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写在检举信中。这个人叫沈敬秉，是和我们同车来的支边青年。
沈敬秉的爷爷是地主，为了争取做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他积极要求支边。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让他产生这种昧着良心的举动？
王义被捕后，我迅速做出决定：
一、为他翻案，报他平时关心之恩。再说，这的确是个冤案。
二、他出狱之日，就是我们分手之时。
于是，我写大字报进行反驳。焦点是在有意还是无意的辩论上。我认为是王义是无意的。阶级敌人不会那么傻，这么明目张胆的、众目睽睽之下有意去刺杀毛主席像。
再说，一个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西北边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怎么会对党的领导人毛主席怀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 对方也毫不含糊，直接把我推到阶级敌人那一方。
说我为阶级敌人翻案，就是阶级敌人。并说我是阶级敌人的后台，说刺杀主席像是我谋划的。
连队两派红卫兵对我齐声呐喊，要砸烂我的狗头，要坚决镇压，大字报铺天盖地。
不知是我的出身好还是幸运，场部和公安局都没有动静，没有人来抓捕我。
我天不怕地不怕地奔走于场部和公安局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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